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杰：刷新我们的公共艺术概念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对公共艺术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上面。各大艺术学院的公共艺术专业，也常常只是雕塑系的变种。我们对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是公共空间的概念，都亟待刷新。

    关于当代中国艺术展示文化建设的36计之35   刷新我们的公共艺术概念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对公共艺术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上面。各大艺术学院的公共艺术专业，也常常只是雕塑系的变种。我们对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是公共空间的概念，都亟待刷新。

    首先是公共空间的概念，并非只有户外空间或庞大的室内空间才是公共空间。维基百科对公共空间的描述是依据一个很有趣的角度——是否需要花钱进入。它说：“public space 是一个不限于经济或社会条件（纵然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任何人都有权进入的地方；譬如，人们不用缴费或购票进入，或进入者不会因背景受到歧视⋯⋯”。照这种说法，街道、广场是典型的公共空间，而需要买票进入的电影院或收费的旅游景点作为公共空间就有点可疑了。我们不用去计较进入权限扩展到什么范围才算公众，我理解维基撰写者要强调的其实是分享和连接，也就是它的共同体功能。希腊的广场和乡土中国中的祠堂、井口是公共空间，并不是因为它空间阔达开敞，而是因为人们在这里交换意见，共同生活，结为共同体。

    因此，一个不让人进入的草地上的一尊雕塑，或者一个交通环岛中心的庞大的喷泉，都不见得是公共空间。一个市政府形象工程广场上，由政府订购营建的大型景观装置，如今渐渐也追求一种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往往只体现为空间是可步入的、园林式的，它仍然不是一种公共空间。甚至当它也设置一些游玩设施、公园长椅、健身器材之类，人们可以在这里休憩、游戏，它依然还不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这个空间的使用者们拥有发言权的地方。他们在具有共同的凝视目标之余，应该可以交谈，表态喜欢或不喜欢，争吵并最终妥协出共识。而这个过程，最好在庞大的工程项目实施之前就发生。

    也就是说，公共艺术作为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最好先问问使用这些空间的老百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现有的方案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准备怎么使用这些作品。缺少这样的民主程序，即使开发商或者政府主导的公共艺术建设幸运地找到了最好的艺术家来创作，作品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即使这件作品最后事实上是被老百姓接受的，它形成的程序本身依然不合法。而如果这件作品最后事实上是对使用者意志的强奸，当前弱小的使用者即使不能反对也能拒绝和逃离，等到下一代的使用者出现，被强加的伪公共艺术的命运就是被拆除。杭州西湖边曾经奇丑无比的“美人凤”雕塑如今已经被拆除了，纽约时代广场上的极简艺术大师理查塞拉的弧形大钢板也被拆除了。这造成的不仅是浪费，更惨重的将是公共价值观的瓦解。贝聿铭为卢浮宫建玻璃金字塔入口，百分之九十的巴黎人反对，用两年的时间来吵架，最后在原地建造足尺寸模型，邀请六万巴黎人来投票。结果奇迹出现，今天，玻璃金字塔是巴黎的新象征。如果没有程序的公正，即使玻璃金字塔本身是美的，即使因为密特朗的力挺而强行建成，谁又能担保它不会被下一任总统拆掉呢？

    可见，公共讨论平台才是公共艺术的前提，人群的出现、参与和互动在公共艺术的创意设计阶段就应该出现，而不是老大哥施舍给百姓们的福利。照这种标准，今天中国大量的所谓公共艺术其实只是政府花钱的违章建筑。

    既然意见表达是公共空间的核心，公共空间不但是物理性的，更是心理性的。公共艺术就必需从狭隘的雕塑和壁画的范畴向外扩展，这种变化在中国已经开始发生，如景观装置、环境艺术、城市家具等也开始被看作公共艺术。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共艺术还应该从视觉艺术向外扩展，社区戏剧、教育、集会、节日庆典、礼仪活动等等，所有具备社会组织和公共交往能量的工作都可以成为公共艺术。我们要更多地把临时性的、动态的、功能性的艺术活动纳入公共艺术的范畴。社区改造、人居环境和活动设计等实用性活动，当它们除了能真正地具有现实功能，还能够主动地、富于想象力地刷新我们的象征体系，就是一种新公共艺术。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可以是一次市集，一场游行，一场演说，一座幼儿园，一座图书馆，一个广告牌，一种月饼，一次播映，一把椅子，一辆车，一个人。美籍华人艺术家叶蕾蕾，用将近20年的时间，把美国北费城最贫困的社区改造成美国著名的花园社区，在她的实践中，公共艺术不仅仅是社区的装饰品，更成为了撬动整个社区改造的杠杆。伦敦的Selfridges百货大楼，百年来一直和各种艺术家和美术馆合作，把他们的橱窗变成了无可质疑的艺术品。而这家百货大楼设立的“静屋”，居然为顾客提供柔和的灯光和可以深深陷入的沙发用于沉思——这和商场中让你休息片刻以便重新投入血拼的小椅子不同——这样的房间在这样的语境中，就是公共艺术。

    由于我们把公共空间误会为只是大空间，我们也就把公共艺术误会为只是大空间的装饰。或者说，我们更多地把象征当作装饰，这恰恰是对于象征的贬低。公共艺术的象征能力，是为了在心理性的公共空间众进行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

    因此，公共艺术首先必须承担起重新定义空间的使命。这包括对于既有的商业、政治、交通等现实空间的既有功能的富于创造力的重新改造，从而解放人们对于空间的固化认知。

    因此，它要去重新构筑社会记忆，把被市场和政治经验分割控制而阉割的记忆重新引入现实，并为人们提供表达空间。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投身公共经验重建的艺术家把社区服务、口述历史和公共记忆采集、实物采集、吸纳民间合作者参与当作他们的工作方式。赫克斯(Tracy Hicks)在休斯顿贫民区的社区重建中向居民分发一次性相机并陈列他们拍下的照片。吴文光的村民影像计划也是将DV摄像机发到了农民手中。这些工作不止是要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它不止是一面让意义互相淹没的涂鸦墙，更是将零碎的个人经验重新赋予整体叙事能力。这一类新公共艺术，事实上是对于人群的失忆症和失语症的艺术治疗，一种心里干预。

    因此，公共艺术不得不致力于构造交往空间。它不止是存在于空间中，它自身就是一个敞开的空间。一个公民会所，一种游戏，一种体育，一种新的节日，都是人们在其中重新相遇的集会。这种重新相遇就成为重新自我塑造和相互塑造，从而形成新的共同体。因此，公共艺术事实上还不得不包括新民俗的的设计。这样，它才可能重新是人们共享的精神生活。

    这是我们的公共艺术概念亟待刷新的三个面向：它的生产机制，它的动态的工作形式、它的功能和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