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派：中国“抽象”艺术三十年》在马德里开幕

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会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储蓄银行基金会(Fundacion La Caixa)共同举办的《意派：中国“抽象”艺术三十年》13日晚在该基金会马德里文化中心(CaixaForum Madrid)开幕，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邱小琪、基金会秘书长路易斯、北京市文化局长降巩民及西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展览展出了中国48位艺术家的82件作品，分“意象、意理及意场”3个板块，回顾三十年来中国式“抽象”艺术的发展里程，这是第一次在海外举办的大型“意派”展览。水墨交融、现代材料、东方意境，这些以表现“意”的美学为核心的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作品，为西班牙观众呈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另外一面，得到了专业人士及观众的好评。

邱大使讲话

邱小琪大使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西两国关系中，文化交流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各自独特的文化和艺术成就相互借鉴。北京和马德里两个友城间的大型文化项目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及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帮助。邱大使对抽象艺术展在马德里主流展场展出表示祝贺，希望西班牙观众喜欢来自中国的抽象艺术，从中了解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策展人高名潞讲解展览

中国近年来所经历的惊人发展以及同西方贸易沟通与交流新渠道的开辟，激发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本次展览旨在让西班牙民众走近一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在中国造型艺术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艺术流派，同时也让大众认识当今中国的一些主要的艺术创作者。

观众参观展览

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在讲话中说，此次抽象艺术展有助于增进西班牙民众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了解。

《意派：中国“抽象”艺术三十年》展在马德里的展期为2008年11月14日至2009年2月16日，该展于今年3月开始在西著名旅游胜地帕尔马和巴塞罗那两地展出。

附∶

意派不是西方抽象艺术

“意派”一般远离时尚。这里讨论的中国“意派”艺术家大多坚持一种信念，其中既含有东方美学思考，也有当代艺术的影响和对现实环境审视，他们大多沿着统一轨迹探索多年。他们的“艺术为艺术”的观念和“自我完善”的人生态度有关。

在美学上，“意派”呼唤传统美学的复兴。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挪用充斥的今天，原创性和文化的原发性已经被丢掉，统一和和谐的传统美学被“支离”和“碎片”所替代，这些后现代主义时尚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研究“意派”也是意在回答东方的传统美学是否可以在这个全球市场化的21世纪初重新复兴，并转化为一种对人类当代艺术发挥积极作用的资源。

所以，高名潞表示，关注的不是一个艺术样式问题，而是艺术中的人性的问题，也就是重新建树一种健康的美学，以抵制今天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被工业和商业实用理性所污染的“碎片美学”和“消费人性”的迫切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是“意派”呢？高名潞介绍，“意派”泛指非写实和非具体再现的艺术,但它并不等于通常我们所说的“抽象”艺术。“意派”也绝非中国传统的写意画，也不是风格表现主义，更不是写实主义。这里所说的“意”，是中国艺术和美学理论中的最高目标，但是中国古典美学也承认任何语言方式都不能真正地捕捉到那个“意”，这就是《周易系辞》所说的“言不尽意”。

三元归一融于化境

在西方现代艺术的背景中，“抽象”是对理念的再现，理念是形而上的思考。它和逻辑有关，逻辑是对客观世界的归纳。所以，西方的抽象艺术中的至上主义、构成主义、功能主义和极简主义都和逻辑有关。而抽象表现主义（也就是中国人爱说的热抽象）实际上是这种逻辑的逆反，是极端个人神秘主义的表现。但是，这种极端对立并不是东方美学所崇尚的，相反推崇转化和相对性，目的是和谐。进一步，在西方现代艺术体系中，抽象艺术、观念艺术和写实艺术三者要尽量地拉开距离，并在每一个领域里走向极端。这种不同的领域相互独立或者分离的现象是由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所决定的。

但是，在中国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中，这种极端性是不被提倡的。图理、图识和图形不是要分离，相反，“理”、“识”、“形” 三者要融合。而这个融合的结果就是诗、书和画的核心——“意”学（体现为气韵、神、逸等不同的境界）。

如果说，西方的抽象主义是这三个圆之中的“理”，那么中国就不存在这样的抽象主义艺术。如果我们必须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找到这种“抽象”，那就是对理、识、形三者的融合与超越，也就是“意”。这个“意”不排斥卦象、字象和形象（或者理、识、形）的任何一元，也不绝对地完全固守和执拗于其中的一元。但是，具体的“意派”艺术家或者艺术现象会倾向于某一元，这时候，就出现了不同倾向的“意派”。

