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全国的造像运动已经持续了近20年，当年以刘开渠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雕塑家所倡导的城市雕塑，是基于发展雕塑艺术、改善文化环境的目的，因此，政府有关部门积极支持，雕塑得以在许多城市从无到有，自少到多。可是，今天在这一基础上的由多到滥，成为当代文化环境的灾难，相信这是刘开渠等老一辈雕塑家不愿看到的。造像运动所带来的文化环境的污染，是中国城市化新潮所带来的结果——造像遍及城乡，而且越造越大。广场雕塑在新中国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缅怀先烈，到当今流行的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一个方面影响到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这些占据广场和山头显赫位置的雕塑，不仅不能反映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相反破坏了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成为影响到当代文化建设的视觉污染，成为美术领域内“三俗”的代表。其中最近发生在广东肇庆的关公像事件就是其典型。在反“三俗”的今天，应该关注泛滥的“三俗”雕塑对当代文化建设的破坏和影响。
“三俗”之首的“庸俗”，晋·葛洪认为是“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麦”(《抱朴子·穷达》)，它是高雅、高尚的反面。葛洪所说的“不分”与“不辨”是一种文化上没有创建和主见的随波逐流，反映在造像运动中则是具有普遍性的机关单位门前摆石狮子，城市或乡村中心广场立雕塑，风景名胜点造佛、塑菩萨，而且大佛是越造越大。立佛的风潮好像还没有过去，造关公的新潮又来了，9月13日，被称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高达61米的关公塑像于山西运城市落成，而此前的几个月，高达38米的关公像在广东肇庆市建成。如果说在关公故里的运城造一个关公像还有情理可论，那么，在与关公毫无关联的肇庆造一个如此巨大的关公像则无情理可言，因为没有任何历史资料显示关公与肇庆有何关系，而当下是和平年代，似乎也不需要这一武神来戌边守关，而戌边守关的当代英雄更需要今人的塑造来颂扬。值得玩味的是，在山西运城关公像落成的几个月前，广东肇庆的关公像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关公像。
不管是高达38米，还是高达61米，都是巨大的塑像，像这种突兀于一个山头上的塑像，对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运城的关公像“几与周围的山头对齐”，而在肇庆城区北郊的北岭山将军山，“从山脚望北岭，群山莽莽，雾色缥缈。忽然，山巅之上，一‘将’突耸。威武挺立，万山簇拥，雄壮之势，震撼人心”。这真是“绿水青山枉自多”，世人无奈雕塑何？而建造一座高达61米的关公像，要用铜料500余吨、钢材2000余吨、混凝土1.8万余吨，当这些原本不属于这座山的材料堆砌在这里的时候，对生态环境和植被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从经济上来论，即使是造一座高达38米的关公像，也要投资3000多万元，如果把这个数字的钱用于教育，那一定是成果卓著；如果用于铺路架桥，那也是造福一方。然而，现在却是为了“满足一些游客烧香求财的需求”，实在是庸俗。
都是开发惹的祸。广东肇庆因为开发将军山的旅游，山西运城因为开发当地的名人文化资源，所以，有了巨大的关公像。雕塑在各地的各种开发中成了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手段，然而，这种开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仅是眼前，而且是持之久远的。眼前的是，肇庆的关公像在建成几个月之后就要被拆除，原因简单说是“无用地手续、无规划报建手续、无建筑施工许可”，可是，与这个“三无”相对应的是2005年开始兴建，在持续5年的时间内，“三无”得以横行，当地政府有关机构的失职或者不作为应该是明显的。另有复杂的“风水”说，不管是否，也值得深思。
近20年来，各地耗费巨资建造了无数的占据城市中心广场和风景名胜山头的雕塑，在雕塑水平整体下降而巨型雕塑却越建越多的现实中，许多雕塑对于公共文化环境的破坏和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建造这些雕塑耗资巨大，肇庆的关公像耗费巨资建成之后几个月就拆，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可是，不少雕塑在建成几年之后因为各种原因被拆，也很常见。这些影响环境、劳民伤财的庸俗雕塑，大都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立项，而能够通过的方便之门是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结果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了广场雕塑和山头雕塑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些打着文化的旗号，动用纳税人的资金，却不能为文化建设增光，又不能反映民意的广场雕塑和山头雕塑，有许多是题材内容庸俗，艺术水平低俗，而文化建设媚俗，成为中国当代美术界“三俗”的代表。因此，应该从立法的层面来约束和控制大型的广场雕塑、山头雕塑的建设，尤其是在数量、规模、题材、形式上，要充分评估对公共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制止“三俗”雕塑的继续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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