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上的烟云

李劼人故居及刘开渠雕李劼人像

刘开渠雕孙中山像

本版速写均为肖复兴绘　

    刘开渠为成都在雕塑，也为自己在雕塑。如今，他不在了，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他的雕塑还在。

    这次到成都，主要是想找成都最有名的雕塑：无名英雄塑像和王铭章将军的塑像。都是刘开渠先生的作品，前者创作于1944年，后者创作于1939年，后者是成都也是全中国的第一座城市街头的雕塑。马上就到刘开渠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了，这样的寻找，更有意义。幸运的是，七十年过去了，这座城市许多东西被毁掉，包括先秦时代建得的历史悠久的皇城，但这两座雕塑还都在。成都多云多雨的天气，湿润蒙蒙的雾霭下，光线有些幽暗，反射在这两座雕塑上，显得更加沉郁。在这两座雕塑上，有我的目光，更有岁月的烟云和雕塑本身所沉淀下的感情。

    有时候，会想，一个艺术家和他所创作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就像一朵蒲公英，不知会飘落何处，然后撒下种子，在某一时刻突然绽放，有的会随风凋谢，有的却在岁月里沉淀下来，如同经久不化的琥珀。如果不是历史的风云际会，让刘开渠和成都有了一次彼此难忘终生的邂逅，在成都的历史，乃至在中国的雕塑史上，会出现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雕塑吗？

    1938年的冬天，雕塑家刘开渠从杭州辗转来到了阴冷的成都。那时，是他从法国回国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华之后，国内风云动荡，也动荡着刘开渠的心，他中断了在法国已经专攻六年的雕塑学业，毅然提前回国。那时候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怀抱着一腔火一般炽烈燃烧的爱国热血。回国后，他在杭州的国立艺专任教。七七事变之后，他随艺专转移到大后方，来到了成都。艺专接着又转移到了昆明，这时候，正赶上妻子怀孕，不易动身，他便没有随艺专去昆明，而是留在了成都，一边在成都艺术学校任教，一边陪伴妻子待产。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妻子临产，他也就随艺专离开成都了，不过和成都萍水相逢，擦肩而过而已，充其量是个匆匆过客。要说，也是机缘巧合偶然的因素所致，却阴差阳错地让他和成都有了不解之缘。

    第二年，经熊佛西和徐悲鸿介绍，刘开渠为王铭章塑像。刘开渠知道，王铭章是川军著名的将领，刚刚过去的台儿庄大捷，举国震撼，激奋人心。台儿庄决战前，残酷却关键的滕县战斗中，就是王铭章带领官兵和日军血战五昼夜，最后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和两千名川军一起全部阵亡。这样壮烈的情景，想一想都会让普通人激动得热血沸腾，更何况是一位艺术家？刘开渠为王铭章而感动和骄傲，他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一工作。其实，这并不是刘开渠为牺牲的抗战将士塑造的第一尊塑像。几年前，就在他刚从法国归国不久，他就为88师阵亡将士塑造过铜像。接受下为王铭章将军塑像的任务，他自然想起了那尊88师阵亡将士像，心里燃起同样的激情和冥想，以及创作的冲动。

    这一年，刘开渠34岁，正是和王铭章一样血气方刚的年龄，岂容自己的国家惨遭小小东洋的侵略。在刘开渠为成都做第一尊雕塑时，融入了他和王铭章一样的爱国情怀，可以说，雕塑着王铭章的形象，也在雕塑着他自己的心。

    抗战期间的雕塑，与和平年代截然不同，与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时更不一样。不仅材料匮乏，而且还要面临日军飞机的轰炸。从一开始，刘开渠的雕塑便不是在风花雪月中进行的，而是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和时代风云共舞，与战火硝烟共存，让他的雕塑有了蓬勃跃动的情感和血与火的生命。

    那时，刘开渠点起炉火，亲自翻砂铸铜，开始了他每一天的工作。他为王铭章将军塑造的是一个军人骑着战马的形象，战马嘶鸣，前蹄高高扬起，将军紧握缰绳，威风凛凛，怒发冲冠。他能够听得到那战马随将军一起发出的震天的吼叫，以及将军和战马身旁的战火纷飞。还有的，便是炉火带风燃烧的呼呼响声，头顶飞机的轰鸣声，炸弹凭空而降的呼啸声。

