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平/文
关于“宋庄”的话题——即指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集体聚所“公社”或“村落”，它应该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好像我们一说起北京东村，就将它与行为艺术家马六明、张洹、朱冥、苍鑫等人联系在一起，一说到宋庄就能想到玩世现实主义画家方立钧、岳敏君、刘炜等…… 当代艺术家的边缘生存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称为“盲流艺术家”，为介绍这种现象，我在任《画家》杂志主编的时候，专门编辑了一辑“中国盲流艺术家专辑”，而这一辑在审稿的时候碰上1989年的“六·四”风波，自然就流产了。我想该专辑当时介绍的许多艺术家现已成为艺术家聚住北京的骨干力量。
时过境迁，十余年过去了，昔日艰苦的迁徙在风风雨雨中存活许多边缘的艺术家已修成正果，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20年的坎坷，在风雨飘摇的步履中已稳稳地站在了中国艺术的领奖台上，在以北京为核心的艺术村落中，他们扮演了一个个艺术家的神话和财富的传奇，而宋庄，在其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艺术家们选择乡村，远离宣嚣的城市、逃避名利场的追逐，这里没有快节奏的压迫感，田园的柔风让他们自由的呼吸。在那个年代“放弃”工作，离开家乡，来到北京的郊区租几间平房，过一种职业艺术家的生活。画家刘彦认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青年人大多不愿意接受社会在一般意义上为成年人安排的生活图式，他们对于规范的生活及其意义缺乏不、兴趣，显而这种生活无疑是冒险的。他们是一些当代的“柏拉图”。（《住在郊区的“柏拉图”》刘彦）
2005年，在我主编的“中国当代艺术倾向丛书”其中一本《艺术生态报告》P131面中，由艺术家徐志伟拍摄一张照片影起了官方地审读员的警觉，其中称述：“经常光顾画家村的便衣警察，……警察对圆明园开始了计划的清理。”等若干文字，官方对此提法很不高兴，我为此而做了检查。显然，20世纪90年代艺术家浪迹北京是文化的“盲流”现象，艺术家的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东村”艺术家的艺术行为让当局很紧张。一群落魄的艺术家，穷的叮当响，聚在一起有聚众闹事之嫌，艺术家们存在方式是半地下活动。在郊区，披头士和秃头，摇滚乐和裸体，着实让郊区的乡邻感到忐忑不安。
90年代的当代艺术家发展经历了从地下转向台上，从边缘进入中心的过程，迁徙的艺术家们在乡下找到了精神的避难所，乡下租房比较便宜，郊区的聚住成为精神流浪者的“乌托邦”，为自由天性中的野性营造了工业社会的动物乐园。但逃避并不意味着放弃，一群落魄之徒的边缘地位决定了他们针乏学院主义的教育，他们指责美院是“思想的屠宰场”，但是他们又希望和美院交往，希望得到学院或主流艺术的承认，他们并不甘于永远处在艺术中心的边缘状况之中。
宋庄成为艺术革命者眼中的圣地延安，一批批朝圣者分享着乡村中农民的阳光，他们喝酒、泡妞，散漫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活着，他们以艺术的名义将传统的农民村社的血缘关解构了。他们既认同当代艺术的知识分子性，又反对本质主义；既崇尚形而上思考，又反对现代精英文化的自我称义；既向往“知识分子国际”乌托邦，又反对文化中心的权力化倾向。由而，集体的居住让他们信心大增，相互的自我慰藉，让他们在饥饿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就是这一道道艺术家们虚构和造梦的风景，郊区文化渐渐充满了生机。尽管体制对这种现象质疑，但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西方人确实想捕捉和发现，中国这趟在经济快速运行中特快列车行进的轨迹，文化艺术便成为最好的信息传递，因为它来自于北京，来自于一群最敏感的人的心灵。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是迟早的问题。
当一群群金发碧眼的老外出现在郊区的时候，村落的地方官员们开始惊奇了，艺术家们聚住让郊区农民们尝到了开放的实惠和数钞票的快感，而艺术家的交易和媒体的暴光开始制造神话，地价和房租开始涨价，偏僻的小镇开始敞开怀抱欢迎朝圣者的到来。
艺术产生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当理想正成为现实的时候，艺术村落的相关产业开始红火起来。如旅游、服务、房地产及租赁等。艺术村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球，也背离了寻求逃离的艺术家的初衷。由此，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人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艺术村落的存在受到困扰，则艺术家群的贫富差距渐渐拉大。例如宋庄，百万元艺术家与年收入10000到50000元的艺术家差距很大，但大多灵敏艺术家仍然要为生计奔波，这种困扰使原来单纯的动机复杂起来，而市场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这是很难改变的现实。我在主编{：艺术生存状态》的时候，杨卫提供了一个附件，即《从圆明园到宋庄艺术家大事记》，其中最后提到2001年5月，原圆明园画家吴涛在北京家中自溢身亡，11月原圆明园音乐人张惠生在北京家中自溢身亡，同时，方力钧，在北京的酒店开张，这种强烈的反差也许是作者刻意安排的，现实是很无情的，现实通过时间，终究要撕破艺术家们“柏拉图”式的幻想，因此，艺术家变得越来越现实。而浮澡之风也开始盛行。今日的艺术村落，作为权力的竞技场，参与者们通过争斗资本来维护或改变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
一个画家要想在艺术场域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拥有符合艺术场域特殊要求的艺术禀赋和一定数量的文化资本，如权威、声望、名气、艺术风格等。因此，艺术村落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受到经济、政治的影响和侵入是再所难免的。
中国最早的“圆明园艺术村’’以一种反体制的形式存在。颠覆常规，创建新的艺术生态，反主流是这个聚居区成员的共同方向。因此，圆明园的消失是必然的现象。时过境迁，今天的宋庄、上苑村，就有了很大的改观，并在运作上体现了一个有序而整体的思路，在生存方式上则表现出温和与合乎常规的面目，昔日的反体制英雄们正溶合于他们和地方官员、各种机构的共和之中，而大背景正悄悄地承认当代艺术家们的合法身份以及他们的权威地位。画家们在无形之中与艺术村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经常看到，村庄里的村民们为×××是咱们村的艺术家而感到荣耀。
但是，文化商品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购来进行的，艺术村的画家相比于体制内的画家(画院、美术学院)而言，更受到市场的裁决。他们没有社会的职称头衔，始终受到市场的考验，这使商业逻辑直接或间接支配着艺术家，艺术家村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强，所以，许多为生计奔波的艺术家开始向利益和诱惑屈服。昔日精神的流浪渐渐演变为市场的追逐。
今天，一个艺术家村如果为市场而动的画家过多，必然会降低它在村与村之间竞争的竞争活力，在一个以品牌制胜的市场前，坚持自己的艺术品质，抵制大量商品画的产生，正将成为艺术村庄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强化品牌功能，对入场者艺术身份的审查的一场捍卫战。但是，在一个充满利益诱惑的市场前，谁又能拒绝这一点呢?在槌起槌落的拍卖声中，艺术家们心灵受到拷问，艺术的实验性不断的缩水，激进的反思和社会关怀、现实批判基本缺失，人们纷纷拥进画廊和商人的规定趣味中，被贷币的魔力所驱使，神魂颠倒。在一张被社会拉开的商业大网中，艺术家的郊区“乌托邦’’之梦遭爱了现实的狙击。现实注定要这样。
2006年10月于长沙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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