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明晰——殷晓峰的雕塑

神秘的明晰——殷晓峰的雕塑

殷双喜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 《美术研究》杂志主编

当马约尔在 1944 年以 83 岁高龄去世的时候，他既被看作古典时代的最后英雄，也被视为通往新艺术的桥梁。正如 C.G —威尔克（ Welcker) 在 1937 年评论：“他与古代艺术的密切关系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感到他粗壮的四肢唯一重要意义在于比例的非个人化，非个人化把它们转变为办抽象的因素，一种新的更均衡的雕塑视觉。”

由人体比例的变形与夸张所带来的抽象性因素，使传统雕塑学院写实人物逐渐转向现代制主义对雕塑形式的专注，这种专注淡化了个性化人物塑造的情感的特殊性而日益强化了对人类情感的表现。 1989 年，当殷晓峰以石雕《通古斯》获得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时，人们认为，他的作品延续了远古人类的原始主义传统，而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已经超越了写实人物雕塑的典型化个体感情表现，而进入了对普遍性人类情感的表现，这正是现代主义雕塑以形式表达普遍的抽象性特征。正是由于这种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是殷晓峰成为中国当代雕塑新具象表现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对人类真实的感情加以深刻的直接表现，由于作品中艺术家主观性的增强，使得作品具有了某种对于人类处境的自省意识，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他更多地表现的是对人类情感的意识而不是个体感情的本身。

这种由于对原始人类情感的想象性表现，是殷晓峰成为在现代工业时代向早期人类社会回望的历史记者。 1991 年，他所创作的《嬷嬷人》、《童年回忆》、《梦》、《守望者》都具有历史回望的性质。特别是嬷嬷人系列，以抽象化、形式化的人物造型，奖原始艺术的图腾崇拜与民间艺术的造型结合起来，塑造了中国式的“国王与王后”，作品在神秘中有一种清晰的价值指向，既对东方文化的重新认识。这反映出 1990 年代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艺术家所经受的文化与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对这种西方文化冲击所采取的回应，这种回应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从历史与传统的记忆中寻找精神与价值的根源，从而再次确立文化与价值的自信心。但是这种大规模的西方文化进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艺术家的思维模式，并且酝酿着新的造型艺术形式的出现。

殷晓峰也创作了许多室外空间的公共性雕塑，参加过一些城市举办的国际雕塑大赛，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所关注的是，在现代主义雕塑大规模进入中国雕塑的创作并逐渐影响到学院教学的时候，作为雕塑家殷晓峰，为何将人体作为基本素材，进项深度的开掘。例如，在 1990 年代的早期，殷晓峰的人体雕塑更多地呈现了德加、罗丹、贾科梅蒂的影响，其表现的主题，是通过人体的机具表现力的姿态，呈现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挣扎。而在 1990 年代末，他所创作的《互动系列》、《女人日记》，再次将焦点聚结于传统女性人体，特别是怀孕中的女人体，以富有写意性的表达方式，揭示了束缚与解放、蒙蔽与敞开、侵蚀与异变等一系列现代性主题，不同于古典主义雕塑的完整，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形象出现了残缺，多数是头部与躯体的缺损，它在从海底打捞出来的古希腊青铜人物雕像与现代雕塑家西格尔的静止石膏像之间建立一种微妙的联系，即人文主义的传统怎样通过雕塑这一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得以延续，从而成为人类在当代社会的精神状态的写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资本主义所许诺的社会秩序普遍感到幻灭，纪念性公共艺术受到限制，取而代之的是有艺术家个性化特征的现代雕塑。前卫雕塑逐渐由少数精英与观众的实验性艺术走向社会与公众，典型的例子是立于荷兰鹿特丹的由札德金所作的雕塑《被毁灭的城市》，作为一个出生于俄国有长期居住在巴黎的犹太人、 1950 年威尼斯双年展雕塑大展的获得者，札德金将公众的要求与现代主义的观念与形式结合起来，表现了人类的忧伤与强烈的感情，创造了一个现代主义雕塑走向公众的范例。

但是反观中国当代公共雕塑，我们在众多城市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不锈钢抽象形体的组合，而优秀的巨响雕塑特别是以人体为主体的公共雕塑越来越少。有关二战后现代雕塑中为何难以见到人物雕塑这一问题，我曾经向著名雕塑家熊秉明先生请教。他的回答是，二战后，雕塑家所看到的城市是一片废墟，只有大量的废钢铁可以利用，而在当时使用传统的青铜铸造是不可能的。但他认为雕塑中人物形象的稀少并不表示认得退场，在物质化、材料化的现代雕塑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认得存在。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公共雕塑中具象人物想象的隐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现代社会公众和各种社会集团对于处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都在争夺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雕塑形象的解释权利，进而导致对雕塑形象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与意义产生广泛的争议， 使决定建立具象雕塑的公众机构在获取文化政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这使得对意识形态具有解释权利的政府机构从符号象征的角度限制了具象人物的表达，这一切助长了具有更多解释空间的抽象形式雕塑的发展，抽象雕塑对人文仪的淡化，使雕塑的建立者，可以摆脱以人体作为符号来表达某种社会理念的传统纪念性雕塑的创作模式，而走向淡化政治说教、更为多义的形式审美之路。借用英国雕塑家安德鲁 . 考西的一句话：“在西方国家用雕塑表现认得感情完全被忽略了。”

对于中国雕塑而言，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由日益膨胀和意义泛化的城市雕塑所带来的，是中国当代雕塑在公共雕塑领域对政治与商业权利的屈从，以及投标过程中的投机化与犬儒化的倾向，从而是雕塑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力大卫削弱，在娱乐休闲与形式主义的道路上滑向平庸。

我之所以强调当代室内雕塑的人文精神，是因为我认为当代雕塑家必须关注现代人的精神状态，优秀的室内雕塑（或称之为架上雕塑）在学术上的发展，才是提高中国城市雕塑艺术品质的根本途径。殷晓峰在架上雕塑的实验与探索，具有后现代时期人对于自身处境的自觉意识和反省精神，面对大众文化的泛滥，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以及对于流行时尚的批判意识，正是殷晓峰在当时当代中国雕塑发展史中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