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平/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
敬仰林风眠，是我骨子里带出来的必然。一个天才，一个在艺术创作中敢于创新和改革的大师，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至于创作纪念林风眠的作品，倒确是一次成功的“组织恋爱”——被组织点名指派，又自个儿在里面爱得火热。
中国美院郑重举办“百年风眠”创作活动，以艺术作品的方式，缅怀和纪念中国美院前身，国立艺专第一任校长林风眠的艺术生平和历史贡献，传播其兼收并蓄的艺术理念，发扬林风眠“为艺术而战”的创新精神。我受领的任务，是创作关于林风眠与傅雷故事的雕塑作品。这两个人，都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意义非凡的人物，林风眠是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个人经历坎坷苦难，低调为人；傅雷是位严谨的爱国学者，生性傲骨。从二位大家的经历来看，都曾光茫四射，又风雨兼程。林风眠与傅雷二位大家，对今天的人来说，在这个越发快速变化的时代里虽已模糊，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还在传承与延续。正因为如此，面对这一主题，我很有些压力。如何走进那个时期的人和物，如何表现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与外貌，如何还原他们的本真。
不过，我自认为与这个作品还是有缘的。一方面，从创作情感上来说，二人的相遇是在上海，我移居上海二十多年，上海也是我的福地，海派文化的耳濡目染，已让我享受其中。另一方面，从创作形式和技法上说来，我之前创作的《远去的记忆》系列，给了我灵感和提示。
《远去的记忆》是一批回头凝望的作品。在这一系列中，所有的表现对象都发生在过去。这个系列的第一件作品是为曹杨新村创作的。曹杨新村是解放后全中国兴建的第一个人民新村，许多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陆续安家落户。这些现在看来并不起眼、甚至拥挤不堪的工人住宅新村在当时是社会地位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象征。要表现那一时期的风貌，就要唤醒曾发生在那段时期最有典型性的人与物。从这样的角度考察，老照片就成了再适合不过的艺术形式。老照片是对过去历史再现的一种载体，给人以真实感；照片里的世界，又定格了一种气氛，一种意境，一种人生过往的亲近。
当然，从室外雕塑创作角度，老照片的还原不仅需要硬质材料，也需要考虑一定的空间效果。基于立体与平面的平衡，最后采取了将圆雕压扁，又不同于浮雕的一种处理方法，展现在一张照片上，同时又适合照片造型的需要。从内容上，所有元素都选取了有典型意义的物件，比如有工人家庭特征的家庭一角：一个热水瓶、一个安全帽、一个洗脸架、每个人看了都会心一笑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除了时间纵轴上的刻画，在区域的横轴上，也強化五六十年照片边框的装饰纹样和上海知名的老字号“王开照相馆”，这此元素都不是孤立的物件，而是深刻反映当时的思想、文化甚至政治倾向的，经历过那个时代，都能在这样的照片背后，讲述自己的故事。照片让记忆复苏，记忆又给照片许多动感。这些带有时代烙印的符号有机地融入雕塑作品，最后呈现出来。较为完美地凸现而又平衡了雕塑与照片之间的矛盾与美感。
雕塑是凝固的艺术，基于此，大多数雕塑语言形式简练、概括。而我利用照片形式语言，不仅将绘画技术和语言融化其中，又增加了叙事性的意义，多了一份情景和意境。林风眠和傅雷的作品创作，我又一次采用老照片的形式。重造林风眠和傅雷的一张旧照，代表了太多故事，非常值得玩味。
回顾往事，林风眠和傅雷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傅雷对林风眠“从批评到赞美”的历史过程。起初，林风眠受到蔡元培的赏识，执掌杭州艺专，成为中国第一所艺术专门院校的第一任校长。林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口号办学，提出了不少艺术主张，但是许多是受到傅雷不点名的批评的。可以说，傅雷在当时对林风眠的艺术并不足够了解，一直到因内战内迁的杭州艺专复员杭州，傅雷才成了林画室中的座上客。二人交往渐深，是到二人陆续定居上海之后。我的这一作品，也正是着眼于二人这一时期的关系。
资料表明，严谨苟刻的傅雷这一时期常与林风眠交谈，傅雷也对林风眠的人品、艺术追求和艺术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傅雷在与友人的书信中称赞林风眠为“以人品及艺术良心与努力而论，他是老辈中绝无仅有的了。”这一时期，是傅雷基本完成对林风眠“从批评到赞美”的关键时期，也是二人命运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阶段。二人都生活清贫，但意气不改，在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清高与气节上，他们绝对是有神交的。如何抓住这种内核？用老照片这种“瞬即永恒”的定格表现，放在这样看似平静却意义深远的艺术生命里似乎有了很多新的意味。
事实上，在现在公开的诸多真实的历史相片中，我并没有发现林风眠与傅雷的合影，也就是说，我塑造的这一场景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但二人的形象和当时当地的场景却是经过仔细研究史料并深思熟虑组合的。我再现了一个不真实的 “真实”，两位挚友一站一坐。傅雷戴着眼镜，手里拿着烟斗，透过看不见眼睛的镜片，仿佛炯炯眼神依然可感，傅雷总是这样果决和坚毅的，即便是“大难临头”时也是如此。身边的林风眠，此刻已是饱经磨难，体态有些佝偻，但神色中还是掩不住大师之气，这大概就是苦难中的旧式中国知识分子姿态。这一幕，还原了文革前夕，艺术家与艺术评论家并肩探索、心心相惜的深厚情谊。
在场景布置上，我营造了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的样式，老的书架也都是根据当时的样式复原的。在书桌上，摆放了林风眠最有代表性的仕女绘画创作。照片的边框装饰纹样和“王开照相馆”字样都依循之前的创作思路，点明当时上海的时代特征。创作技法上运用自已的独门技术，泥片成型塑造人物与物体，泥片的写意与写实相结合，丰富和强化了中国韵味和时代特征，此外，照片的投影不仅丰富了作品语言，也起到了作品支撑的作用。
1966年，傅雷自杀，这给了林风眠巨大的打击。林风眠当校长时，杭州艺专学生人手一本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林风眠说那是年轻人必读的圣经。傅雷死前，正打算着手写《林风眠传》。林风眠不敢相信傅雷的死，还派学生去傅家证实。之后，林风眠预感自己在劫难逃，决定毁掉自己几十年来所有的画，以绝后患。1991年，林风眠心脏病突发住院，傅雷之子傅聪此时请他题写了“傅雷纪念音乐会”几个字，落款林风眠。这几个字是他对老朋友最后的交代，也是他留给人世的绝笔。这样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我，而对于雕塑作品创作而言，不是讲故事，而恰是通过他们并肩的模样和神情，传递他们的生活环境、政治背景、精神气质中的文人风骨，从而感染我们。林风眠与傅雷，已是远去的记忆。未曾合影的他们，在这作品里同时出现，会不会也是了了一桩憾事？
林风眠先生在回忆录中这样说：“我一生所追求的不单单是童年的梦想，不单单是青年时代理想的实现。记得很久以前，傅雷先生说我对艺术的追求有如当年我祖父雕刻石头的精神。现在，我已活到我祖父的年岁了，虽不敢说是像他一样的勤劳，但也从未无故放下画笔，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 。我所敬仰的林风眠大师这样严格要求着自己，以致每当我稍有倦怠之时，也时常不忘自我多加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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