    在雕塑期间，敌机多次轰炸，为他做模特的一位川军年轻士兵和为他做饭的女厨娘，先后被炸死。不知道世界上那么多有名的雕塑家，有没有如刘开渠此刻一样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以生命为代价，进行雕塑工作的中国的第一座城市雕塑却是这样诞生的。

    所有这一切没有让刘开渠动摇和退缩。虽然妻子和新生的婴儿需要他的照顾，但王铭章和两千名川军的壮烈阵亡，还有眼前的士兵和厨娘的无辜之死，都让他愈发激愤在胸，欲罢不能。他也想起，刚刚从法国归来，在蔡元培的陪同下，他去拜访鲁迅，鲁迅对他说过的话：“以前的雕塑只是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他现在做的就是人，是一个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着全中国不屈服的同胞的顶天立地的人。

    如今，站在移居在新都新桂湖公园里的王铭章将军的塑像前，重新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对刘开渠讲过的话，想象着那一代文人与艺术家，对于那个时代与民族涌动的情怀，依然让人感动并感慨。不禁想起另一位文人郁达夫当年为年轻的刘开渠写过的文章。郁达夫在北京京畿道的美术学校教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刘开渠，看刘开渠人高马大的样子，他当时就预见刘开渠以后要是搞雕塑一定比捏画笔画画成就大。阔别多年之后，当郁达夫看到刘开渠为88师阵亡将士的雕像后，他激动地说：“比起那些卖野人头的雕塑师的滑稽来，相差得实在太远，远得几乎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一个是有良心的艺术家，一个是骗小孩子们的糖菩萨。”关于现代雕塑，郁达夫的观点，和鲁迅相同，甚至用泥菩萨、糖菩萨相同的词语。他高度评价刘开渠：“他的雕刻，完全是他这个人格的再现；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遒劲的，表情是苦闷的……尤其在他的Designs（设计图）里，可以看得出来，疏疏落落的几笔之中，真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我不知道写于1935年初的郁达夫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中国美术史上关于刘开渠雕塑的第一篇评论，只是心想，如果郁达夫看到了眼前的这尊王铭章将军的塑像，不知又该怎样的激动呢。

    王铭章将军的塑像完成之后，立于少城公园，供成都人瞻仰。塑像为青铜材质，这在当时还很少见到，中国以前的塑像，大多为石头或泥塑。塑像高一丈二，基座宽四尺，高三尺，四周刻有“浩气长存，祭阵亡将士”的大字。巍峨的塑像，一下子让成都雾霾沉沉的天空明亮了许多。这是刘开渠为成都雕塑的第一尊作品，也是成都街头矗立起来的第一尊塑像，它真的很给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提气。

    不仅在成都，在全国的城市里，它也是第一尊立于街头公共空间的青铜塑像。因为和西方拥有城市雕塑的传统完全不同，我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的雕塑，一般只在皇家的墓地和花园、或庙宇里，马踏飞燕、昭陵六骏、菩萨观音弥勒罗汉，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刘开渠的这一尊塑像，是撒下的第一粒种子，不仅成为成都而且成为全国城市雕塑的发源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件空前的创举，在美术史尤其是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雕塑，不仅美化环境，增添了城市的人文色彩，拓宽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可以为市民观赏或瞻仰，以及具有潜移默化的审美与教化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城市雕塑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必不可少的硬件之一，是中国传统都市向现代化迈进的象征物之一。从这一点意义来讲，这实在是刘开渠的骄傲，也是成都的骄傲。历史，给予了一个艺术家和一座城市一个共同的机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开渠并非只为成都立了这样一尊塑像。虽然，他并非成都人，只是流亡经过成都的过客而已。如同一只候鸟，季节变化时，他毕竟还是要飞离这里的。只是，刘开渠和成都的不解之缘，却让他几乎一生都没有和这座城市隔开过。这就是奇缘了。

    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刘开渠一生为成都做的城市塑像共有如下共11尊塑像

    1939年，为王铭章塑像，立于少城公园。

    1939年，为川军将领饶国华塑像，立于中山公园（解放后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饶为145师师长，1937年与日军作战，广德失守时自尽殉国，留下遗书：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心与城共存亡。死时年仅43岁。

