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公共艺术，合适才好

    这些年用了好多个手机，每个手机的功能都只用了不到30％。不过，手机的生产商从来都是把100％的功能全部打包卖给我们的，绝不会因为你只用3成的功能，就3折卖给你。

    信息的不对称比比皆是，我们永远没有手机生产者知道得多，我们总也搞不清楚，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

    艺术也是这样。什么是最好的艺术？天晓得。在艺术面前，公众实际上跟绝大多数用手机、电脑用户一样，最多只弄明白了其中的30％，其余的70％是不去深究的。

    艺术无极限，一个艺术家可以求深、求精，尽力追求充分地表达。而有的艺术，例如公共艺术则不相同，它要和公众一起前进。当公众只需要30％的时候，它们能做到40％，适度超前一点就可以了。它们完全没有必要像一部新款手机那样，总想着外形最时尚、功能最齐全。

    德国电影大师维尔纳·赫尔佐格有一句名言，电影不是文人的艺术，而是文盲的艺术。当然，对这句话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但起码说明，电影应该是没受过教育的人也能看懂的，这些能懂的部分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是人人都可以明白的东西。

    问题是对于公共艺术，一般城市并不这么想。每个城市都希望杀鸡用牛刀，无论什么项目，都希望请到最好的专家，特别是国际大师来操刀。每个城市都追求“高大上”，不管自己城市的规模、定位和经济实力，哪怕它的背面和角落是如此的脏乱不堪，都要竭力追求某个局部的灿烂辉煌。每个城市都渴望当全国第一，哪怕只是在某个方面当个“鸡头”也好，就是不愿量力而行，做一个快乐的“中、小”，做最合适的自己。

    很少听到哪个城市公开地说，我们不求最大，但求匹配；不求最新，但求合宜；不求最快，但求适度……大家都愿意发宏愿、说大话。事实上，纵观时下中国城市的公共艺术，事与愿违的比较多，广受赞誉的比较少。

    为什么现实的结果总是和当初的宏愿开玩笑呢？

    什么是一个最好的城市？其实它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如果它的身段和高度与这个城市最合适，就是最好的。衡量一个城市的公共艺术是不是最好，也要看它与这个城市的匹配度是不是最高。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城市大众的需要。

    所谓纯艺术应该是另一种标准，它有自己的系统，它要讲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它以是否创新、是否独到、是否能承上启下而获得自身的肯定；并不以适合大众、满足大众为唯一标准。

    公共艺术和所谓纯艺术，应该是两种“好”，它们有时候有重合，更多的时候，在不同眼光和标准下，各好其好。

    由此，对于城市的公共艺术建设而言，人们可不可以开启另外一种思路呢？尽量从城市的条件和现实需求出发，最大限度地争取艺术与公众的信息对称，合适就好。

    当我们在某个县级城市，发现某个小局部酷似北、上、广、深的某一角，而它的大部分地方则满目疮痍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替它骄傲，而是替它悲哀，为什么不安心做一个宁静、安逸、协调的小城市呢？

    公共艺术是量力而行、只承担有限的责任的艺术。如果它是一只鞋，评判它的唯一标准，就是鞋里面脚丫子的舒服度了。

    （作者为深圳雕塑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