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只要提到“当代艺术”，就要天然地远离“体制”，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它与“体制”的关系正变得微妙。近期举行的798双年展和第五届宋庄艺术节开幕式上，“各级领导”和“成功艺术家”来了，“搅局者”也来了。名气不大甚至姓名不详的“艺术家”在现场玩起行为艺术，砸镜子、裸奔，以此表示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
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稀松平常的花絮，但20年前，有一场“搅局”曾登上《时代》杂志，至今仍在被人谈论。
1989年，被誉为“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举办和参与”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一些年轻人“不请自来”。这些没有接到参展邀请的年轻前卫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里枪击、孵蛋、扔避孕套，直接导致展览被封5天并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焦点。
52岁的前卫艺术家温普林用摄像机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由他策展的“1980年代——温普林前卫艺术档案展”眼下正在上海多伦美术馆举行。“任何对于前朝的回忆都带有梦幻色彩。”温普林说，“80年代对于‘乌托邦’的所有梦想，在今天不过变成了另一个‘动物庄园’而已。” 江湖的体制也是一种体制
“80年代的一种普遍心态就是都想登台亮相，谁都不愿意缺席。”温普林说。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标志是“不许掉头”，它是对“85新潮美术”的总结性展览，本意要将现代艺术的势头继续推进。“但有一些艺术家更激进一些”，温普林说，“他们认为过早的登堂入室，带有制造明星的色彩；过早由批评家和理论家去评判他们的优劣，带有一点梁山泊英雄要排座次的感觉。一些未入流的艺术家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盛事，他们要起来‘造反’。我关注的就是这样一批人，真正不想掉头的人。”
这些人就是展览展出的纪录片《七宗罪》的主人公：在中国美术馆“坐地孵蛋”的张念、“洗脚”的李山、卖对虾的吴山专、抛撒避孕套的王德仁、为美术展吊丧的大同大张、一身浪人打扮的王浪，还有向自己作品开枪的肖鲁。温普林拍摄的这段影像，也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公开资料中，唯一记录下当年枪击现场的影像资料。
毕业于中央美院艺术史专业的温普林，跟这些前卫艺术家中的许多人都是朋友，当时，他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行为活动的地点。范迪安驱赶“吊丧”的白衣人和“孵蛋”的张念的场景被他一一拍下，“我预想到这些哥们儿会被很快拿下”，温普林说，但他没想到，批评家在警察和便衣之前冲上去，“将其扭送出现场”。
批评家的态度出乎意料，艺术家的心理也让人揣测。栗宪庭曾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回忆，有些艺术家原来都很真诚地谈艺术，突然能够进美术馆了，都牛哄哄的，“以为自己能进入国家的艺术殿堂了，以为能够马上浮出水面，成为一个国家的什么人了。”
得以参展的艺术家觉得已经“登堂入室”了，没有接到邀请的艺术家则要“表态”，“江湖的体制也是一种体制。”温普林说。 再见，80年代
1993年春天，温普林决定回访他的拍摄对象。“80年代离我还不算远，当年的当事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特想知道。”他回访的第一站是上海，接下来是南京、武汉、长沙，然后就有了纪录片《威尼斯归来》。
此时，1992年广州双年展刚结束，尽管展览推出的还是1980年代的作品，但双年展设立了各种奖项，艺术家因此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广州双年展和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翻篇儿的事，在此之后80年代渐行渐远。”温普林说。
1993年，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首次邀请14位中国艺术家参展，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威尼斯归来后，温普林把他们请到中央美院一位教师的宿舍，拍了一下午的录像。这是4年来温普林第一次见到这些老朋友，威尼斯之行已经对他们产生影响。“80年代我们总是很急躁，想弄出点动静让世界震惊，但你看威尼斯双年展，基本上都是平静的呈现。”王广义说，“我们不需要走向世界，我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王广义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农兵大批判图像与可口可乐、化妆品图像并置形成的创作《大批判》系列，很快就赢得了市场成功。