    1939年，为蒋介石塑立像，立于北校场内当时成都军校。塑像高8米，基座5米。解放后被销毁，1969年，在原塑像旧址立毛泽东水泥塑像。

    1943年，为尹仲熙、兰文斌、邓锡侯塑肖像，立于少城公园。

    1944年，为无名英雄塑像，立于东门城门洞内。

    1945年，为川军阵亡将领李家珏塑骑马塑像，立于少城公园。

    1948年，为孙中山塑像，立于春熙路。这是为孙中山第二次塑像，第一次，1928年立的中山装立像，这一次，由刘开渠设计为长袍马褂手持开国文件的坐像。

    解放后，为杜甫塑像，立于杜甫草堂。

    晚年为成都塑的最后一尊塑像：李劼人塑半身胸像，立于李劼人故居。

    在这些雕像中，无名英雄塑像最为有名，成为刘开渠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成都的历史记忆象征。像高2米，底座3米，无名英雄为川军士兵的形象，据说当时找来了川军幸存者一个叫张朗轩的排长，为刘开渠做模特，身穿短裤，脚踩草鞋，背挎大刀和斗笠，手持钢枪，俯身做冲锋状。当时，成都文化人士发起建造川军抗日纪念碑，塑像赶在1944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落成，所以又叫抗日纪念碑，碑文刻有“川军抗日纪念碑”的字样。这几乎成为了成都标志性的雕塑，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之中。1989年，年过八十的刘开渠重新操刀指挥他的弟子再造塑像，立于万年场路口。2007年8月15日，立于祠堂街的人民公园大门前。

    那天，我去瞻仰这尊无名英雄塑像，看见它身后是公园的繁花似锦，身前是大街的车水马龙，一览都市今日的喧嚣与繁华。塑像前挤满了停放的自行车，挤过去到那碑座前，看见上面刻有几行文字，大意为当年四川十五六人中就有一人上抗日的前线，参军者共有3025000人，川军牺牲的将士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阵亡人数263991人，伤64万人。看到这样的数字，再来看眼前的这尊塑像，似乎能够听到塑像的怦怦心跳，也能听见刘开渠的澎湃心音。

    作为我国现代雕塑特别是城市雕塑的奠基人，刘开渠对于成都的感情，让人感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李劼人故居开幕之前，成都派人拿着区区几千元的费用，进京找刘开渠，希望他能为李劼人塑像。看刘开渠垂垂老矣，再掂掂袋中可怜巴巴的钱，生怕刘开渠婉辞。谁想刘开渠开口说道，没有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拿一分钱。然后，他说起年轻时在法国留学期间的一件天宝往事。当时，他和李劼人，还有成都籍的数学家魏时珍在一起在那里求学。有一天，魏时珍病了，李劼人开玩笑对魏时珍说，你看你身体不好，你病得先死，到时候我为你写墓志铭。魏时珍不服气，与李劼人争辩起来，最后，刘开渠对他们两人说：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小，还是最后由我来为你们塑像吧。如今，一语成谶，为李劼人塑像，便成了刘开渠义不容辞之事情。

    李劼人汉白玉的半身塑像，成为了刘开渠与李劼人友情的见证，也成为刘开渠对于成都一生挥之不去感情最后的见证。他为成都在雕塑，也为自己在雕塑。如今，他不在了，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他的雕塑还在。

    如今，在成都，能够看到孙中山的坐像，依然立在春熙路上；王铭章的骑马塑像，改立于新都的新桂湖公园；杜甫和李劼人的塑像，依然立在原处。想想，有些为成都骄傲。我国的城市没有街头雕塑的传统，看看许多城市，包括首都北京，高楼越盖越多，样式越来越新，却看不到什么让人难忘尤其是富于历史意义的雕塑。成都这些雕塑便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再想想，也为成都多少有点遗憾，如果能把刘开渠为成都所造的那11尊塑像，都立于成都的街头，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那里面，有成都自己的历史，也有中国城市雕塑初期最可宝贵的历史呀。那会为如今繁华的成都街头，增添多少历史与文化的色彩，能够让我们临风怀想，遐思幽幽呀。

    2013年春节改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