根据上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人、物、场”图示，三个元的结构在具体艺术创作中不是均衡稳定的，相反总是侧重其中的一个，于是就形成了侧重“人”的意理型“意派”、侧重“物”的意物（象）型“意派”和侧重“场”的意场型“意派”。

意派发展分三个阶段

高名潞介绍，意派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意象、意理和意场，“意象”侧重表现对自然和物质（包括人体本身）的认识经验。“意理”侧重表现艺术家的哲理经验。而“意境”则侧重表现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体验，重在作品的在场性。而这三种类型正好分别侧重人、物、场三个元中的某一个元。

意象、意理和意境这三个类型，也恰恰体现了中国过去30年的意派在不同时期的侧重。如果我们把30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恰恰可以看作“意象”阶段，其代表则是这个时期的在野的文艺运动。第二阶段，’85运动中的“理性绘画”则是“意理”的代表，而20世纪90年代为“意场”阶段，其代表为“极多主义”。

七十年代的在野艺术家在八十年代出继续沿着个人表现的道路发展，但告别了早期受到西方印象派影响的“写生”样式，开始探索比较纯粹的“抽象”艺术。1982年初，张伟、朱金石、冯国栋、秦玉芬、马可鲁、唐平刚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北京的抽象绘画小组，经常在位于小西天新明胡同张伟家中探讨和创作东方式的抽象绘画。后来顾德新、王鲁炎加入，并多次在小西天新明胡同和团结湖的张伟家举办半公开的小型展览。在上海，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有李山、余友涵等人在八十年代初多次组织“抽象”类型的展览，比如“凹凸展”等。总之，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意派”主要关注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在物象之上，也就是意象朦胧的意派初始阶段。

从1985年开始，全国范围的85运动出现。而七十年代的在野艺术家纷纷出国，或者即便在国内，也少有成为主流前卫者，除了少数，比如王鲁炎、顾德新、陈少平作为群体继续参与到85运动的观念艺术之中。但是，绝大多数七十年代的艺术家都进入边缘状态。也有少数成为主要依靠到西方大使馆卖画为生的“盲流”艺术家，也就是，成为流落在主流前卫（85运动）之外的、体制外的个体艺术家。

85运动中最符合“意派”的是“理性绘画”。然而，即便如此，在西南、西北的艺术群体，比如“西南艺术群体”和兰州的现代艺术群体最初都选择“抽象”形式表现他们的生命之流。但是，“理性绘画”更完整和系统地体现了“意派”的非表现、非写实和非逻辑的基本特点。在东南沿海城市的一些群体，比如，北方群体、南京红色旅以及上海的一些艺术家创作了一批“理性绘画”。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另一种“意派”—— “极多主义”出现。就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意派”都具有它们特定时代的针对性一样，九十年代以来的“极多主义”与这个时期的新生代、政治波普和公寓艺术共同形成了中国20世纪末当代艺术的整体景观。

极多主义和公寓艺术享有某些共同理念，比如，过程和个人体验。公寓艺术中，丘志杰的写一千遍《兰亭序》，林天苗包扎成百上千的炊具，显然是用“极多”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属于“极多主义”艺术家。

直到2003年中华世纪坛举办的《中国极多主义》展览之前，这类作品大都还不为媒体所关注。因为，20世纪90年代年代无论国内还是西方都对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极多主义”是80年代“理性绘画”之后的又一个带有“意派”特点的艺术现象。之所以说它们都属“意派”，是因为它们都主张超越现实，强调理性，反对自我表现，反对简单的煽情式的表述与象征。它们都是精英式的艺术。但是，“理性绘画”旨在启蒙大众，故注重绘画精神，诸如“崇高”“超越”“向上”等。但是，“极多主义”则对外部采取疏离的，退避的，乃至“自我放逐”的态度。

中国当代的文人艺术

高名潞介绍，综观几十年的中国意派，也就是中国的另类“抽象艺术”之后，我们似乎可以说，“意派”是中国当代的文人艺术。它既不是现代主义的绝对形而上艺术，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真、善、美统一的反讽艺术，一派是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建构行性艺术；在美学和哲学上，它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理、识、形（人、物、场）融合的艺术；“意派”没有固定的样式和模式，因为它重在“意”，而不是风格；意派是具体的，因为它和个人的冥想过程有关；“意派”是历史的，因为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具有不同的针对性和批判性。“意派”是孤独的艺术，因为它注重自我拯救和自我完善，提倡艺术家采取独立，和疏离江湖的创作方式，甚至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