“1993年我们已经被西方资本关注，于是我们被挑选了。聪明的艺术家开始顺势而发，既然国际市场需要这样的产品，那我就开始生产制造、迎合国际市场了。”温普林说。
资本选择了一部分人，也就放弃了另一部分人。王广义本来和任戬是“一个战壕”的，俩人还是连襟。1992年广州双年展，因不满资本操控，任戬所在的“WR历史小组”在双年展现场进行“消毒”。“进入资本时代，你如果不迅速了解资本游戏规则，就会被淘汰。”温普林说。与王广义的一帆风顺相比，任戬“屡战屡败”，最后转入企业形象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尽管如此，那时艺术家的层级划分还并不明显。1993年，当代艺术“F4”之一、拍卖市场单幅作品以百万元价格成交的方力钧还是圆明园画家村的一个年轻画家，镜头中的他光着膀子坐在地上，笑得很率真。1995年，因“户籍、安全等方面原因”，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岳敏君的弟弟岳小军开着辆破面包车帮方力钧拉东西。此时，方力钧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受到关注，“谁能想到他们一下子这么火呢。”岳小军说。 重塑一个动物庄园
“虽然是自己经历，但再看录像时我也惊掉了。”温普林说，“这些人里很多人去世了，还有很多人变形了，有面孔变了的，也有脑子变了的。那些‘大佬’，他们曾经也那么纯真。”
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后10年，由政府主办的第一届宋庄艺术节举行；798艺术区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逐金地；艺术批评家成为策展人，展览前言每字以元计算稿酬；周年纪念展纷至沓来，策展人抢夺话语权，急于成为历史的梳理者，可一些基本的史实性问题依然混乱。
“以前的艺术家最多就是想自我表现而已。那个时代诱惑少，现在诱惑太多了，很难坚持自己的底线。”温普林说。
十多年过去，怀旧成为时尚，这里面或多或少带有利益的味道。9月4日，作为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海淀区委、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的“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的一部分，“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展”在海淀展览馆举行。据《新京报》报道，这是官方意义上圆明园画家村的首次展览，带有为这个艺术群体“正名”的意味。策展团队原本希望每个艺术家拿出至少两幅作品，方力钧只展出了原作的印刷品，“有观众表示，方力钧的作品都已经是天价，自然不会将原作进行展出。相关负责人也承认确实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圆明园画家村的解散成就了宋庄，作为“宋庄镇党委、政府落实文化造镇战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项重要节庆文化活动”的宋庄文化节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9月19日,由方力钧设计的宋庄新地标“土生金”塔雕在艺术节开幕式上揭幕。塔雕外表的材质从底部的黄土到砖再到铜、银、金一共7个层次，主办方称它包含了“哲学的语言、人生过程以及艺术成长的道路”。
在温普林看来，这座塔雕是宋庄的耻辱。“宋庄艺术家已经分层了。在一些重大聚会时，如果中层主动往高层那堆儿里凑，会很没面子；而低层想挤到中层里，会被中层用脚往下踹，早年他们都是战友啊。”
方力钧则表示，想做这个雕塑很多年了，作品是开放的平台，供大家解释。他与栗宪庭、黄永玉及一些领导坐在嘉宾席第一排，开幕式结束后，被群众围观合影的他勉强扯动着嘴角，然后挤出人群迅速离开。
“体制”还在被不断强化。“这也免不了，”温普林说，“这是一个时尚话题的时代，必须去寻找成功的形象。”但他也怀疑，资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不是说艺术家都应该苦哈哈，但是金钱应该给你带来更多自由，应该让你更强大。”
开幕式结束后，在宋庄艺术促进会办公室附近，一个骑着黄色自行车的年轻人放慢车速停了下来，他是个名气不大的画家，“我看你们就像记者，我们可以合作，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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