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伟大开拓者——曹春生谈刘开渠先生

刘开渠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  大理石  1955

2013年4月郅敏采访曹春生先生时合影

郅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二级美术师，以下简称郅）：曹先生好。刘开渠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教您的？

曹春生（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住建部城雕委艺委会名誉主任，以下简称曹）：我1957年入学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三年级即1959年，刘先生教了我半年课程。因为1958年中央美院雕塑系没有从事校内教学活动，雕塑系全体师生都是根据“十大建筑”的雕塑创作工作需要，将教学跟创作结合起来，那时候刘开渠先生还在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收尾工作。当时中央美院雕塑系参加了军事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的雕塑创作设计和制作工作。1959年完成“十大建筑”的雕塑创作任务以后，我们回到学校继续进行专业学习，开渠先生也是在1959年正式进入中央美院的。刘老对于到雕塑系来教学，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他进入雕塑系开始从事教学的第一个班级就是我们这个班。

1956年8月，刘开渠（中立者）与王临乙（右一）、滑田友（右二）等创作人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工作室。

郅：我们都知道，上世纪初叶，中国的第一代留法雕塑家是中国现代雕塑和雕塑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作为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刘先生是如何教授西方雕塑的？他对您艺术生涯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曹：开渠先生在担任我们班三年级课程的时候，1959年下半年我被选派到苏联去留学。临行前我找到刘先生，很想和他谈一谈，听听老师的嘱托。那时候开渠先生对我能有机会去苏联学习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机会太难得了，甚至于很羡慕。他对苏联的文化艺术还是很了解的。从传统渊源来讲，苏联的艺术是欧洲传统艺术的延伸，只是由于当时社会制度不同，苏联更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反映生活、表现人民、表现国家历史。他对我说，你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要珍惜，并且特别希望我能把欧洲传统雕塑的学问扎扎实实地学回来。那个时候，开渠先生已经接受我们党所提倡的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文艺政策。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但他们那一辈人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很看重的。开渠先生认为艺术家应该不断学习，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国家的历史。特别是雕塑艺术，表现的内容更要侧重于国家的历史，为人民和人民的英雄树碑立传。那时苏联跟我们国家的文化交流比较多，大型的苏联美术展览也来过，有很多介绍，苏联的雕塑成就也令我们当时的雕塑家很羡慕。所以，刘先生一再嘱咐我要很好地把人家的基本东西学到，包括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段。当时国家派去苏联学习绘画的多一些，学习雕塑的学生不是很多，钱绍武先生是第一位去苏联留学的，第二位是董祖诒，我是第三位，后来还有王克庆和司徒兆光。

1979年冬，刘开渠与朱德群（左）在罗丹博物馆外院合影。

郅：1928年，刘开渠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得以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从各种资料上看，他们那一代人不仅充满了艺术理想，对国家、对民族也都抱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曹：是的。开渠先生早年追求真理，投身革命斗争与进步文化事业。1920年考入北京美术学校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反对守旧，倾向进步。这期间他跟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等，都有过接触。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先生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在法国读书时，开渠先生在著名雕塑家卜舍教授指导下学习雕塑，刻苦努力，成绩优秀，深得导师的赞赏。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霸占我东三省，祖国处于危难之中，刘先生忧国忧民，毅然返国参加抗日战争。当时，他创作了不少歌颂抗战的雕塑，特别是在上海、重庆，做了很多抗日将领的雕像，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雕塑家在那个时候的创作活动是跟国家整个的形势和命运紧密相连的。

1979年冬，刘开渠（左五）等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成员赴法国、意大利参观。

郅：1952年刘开渠先生调北京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之前，已经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并身兼杭州市副市长。是什么契机让刘先生留在北京的？

曹：开渠先生主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创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雕塑界第一个头等重要的创作任务和光荣使命，刘老为此倾注了全部身心，和老一辈雕塑家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创作任务。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创作工作结束以后，开渠先生希望留在北京，他认为北京总体的学术环境、各方面环境更好一些。而且他也想能更多地从事雕塑教学和创作工作。当时上级领导考虑到江丰先生已经是中央美院的一把手，所以任命刘先生为中央美院的副院长。开渠先生也是很有影响的民主文化人士。他后来跟我们谈过，他之所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不是因为他是雕塑家，而是因为他在抗战时期帮助党做了很多进步工作，是因为他对党和国家革命事业的贡献。刘开渠先生一直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雕塑艺术家，刘开渠先生始终怀着一颗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没有忘记用雕塑刀为国家效力，创作了一系列重要的雕塑作品。

