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人·2002
1997年，隋建国（现年53岁，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带领雕塑系30余位教师租用了798工厂3000多平方米的闲置车间。在他们的带动下，2002起，艺术家开始成批进驻并迅速形成高潮。798艺术区开始为国外媒体所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将它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但随着租金的上涨及空间的拥挤，隋建国个人则于2005年初搬出了798艺术区。
从1995年到2001年，中央美院暂时借住在大山子地区的北京电子器件二厂，这6年因此也被称为中央美院的“二厂时代”。1997年，我们雕塑系承接了卢沟桥抗战纪念大型雕塑的创作任务。找一个足够开阔的空间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何况还要能解决百十号人的食宿问题。另外，为方便大家工作，也想尽量能离“二厂”近一些。
进入
大型雕塑成为798新“产品”
系里负责工程的老师在周边转了一大圈，终于在798发现了两个闲置的车间。当时，798工厂一大半车间都已经处于停产的状态，不少做了仓库，或者租给了许多零碎的小加工厂。这里离“二厂”很近，交通方便，还算安静，附近还有几个餐馆。我们没想到会有这么理想的场地。
可能因为出生于工人家庭，自己也曾经做过7年的工人，那里高大的厂房和密密麻麻的管道都让我倍感亲切。而这种空荡荡的大工业车间，使自己的作品出现了新的可能。正是在这里，我也完成了自己第一组大型雕塑作品———放大的恐龙。从那时起，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空间对于艺术，特别是雕塑的巨大影响。
1999底，我们完成抗战雕塑，准备撤出时，就劝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那家雕塑工厂的负责人，希望他能接着租，吸引艺术家进入进行创作。后来，真谈成了，只是因为租金问题，他们只租了其中一个车间的一部分，大约二三百平方米。物业也没有把那二三百平方米单独隔离出来，所以实际上还是一个有1000多平方米的大空间。
应者云集
罗伯特、黄锐振臂一呼
2001年，我们学校搬到了花家地，我积攒了多年的东西无处存放，就请人租了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场地，主要用来存放东西，工作还是在那个大车间中。刘索拉进入798建立工作室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但彼此之间没什么来往。对798后来形成气候，比较关键的两个人是罗伯特和黄锐。
美国人罗伯特最初在三元桥附近做一家推广前卫艺术的网站。那儿租金贵，于是我介绍他到798来。罗伯特非常兴奋，开始在自己接触的前卫艺术圈子中极力推荐这个地方。2002年初，艺术家黄锐带着画廊从日本进入798，并很快提出了保护包豪斯工厂建筑的主张，联络各地艺术家有意把798打造为一个艺术区。这一年，也是艺术家进驻798达到高潮的一年。
我个人觉得工作室是一个个人搞创作的地方，需要一定的私密性，因此并不太介入他们的活动。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堆在马路边的东西只好随之不断搬动，最后居然发现没地儿了，差不多每个空间都被人租了下来。随着798人气越来越旺，2004年，物业方面提出要提高租金。我觉得，作为最早进入的艺术家，对物业这种单方面的决定，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就产生了搬出798的想法。
撤离
嬗变中的798艺术生态
2004年底，我在顺义乡下租了一块地，第二年开始营建自己新的工作室。索家村艺术画廊给我提供一块大约15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过渡。有一位叫沈晓闽的纪录片导演，他从2002年10月就开始拍摄一部有关798艺术区的纪录片，但一直不知道怎么收尾，我的搬离使他终于找到了结尾的办法。
随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艺术机构的进入，后来的798日益趋于商业化。有时，我们也给物业提建议，提醒他们要知道798艺术区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因此在准入方面应该有所限制，加大力度支持有学术水准的机构。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在市场机制下运行，这可能是目前乃至以后对798的发展最为有利的做法。
这些年，798的生态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2004年以前这里还主要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空间，而现在已基本变成一个交流和展示空间。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对于中国和中国艺术来讲，特别是在学校的艺术教育未能尽到责任的情况下，这样的空间其实很有必要。因为798，我的艺术生命的一个阶段跟中国的民间艺术活动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融入了它的成长过程，这让我更加坚信民间艺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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