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为何有普希金雕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偶遇“普希金”，触摸的不止是历史，而是我的职业生涯也将告一段落，这才产生上海街头为何有普希金雕像的疑问。冥冥之中，我又回到了原点。

上海街头为何有普希金雕像？

撰文/颜光明

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不会不了解普希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就买了由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两册。在今天不读诗或开始对诗陌生的年代绝不会想到那时青年人对于“文艺”的疯狂就像现在追星般的时尚。在单一的社会形态下，不少年轻人都把做文学梦当作了人生的航标，或一夜成名的捷径，改变命运的手段。在我的记忆里，上海当今文坛上涌现出来的不少老作家就是那时的产物。

日前因参加一个自媒体的年会路过汾阳路、岳阳路、桃江路的三叉路口时看到了普希金雕像。让我驻足了许久。这倒不是因为欣赏和好奇，而是在想，在上海这样一个幽静的有点异国味道，过去被称之为法租界的地方怎么会矗立一座俄国人的雕像？直觉告诉我，这背后有戏。

其实，我早就知道普希金雕像在这里重建，1987年落成时还成为上海的文化新闻。引起我关注的是，早在五年前我就买了这位诗人的诗集。当时我就在想，上海也正是大气，在最优雅的街心花园中树立一座外国诗人的雕塑，显得有品位，而且有胸襟。不过，我还是在想，缘由是什么？语焉不详。当然，环顾四周，除了有上海音乐学院之外，还有不少西式洋房，花园别墅，聚集了不少社会名流。置身此处，如果没有中文，确实很难辨识是在中国。即便是在今天，也是老外最喜欢来此逗留的地方，他们对周围环境一点都不陌生，犹如回家的感觉。不要说上音的洋气逼人，附小的贵气十足，就连慕尼黑的啤酒标牌都是那样纯粹，门口玻璃棚拷贝不走样，不远处还有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法国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设计的洋花园（今叫襄阳公园），老布什和普京都曾慕名来此小憩，遥想过往，回味上海。

难怪老上海都喜欢来此沾点洋气，或在这里的咖啡馆有事无事地聊个天，谈情说爱也觉得有情调，年轻人泡在啤酒屋里邀上三朋四友买醉感到很有范儿。上海有一位女作家就专门捡这些风情说事，夹杂着旧上海的风流逸事进行穿插，将“老晨光”的故事裹上梦幻般的外衣，有意无意地抬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优越感。于是就有了“外地人看南京路，上海人逛淮海路”之说。本地人还常拿此来作比较，讥讽新天地是“拆了真的造假”的“伪海派”。我有一个朋友专门以写“老克勒”出名，在他笔下的“少数派”，个个都是“生活家”，而且神秘又富裕。某车企还专门请他来讲上海的海派文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上海老洋房（外国里弄房子）有卫生间才算是吃香的住宅。

这是个很有见地的发现。在老上海看来，过去住宅有否私家卫生间是衡量文明和阶层的分水岭。一位我所尊敬的老先生曾对我说过，热水器解决了在家洗澡无疑是一件最幸福的事，这是继卫生间独用之后最大的文明进步之一。这种来自于租界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西式的文明生活。今天看来，崇洋迷外并非空穴来风，尽管现在改口叫海派文化，但内容大致没变，至今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些事和细节。有趣的是，凡是豪车在上海做品牌传播时都离不开对其生活方式的介绍。长安标志雪铁龙DS品牌主管对我说，上海是最适合做DS生活方式的地方，并专门在原法租界的老洋房里举办媒体年会予以证实。现在看来，外滩的洋楼与上海人的生活其实是没有多大关系，南京路也只不过是放大的百货公司而已，倒是走进上海老式洋房才能真正了解这座城市的B面。

“上个世纪初，上海的白俄侨民多达三万之众。”上海一位善于哲学思考的学者就此专门撰写了两本有关俄罗斯侨民在上海的小说，还原了历史真相。在他的笔下，上海白俄是因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流落上海的俄裔“难民”，其中不少是贵族或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教授、建筑师、医生和音乐家。我有一位老朋友的俄语就是跟一位白俄老太学的。他告诉我，那时（上个世纪50年代）一对一的教，以练口语为主。在他的印象中，白俄都是一些落魄的贵族或受过教育的人。当然，也有从事低下的帮佣和厨师甚至是下九流的也有，因穷困潦倒，沦落街头，老上海鄙视地叫他们是“罗宋瘪三”。