刘开渠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局部习作(一)  大理石  1955

郅：在很多资料中提到，刘开渠先生曾想成立中国雕塑院，为此也经受了不少挫折。

曹：在“文革”以前刘先生组织、领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创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反右”的时候他也没能逃脱劫难。那时候刘先生提议成立中国雕塑院，其目的是把人才集中起来，保留下来。因为雕塑创作必须要有一个团队，特别是国家有一些重大的雕塑创作项目时，需要有高水平的团队来做，而当时很多雕塑家由于没有机会来从事雕塑创作而已经改行了，所以刘老想成立中国雕塑院来储备人才。但是他的这个建议在当时遭到了批判，有人批判他的言论与“右派”言论如出一辙，一些人主张将他划为“右派”。由于周总理认为刘开渠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刘老这才躲过一劫。

郅：上世纪80年代，我国雕塑事业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刘开渠先生积极支持、参与并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名义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建议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一致肯定与支持。此事给当时的雕塑界以极大的鼓舞，可谓盼来了中国雕塑事业的春天。

曹：是的。1982年，由刘开渠先生牵头，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名义给中央打的报告，说国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可以适时地考虑城市雕塑的建设。这个意见提出来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有常委都非常赞成，都签署意见支持这个事情。在党中央支持下，1982年8月成立了由两部一会（建设部、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领导，由刘开渠先生任组长的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从此，规划组在刘先生具体领导下积极推动全国城市雕塑的规划与创作活动，开始了新时期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的新局面。当时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刘开渠先生，小组成员除了建设部、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代表成员，还有傅天仇、程允贤、王克庆、我和司徒兆光等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嘛，作为规划组的成员，后来作为规划组的秘书、秘书长，一直在刘老身边工作。

郅：请您谈谈刘先生领导的“小组”工作。

曹：在1982年第一次全国城市雕塑建设学术会议上，刘先生就鲜明地提出：城市雕塑建设一定要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先搞试点、逐步展开”，“坚决防止一哄而起、粗制滥造或照搬照抄”等问题的发生。为确保全国城市雕塑建设的健康发展，刘先生在规划组成立之初就已提出：凡是国家重大题材或规模较大的雕塑项目，应由省级城雕领导机构在根据相关省委、省政府的审查之后，报全国城市规划组审批备案。之后又实施了颁发城市雕塑设计资格证书的规定，以加强城市雕塑建设的管理，保证所建雕塑的高质量。为确保我国城雕建设从设计到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刘先生真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热情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展现了他作为老艺术家和伟大爱国主义者的品格。

　　自1982年至1993年的十余年间，雕塑规划组在刘先生领导下先后组织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方案展览、全国城市雕塑规划工作会议、全国优秀城市雕塑作品评奖活动。在1984年第二次雕塑规划会议上特别提出了城雕建设要积极稳步、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提出有重点、试点分批进行，并建议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试点，以总结好的经验。在这十余年间，我有幸能在刘先生身边工作、学习，他是长辈又是我的导师。工作中他从来都是与你商量、商议，倾听你的想法，真是十分的民主，让我们后辈快乐地工作。刘先生常和我们说：“当今的中国雕塑家很幸福，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要抓住机遇为国家多做好作品。”他一直教导我们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动摇。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局部四)

郅：刘老对推动国家城市雕塑的建设方面，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他算是始作俑者。

曹：对，始作俑者，因为他是一面旗帜。我们大家都愿意跟他一块来干事，他发话，我们很信服，也很尊重。老先生的头脑很清楚。在雕塑家里，能掌握全局、有政治头脑、关注国家最大最根本的事情，刘老是第一人。我觉得，刘老在我们整个城市雕塑建设发展中，是有卓越贡献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郅：作为学生和共事多年的朋友，您觉得刘开渠先生是怎样一种性格？他对雕塑事业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曹：在他那一辈艺术家当中，刘先生是一位很有政治敏锐性、心怀大局、具有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的雕塑家。当然也因为有各种行政职务，花去了他很多宝贵的时间，他的很多雕塑创作的想法未能实现，随着年纪慢慢大了，他的雕塑就做得比较少，也有很多遗憾。那一辈老雕塑家，除了滑田友先生从法国带回来很多在法国做的优秀习作和创作以外，解放后在当时的国内政治局面下，他们的雕塑创作相对也有限，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他们那一代人艺术上的高峰。刘开渠先生以他那一辈人的宝贵经历，兢兢业业传授经验、培养后辈，全心投入雕塑艺术，一直到后来向中央领导建议开展城市雕塑建设，一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具有人格魅力和凝聚力的艺术家和领导者，大家对他的人格是很尊重的。他是一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而且他总是能够看到大的方向，坚持大的原则。在这一点上，他是有帅才的，当时的雕塑界恐怕也没有人有刘开渠这个能力和本事。

刘开渠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二十个年头了，由刘先生等老一辈雕塑家用毕生努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雕塑的大好局面已持续至今，很欣慰看到中国雕塑艺术的未来后继有人，更多的中青年艺术家正沿着老一辈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努力前行。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