那些年,我们在岁月累积下的成长......
春节过完的第一个工作周,想必许多人还对整个长假充满了回味。这个传统的节日不论你过或者不过,它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并且见证了我们在岁月累积下的成长。
夜,沸腾着笑与泪 \ 心,在迷茫中沉醉 \ 沉重的回忆,一杯一杯激荡心中的火,任风吹\ 歌,唱完有谁来陪?酒,难说心中滋味……
我喜欢这歌名,更喜欢潘源良的歌词。
1990年年初,我刚参加工作半年,从哈密路雕塑室被借到设计院帮助搞质量管理。应院伙伴们的邀请,参加院春节年会节目的排练。为了练好歌,我们一下班,就涌进茂名路我朋友开的酒吧练唱,因为他那里有套当时很稀奇的卡拉OK设备。我们准备的节目是小组唱《东方之珠》,领唱的是现在任市绿化局局长的方岩,他的歌声真传童安格。许蔓声音,委婉唱陈淑桦。胡宏沧桑,唱李宗盛。还有徐萍、张婕、宋军良、姜志斌、秦文钟、韩莱萍。我因为老掐音,被安排唱歌词最短的潘越云。
终于站上了设计院的舞台,我心跳不已。心里不停的叮嘱自己“别砸了,别拖了大家的后腿。”但轮到潘越云的高音处,我却扯不上去了。幸好方岩及时接过去,救了我的场,掩却了我的窘迫。
歌毕,我们排队下场。经过雕塑室座位的时候,雕塑大师葛云庭大声嚷道:“小周,侬唱得太难听。要是我,死死掉算了。”我如雷击,杵在那,不知是坐好,还是给全院的同事赔礼道歉好。我记得,韩莱萍揽过我,说:“不要睬伊”,拉我到她身旁坐下。回家我哭了好久,想到众目睽睽之下,自己的愚蠢和无能,竟有死的念头闪过。
现在大了,早已不记恨葛大师。在德国的10年里,我懂了,欲致你死地的不是失败,更不是某个人,而是你没有具备面对失败的豁达。葛大师许多年前已经去世了,说来好笑,他肯定不会想到“唱得太难听,死死掉算了。”这句话,竟使我对卡拉OK惧怕了20年。
但这个恐惧症在一次出游中,得到了救治。 2011年,外甥东东考进了交通大学。作为奖励,我带他游意大利和希腊,我们报了一个旅游团。
旅游开始后才知道,我俩参加的是一个专业音乐旅游团。因为和团里成员都不熟,我俩就坐在大巴的第一排,其他人都远远的坐在大巴的最后几排。本想他们一路上会歌声不断,我姨甥俩可以大饱耳福,谁知道音乐人们却矜持异常。
司机是一个不善言语的意大利中年男子。因为晚上过海峡,我们在船上没有睡足。一上车,大家就歪斜着睡着了。几个小时过去,车驶入希腊境内。司机听到大家醒来的声音,就打开了车载电视,放上中国卡拉OK 片子,并示意我把话筒放在前排的桌上。看起来,这是他特地为迎接中国客人准备的节目。一首首歌过去,却没人开口,更没人到我桌上取话筒。这位意大利人急了,一边开车,一边挥着手,背对着我们,用发音不准的中文叫道:“唱、唱、唱”。后面满是推来让去的声音,但依旧没有人到我这来领麦克风。看着意大利人失望的后背,联想到自己在国外打工和他相同的经历,心里很难过。正好屏幕上在播《敖包相会》,于是我拿起了话筒。抖抖索索歌毕,从后面竟然传来了掌声。我知道,那是上海人的礼貌。趁着余温,我站起来,将话筒送到了后车厢。哇,看起来暴丑这招真管用。是啊!我的面子又算得了什么呢?从那之后的几个小时,车厢里活跃非凡,专业级的歌声一路飘荡。
晚餐的时候,大伙已经非常熟络。一位老师夸奖东东道:“东东,侬只男声唱了老灵呃嘛!”东东做了个汗颜的手势,低着还没变好的声音道:“那不是我唱的,是我小阿姨唱的。”老师:“啊!噶粗只声音啊!”没话了。一旁的我,抱歉的朝这位老师耸了耸肩。
在回上海下飞机分手时,上海师范大学声乐系杜圆圆老师拉住我的手问我:“你的声音很特别,愿不愿意跟我学声乐?”这回轮到我“啊!”了。杜老师道:“你的声音很稀有,是女中音的好苗子。我来教你,不要你学费。”从此,我开始了跟专业老师学声乐的路程。从学声乐开始,我学会了认识自己。
杜老师的第一课就让我明白,我的声音成不了宋祖英或韩红。第二课我懂得了,我就是我,我的优点是底下的音域宽,上面的高音窄。针对我的情况,杜老师开始了对我“夯低拓高”的训练。
今天,我不再惧怕歌谱里的6和7,不再惧怕卡拉OK。我希望在自己的生命里更知道自己是谁。能宽容别人,更能学会宽容自己。如谭咏麟唱的:
不管喜和悲,卡拉永远OK \ 幻梦都破碎,卡拉也会OK \ 汗与泪歌声中交汇,留住所有安慰 \卡拉永远OK,永远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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