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回归”之——中国美学史的三个阶段

    中国美学基本上是沿着中西冲突、选择、发展、对话、交融的发展轨迹进行的。中国美学百年有一个由分到合再到新的分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一个分的阶段也就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形成的阶段，这是由各种文化因素作基础相互冲突、相互交融、时代选择的结果。从时间上看大体在50年代以前，经历近半个世纪，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一个。这个大的阶段又可分为几个小的时期。 
    (1)1997 年前是旧的传统美学逐渐退位，西方思潮大量被引入的时期。以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都体现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理论的某些对号人座即贴标签的方式。 
   〔2〕1918-1937年间，更是大量译介西方理论，按各自所理解的进行美学建构。这种建构实际上为移植，如吕荧的《美学概论》〔我国最早一本美学原理教材〕就是以西方的移情理论来建构的，还有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中表现出的直觉主义美学等。同时，马克思主义美学也随政治思潮而大量译介，如陈望道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美学思想，形成了鲁迅的美学观。这个时期可谓中国20世纪第一次“美学热”，开始出现了像宗白华、朱光潜、邓以蛰等美学大家。 
   〔3〕1938-1949年，各种思潮和观点继续论争，但马克思主义明显出现了强大势力，以毛泽东、蔡仪、周扬、胡风的美学思想为代表，同时也有中国美学民族化的呼声。

    第二阶段是50-80年代中期，这是“合”的阶段。也就是通过论争逐渐“合”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上。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质上是实践美学，因此．主要是“合”到实践美学上。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50年代至1964年的“美学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是中国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这次大讨论普洛丁美学，使美学在中国成了一门显学，已深人人心，为推动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极大贡献。在这一大讨论中，出现了一些美学巨子，如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王朝闻、高尔泰等，产生了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美学；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绝对客观论美学，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四大学派，以及王朝闻为代表的主客统一论的审美学。这次大讨论的主要论题是围绕“美的本质”即“美的根源”展开的，论争的焦点是从哲学观点出发来思考美学问题。出现了或认为美是主观的、或认为美是客观的、或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等。这一讨论过分圃于哲学命题，而忽视了美学自身的品格，过多地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了真正学术性的发挥。不过，参加这次大讨论的人数之多，发表美学论文的数量之大，讨论的时间之长，都是罕见的。 
    第二个时期即十年“文革”结束之后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可谓中国美学重见天日之时，大开国门，饱览新事物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时期，是再次大规模地洗礼于“欧风美雨”的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国际性学术交流、外国美学名著的系统译介，加上对“人”的问题的论争，使美学再次成为街头巷尾文化人议论的中心。这一时期，50年代的“四大派”继续论争。同时美学的各种问题也已全方位展开。尤其是从美的本源开始转向美的本体等基本理论问题，人们开始怀疑起已经认定的“实践美学”，并出现了积淀与突破的矛盾冲突。再者“实践美学”由于自身的理论问题，随着学术研究的深人，话语权的转移，日益暴露出其致命的矛盾即理性与感性、社会与个体的对抗。于是，这个“合”也预示着走向新的分化。  

    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末至世纪末，即“新的分化”的阶段，这一阶段至今还在延续。随着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美学自身的研究的矛盾，“实践美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如何解决现实中人的生存问题，美学必须重新思考。再加上美学由80年代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走向90年代的非意识形态的边缘，使美学更有必要重新定位。为此大规模出现反实践美学，超越实践美学的浪潮，“实践美学”再度成为焦点。由此，整个美学的转型开始了。由原来的过多地关注美的根源而转向更为根本的涉及到美学存在的合理化的美的本体问题，导引出了生命美学、生存美学、虚无美学、否定美学、体验美学、和合美学等。另外，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体现出了科学主义美学的复兴。这一阶段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二大现象∶一是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他们从美学形上结构出发，为推动美学的整体建构，积极干预生活，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对当下以大众文化〔市场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反美学性质的现象进行大量的批判，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反美学》等一系列著作中见出。再一个就是从审美文化人手对美学进行重新定位，以期寻找到美学干预生活的话语权。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极为关注的，也可能是未来美学的一个基本趋向，即从纯理性思索走向美学的理性与感性的谐和。不过这一阶段总的特色是平等对话，多元并存，为更高意义上的整合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