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在老鹏城和旧宝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它有荣光的历史，有值得纪念的山川和风云际会的人物，新的深圳更是云集各地人才。按德国美学家莱辛所说：“美的人物产生美的雕像，而美的雕像也可反转来影响美的人物，国家有美的人物，要感谢的就是美的雕像。”深圳的街道和公众聚集的地方，我们有计划、有秩序地树立起它应有的形象，使特定的空间形成某种特定的气氛，深圳便是经济与文化携手并进了。
壹
由于预算等问题，大鹏城徽最后不了了之。好在“大鹏”这一形象作为深圳的标志之一已深入人心……它似乎以另一种方式飞进了千家万户。
初来目睹水漫深圳，以为海潮作祟
有记者说，我出名比深圳早。
我1979年就出名了。那一年，我带着117件木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木雕展，广州、北京和香港的一些媒体都对我的报道与评论，许多刊物刊登过我的作品。正因为如此，深圳刚开放，在省里任职的黄施民就对当时在广州雕塑院工作的我说：“你来深圳做雕塑吧，有任务做。”
1980年7月底，我抵达深圳，一出火车站，但见水光映天、茫茫荡荡，到处是水塘浅洼，我心想，深圳原来是个沼泽地。看着虾游蝌走，蟹洞错落，觉得这里的螃蟹一定很多。
等走到东门工人文化宫附近，我便询问市政府在何处，有人指着前面一座像大门一样的水泥框架说：市政府就在那儿办公。在市政府附近的招待所里，我见到了时任深圳市委秘书长丁励松，他挤在人群中，同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往外搬地毯，工作人员都卷着裤腿、赤着脚、光着膀子，一个个满身泥水，油光满面，就像拳击手。他跟我说：“遗憾得很，这会儿顾不上你，昨晚突然降了一场暴雨，整个深圳都被水淹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看到的水塘不是海潮，而是暴雨造成的。
眼见招待所没法住，我就跑到附近的宾馆去。那时老百姓上洗手间，很少使用卫生纸，所用清洁材料都是树叶、树枝，厕所很快就堵死了，恶臭溢到走廊。我休息了一中午，想着宁可睡招待所湿的床，也不愿睡臭气熏天的宾馆。就又折回工人文化宫的招待所，谁知一躺下，床板的潮气隔着凉席往上翻，好像睡在冲浪的滑板上。
我无法入睡，起身与服务员聊天。服务员说：“你昨天来才好玩，所有茶具、家具全浮在水上，根本不用自己搬。”
那时我对深圳印象不好，觉得这里是个大农村。后来住到原宝安县的招待所，开始与丁励松等人商讨深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雕塑。我找来《宝安县志》看，无奈里头并没有什么特殊事迹。又查《辞海》，得知“圳”字的意思是小水沟，也无其他有意义的传说。
那时市委领导都没有带家眷，夜里聊天机会多。一日，丁励松兴致勃勃，到市长办公室来，见我坐在那里，脱口而出：“行啦，深圳在明代建有大鹏城，现在还有大鹏公社和大鹏大队，咱们就做个大鹏吧。”
确定鲲鹏为城徽后，我着手查阅资料，从1980年8月至1982年3月，先后设计了数十稿。但由于预算等问题，大鹏城徽最后不了了之。我很理解，好在“大鹏”这一形象作为深圳的标志之一已深入人心，鹏城、大鹏奖、大鹏杯……它似乎以另一种方式飞进了千家万户。这座雕塑至今仍在我心中孕育。
贰
《抚爱》是深圳当时唯一一座雕塑，每天都有人来与它合影。那些年，城市文化尚未建立，人们不一定理解它的内涵，但起码他们觉得它很美。
《抚爱》成深圳第一座城市雕塑
虽然“大鹏”雕塑没能立起来，但我的另两座雕塑作品《抚爱》与《大象家族》却出现在深圳。
当时，黄施民在香港的美术杂志上看到我的作品，问我：“《抚爱》是什么意思？”《抚爱》刻画的是一只大长颈鹿照顾小长颈鹿的场景，我说：“这是关爱第二代的意思。”他立刻想到：“我们搞经济特区不就是为了第二代么？”又问：“《大象家族》什么意思呢？”我说：“是秩序，大象是最有组织性、最有秩序性的，壮的带队，老弱在中间，队形不能变，秩序很重要。”他又说，搞经济特区就是要有秩序。
他挑了这两幅作品作为城市的雕塑，我重新构图塑造它们。《抚爱》成为深圳第一座城市雕塑，1980年被摆放在文化宫内，现在放在宝安公园里。这是深圳当时唯一一座雕塑，每天都有人来与它合影。那些年，城市文化尚未建立，人们不一定理解它的内涵，但起码他们觉得它很美。多年后，一位从武汉调来深圳工作的朋友认识我后很惊喜：“原来这个雕塑是你做的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深圳吗？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座雕塑，觉得深圳太美了。”
但那时我还在广州工作，这两尊雕塑也都是在广州完成的。
1983年2月，市政府在银湖要建一个高级宾馆，需要一些艺术品，市里又一次把我从广州请来构思。我就与我的夫人、同为雕塑家的乔红一起在广州深圳两头跑，制作雕塑《迎宾图》。
那是一项大工程。市领导常来视察，次次见我坐在跳板上叮叮当当地敲打，亲自处理迎宾图中每一个人物的嘴角与眼角，就说要把我正式调来深圳。
1984年11月15日，我正式转来深圳。先成立了深圳市建艺公司，运营3年完成1件作品——深圳图书馆前的《上下五千年》木雕。
我是全国第一个做出《上下五千年》雕塑的，后来有很多人模仿。上世纪60年代在美院上学时，我从美学家宗白华的一篇文章中了解到，外国美术史以建筑为重，中国美术史应该用书法来体现。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制作图书馆前的雕塑时，我便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字演化来表达。
