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秋莎（不是喀秋莎），1982年出生的年轻艺术家。把她和1958年出生的张晓刚联系起来，不仅是她/他的作品碰巧同时在北京798艺术区展出，更因为她/他的作品都和个人体验有关——但又是如此不同的个人体验。这里面有社会性别的、经济背景的巨大变化造成的痕迹存在。
马秋莎作品中的物件——纷乱的衣物以及用祖父脱落的牙齿镶嵌成的怪异项链是具体可感的，似乎可以抚摸。录像作品《我们》里，那对男女把包裹和连接他们的白色纱布撕裂开来——我猜想他们分离的原因可能仅仅是为买件衣服吵嘴，或在酒吧他和别人过分亲密之类。虽然伴随着纱布裂开的巨大响声，可实际上两个人都毫发无损，也没有痛苦的表情。或者说他们以沉默来掩藏小小的感伤。
而张晓刚的回忆见证物——英雄牌墨水瓶、永久自行车则已经退出大多数人的生活，即使雕刻成作品也没有手感和温度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放在冷冰冰的殿堂里展出。可这些巨大的灯泡、墨水瓶雕塑在我看来“超级实际”，缺乏我喜欢的艺术品那种让人可以拉开距离审视的巧妙转换。而他那些在不锈钢板上绘画和写日记的作品更吸引人，比如《绿墙—窗外》里，他在一扇窗子外画出个小广场，上面三根电线杆上安装有大喇叭——这是三十年前最普遍、最权威的信息和权力传播方式。张晓刚绘制它等于是再次回望这个寂寥的广场，而今天的观众看作品的同时也映射到钢板上去——他们也成为广场上的人群，在观看自己和这个往日广场组成的奇异画面。
有趣的是，马秋莎作品中出现的主要材料——纱布、白雪公主玩偶的影像给人的是柔软、明亮的、现代家居的感觉。张晓刚看重的回忆见证物，诸如灯泡、墨水瓶、钢笔雕塑都是写作、启发别人的工具，某种意义上也是男性最习惯的权力表达方式——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是男人写出来来，不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还是米兰昆德拉。
在钢板上的日记里，张晓刚谈论他对“理想”“逃离”的思索，让我第一次发现张晓刚还保存着1980年代文艺青年——他们往往有压抑的青春期——的本色。那时候，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热烈地谈论存在主义、艺术和理想。虽然和大多数人一样物质匮乏，但自信和热情支撑着他们的行动。
现在，张晓刚是成功艺术家的代表——几乎不用加“之一”这个限定。过去两年，他的作品拍出数千万人民币的高价，是最耀眼的明星艺术家——可是我却在他的日记中看到这许多的迷茫和虚无感。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遭遇的是双重失去。
戏剧性的是，张晓刚因为一系列拍卖天价成为媒体的热点人物之一，或者说回到了话语圈的中心，但是现在人们不再重视1980年代的那些神圣话题，大家关注的是时尚的出场姿态和价格的涨幅。或许，这就是这位文艺中年的迷茫里蕴含的悲剧意味。
张晓刚绘制的“血缘”系列里的家庭照片、天安门以及现在经常画的绿色墙壁、裸线灯泡——这是七八十年代大部分家庭住所的基本装饰都带有浓厚的分配经济的短缺气息。比张晓刚晚两个世代，马秋莎成长的时候已经没有宏大的许诺，市场经济在扩展人们的自由度。她降生在GDP增长和家用电器、时装同步更新的快车道上，可是中国这辆车——尤其是城市——开的太快，更新、迁徙 、聚散的太迅速，所以她也有遗忘的微小不安。她的作品告诉人们，她正试图把某些关于家庭的、个人情感的记忆保留在房间的小储物盒里，甚至急不可待的在把刚才的感觉变成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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