资料显示，上海普希金雕像是旅居上海的白俄侨民在1937年以纪念这位诗人逝世100周年为名集资而建造的。说明这些身在异国的白俄心里没有忘记他们来自哪里。我想，普希金，在上海白俄心里就是故国和家园的象征，代表了寄托。正如普希金在他的《小鸟》中所写的那样——

　　在异邦，我虔诚地遵循着

　　祖国的古老风俗：

　　在春天一个明朗的节日，

　　一只小鸟被我放出。

同样，生活在上海的这些俄罗斯人一夜之间成了无国籍的人。他们的处境和生活就像普希金在《致大海》之中所呐喊的那样——

　　我全心渴望的国度呀，大海！

　　多么常常的，在你的岸上

　　我静静地，迷惘的徘徊，

　　苦思着我那珍爱的愿望。

写出了这帮无家可归的俄裔难民的心境：“我的心灵将越过我的骨灰，在庄严的琴上逃过腐烂……”（普希金《纪念碑》）。诗是有力量的情绪表达，它是文学之母。我想，上海白俄选择普希金作为城雕来纪念他是代表了乡愁，对命运的悲凉。这就难怪一位学者要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这批异邦人的理由。这也是继犹太人在上海的又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我熟悉这位学者，曾多次在本世纪初上海鞍山路上一家私人书店里碰面，我们交谈过。书店虽小，那是读书人的驿站。如今早就被资本吞噬，成了熟食店。

上海的国际化不是术语。早在1949年之前，老外在上海就像跑码头闯江湖的移民一样，他们熟悉上海的马路弄堂，也跟“阿拉”混居在石库门里，只是长相和肤色不同罢了。但他们的身世却已穿越国界，带有时代变化的世界风云和国际化的痕迹，当时的上海也正处在历史动荡的风口上。

此时的普希金雕像也难以幸免。在上海沦为孤岛时，被日寇拆毁。1947年，抗战胜利后上海的文化进步人士和俄罗斯侨民又将它重建。说明，这座雕像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诉求——依然需要诗的喷发和内心的呐喊！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期间，再次被殃及，令人苦涩而费解。直到1987年，第三次再建。当“普希金”重又归来时，却成了这座城市的人文景观，凭吊历史的遗迹。这也许是上海城雕史上的仅此一例，但它给人留下的回味是那样的绵长而深远。这是为什么？当然，这是一段厚重的城市记忆，不会像“夜上海”那般轻歌曼舞的好玩，而是上海D面或C面的折射。

在上海街头遇上“普希金”，想到的不是纸醉金迷的不夜城，而是诺亚方舟上的流民图。在上海的历史中不仅接纳过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还收留过“无根”的白俄人。那时的上海才真正叫做国际化的大都会，海纳百川的大码头。如今，走在淮海中路上，还能找到白俄人留下的诸多痕迹，追溯往事，激活记忆。在老上海的印象中犹太人和俄罗斯人是最能融入上海生活的老外，他们从事的不少服务业如咖啡馆、食品店、面包房、西药房、皮草行、洗染店、照相馆、琴行、舞厅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这座城市及市民生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偶遇“普希金”，触摸的不止是历史，而是我的职业生涯也将告一段落，这才产生上海街头为何有普希金雕像的疑问。冥冥之中，我又回到了原点。记得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1982年）时买下他的诗集（《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不曾想的这么多，而当我站在他的像前却已到了退休的最后一天。这种巧合，正如普希金1830年写完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后的感慨，在《工作》这首诗中所流露的那样——

　　我热望的时刻来到了：多年的工作已告竣。

　　为什么有一种不可解的沉郁悄悄袭进我的心？

　　可是因为我功业告成，便像个无用的短工

　　取得报酬后呆立着，对别的活计都很陌生？

　　或者因为我恋恋不舍这深夜底沉默的心腹，

　　这金色黎明底伴侣，神圣的家神的守护？

想不到在近两个世纪前，普希金就已经把码字的描绘成“无用的短工”，于今天的“知识民工”如出一辙。是的，如今，我就想干完活的小工呆立着，感到什么都变得那么陌生起来……

2016年2月4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