做任何一个工程都有很多故事在里面。当时，为了获得合适的材料，我亲自到广州珠江木材厂的水库去，挑选储藏在水里的木头。9米多长的木头，每一根我都从头敲到尾，转着敲、翻来覆去地敲：有虫眼的木头，声音像鼓，是空的；没有虫眼的木头，声音很实。木材厂的工人觉得够呛：“干你这工作比我们还累。”就这样，我花了一周时间挑选了9根木头，完成这个作品。作品完成后，许多城市的图书馆都想要，我拒绝了，这是深圳的。
叁
这座雕塑单单制作就花了3年多，又搁置了3年多，前后共7年。2000年11月14日，恰逢深圳特区建立20周年，《邓小平》塑像才在莲花山上立了起来
雕塑院归属城市规划，深圳独一家
1985年的一个礼拜天，外头下着雨。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李灏书记来你家坐一坐行吗？”当时，家中正有客人，我说：“你来，我没车接你，外面下着雨呢。”他说：“我们自己散步过去。”
到了之后，李灏问我公司做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搞公司可以养活自己，但建议别有过多行政上的干涉。
他就建议我别做公司了，他帮我找个单位挂靠，我可以在家中自由做雕塑，按月领工资。就这样，我挂靠到深圳美术馆。
又过了2年，李灏去欧洲参观，去了但丁家，发现那个旧宅虽破，宅里居然有塑像，因为有了塑像，房子的身价就不同了。他意识到了雕塑的重要性，回来后就建议我做雕塑院。但他又说：“我要跟你明说，现在我们钱不多，但是将来有钱了必然要做雕塑。”
深圳雕塑院是在1990年1月5日正式成立的，归属城市规划，放在建设局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的雕塑院都属文化局管。但我觉得深圳这座新城市不能再走这条老路了，雕塑是为城市服务的，且与城市规划牵涉众多，若不了解地下管道、消防通道、电缆通道的布局，雕塑就立不了。
雕塑院成立几年后，我做了邓小平雕塑。这是件很偶然的事。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深南中路上立起他的画像，画像是用铁皮油漆做的，油漆的收缩系数比铁皮大，太阳一晒，铁皮就一片片往下掉，每半年就要更换一次。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去找深圳市当时分管文化的副市长李容根，见他围着办公台走来走去，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说：“滕院长，你来得正好，你想个办法，邓小平的画可以不用半年画一次。”我脱口而出：“那太容易了，做个雕塑，2000年不变。”
没过多久，邓小平塑像被列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程。
肆
一只神态安详的鸟，沉醉于夕阳之中。对我而言，夕阳绝非受罪，而是一种享受，我沉醉于夕阳之中
为邓小平塑像，光制作就花了3年
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支持下，我肩负起《邓小平》塑像的具体筹备工作。
当时，我的老同学白澜生刚做完一个《邓小平》塑像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我进京找白澜生，问他要了一套雕塑的照片。回到深圳，大家一致认为，白澜生的《邓小平》塑像既然已由国家收藏，说明没问题，大可按照他的原作照片制作深圳的《邓小平》塑像。但我总觉得，老同学运用写实表现手法创作的《邓小平》塑像虽无可厚非，可所表现的邓小平90岁时的站立形象却值得商榷。
我不禁想起1956年，我在首钢当工人时，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场景：首钢工厂很大，每日下班，火车都会经过工厂。那天，火车来了，挡住了去路，我站在路边等火车过去，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身边，我低头一看，是刘少奇，再一看，还有邓小平。
我又想起一张照片：1963年，邓小平从莫斯科回来，从机场出来，总理去接他，他整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很高大的。
两次印象接连在一起，我愈发觉得老同学的作品无法体现邓小平的形象。困惑之余，我拿着白澜生所做雕塑的照片去找邓小平的家人，他家人一下将照片甩到桌台底下，说：“这不是邓小平。”我问他：“你能不能把他的特点跟我说一下？”他说：“老爷子走路特别快，80多岁时，孩子们跟他爬黄山，还爬不过他。”
这是其一。其二，我看过《赫鲁晓夫传》，对当中一个细节记忆犹新：1956年，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赫鲁晓夫问毛主席：“你将来接班人是谁？”毛主席就说：“你看，边上那个，走路最快的，比较矮的那个。”毛主席早就看上邓小平这个特点了——走路快。
再联想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说过：“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大一点。”这下，他走路快的生活习惯与他的政策统一起来了：步子要大，而且要快。就这样，我确定了以邓小平上世纪60年代的身材和上世纪80年代的形象来做他的雕塑，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理论是用脑袋思考出来的，而形象主要指的就是脸部的特征。他的姿态是从容、潇洒的，这种从容，在雕塑上表现为眼角、嘴角比较开放，耳朵往上。鼻子也很重要，翼高一点低一点宽一点窄一点，所表现的性格都不一样。
我做了个20多公分高的小样，拍下来给他的家人看，他们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定了下来。这是一个艺术工程，必须依靠团队力量才能完成。所以我、白澜生、刘林、杨金环4位雕塑家全被集中到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一起创作。
这座雕塑单单制作就花了3年多，又搁置了3年多，前后共7年。2000年11月14日，恰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邓小平》塑像才在莲花山上立了起来。
雕塑揭幕当天，我在家中通过电视屏幕收看揭幕情况，心情淡然。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最重要的是靠作品说话。现在，深圳人人都知道邓小平像，它是个标志性的东西，每任国家领导来深圳总要到莲花山上看邓小平像。我时常觉得，国家培养了我这样一名普通工人，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这就是缘分。
退休3天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我有很多作品被作为城市的礼物送给贵宾。
上世纪90年代，李嘉诚在盐田港投资，市政府想送他一件买不到的礼物，向我咨询可否送一件木雕。我带着我的《方头罗汉》去了，一开始，他们觉得它很难看——鼻青脸肿、满面皱纹。但我告诉他们，“方头罗汉”不会钻营，但目光坚定，即使是碰得鼻青脸肿也在所不辞，我想通过这个雕塑，向李嘉诚先生传达一个想法，投资深圳，只要坚定决心，保证成功。政府的工作人员立马拍板：“就送它了。”李嘉诚很喜欢，非常感谢深圳市政府。
还有一次，李灏书记找到我，告诉我当时的巴黎市长退休了，到中国来访问，特意到深圳来看他。他发愁：“我这个老朋友要来看我，我能不能送他什么礼物呢？”让我帮他想一想，我将一尊描述大家都说要分开但又回头相望形态的雕塑送给他，巴黎市长很高兴。
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太不同了。那时，不光深圳的老百姓，就连很多官员都不知道雕塑为何物。有个单位的副主任叫我去做雕塑，把我领到他们一把手的办公室，对方问我：“什么是雕塑？”我问他从哪调过来，他说西安。
我一乐：“你从西安来就好了，你小时候玩过的小陶瓷，尾巴一吹就响，这你见过吧，这也是雕塑，只不过是民间雕塑。”他恍然大悟，后来就不找我了，去佛山买了两条陶瓷红鲤鱼就当做雕塑了。类似的事情我见得多了，我去商场买材料，开发票需要写上单位名称，我报上“深圳雕塑院”，服务员不懂，写个“深圳塑雕院”。
如今，伴随“雕塑”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的还有这座城市的变化。1984年，我们一家刚搬到园岭新村时，常常遇到停水断电的情况。那时谁也想不到这么一个边陲小镇后来能够奋勇直上，并列全国四大城市。很多事情你还未注意，改变就已发生了。
所以我刚退休3天就成立了自己的雕塑工作室。对我而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继续做雕塑。我画了幅画表达我此时的状态——一只神态安详的鸟，沉醉于夕阳之中。对我而言，夕阳绝非受罪，而是一种享受，我沉醉于夕阳之中。
深圳人不知道滕文金的多，但不知道莲花山邓小平像的很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雕塑对深圳人进行了雕塑的普及，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什么是雕塑。雕塑美化了城市，记录下城市发展进程中值得纪念的事件与人物。
滕文金
1937年生于山东莱州，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1984年来深圳工作。曾任广州文化局雕塑工作室、深圳美术展览馆创作员，深圳雕塑院院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家协会会员、中国一级美术师。作品有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青铜塑像、银湖宾馆《迎宾图》大理石雕刻、深圳图书馆《上下五千年》木雕等。雕塑作品近400件，主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展览公司，以及美国、德国、新加坡、加拿大、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收藏。
口述时间
2015年9月28日上午
口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园岭新村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施展萍
实习生 张志红 杜婷 梁翠玉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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