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皇岛境内的300余公里明代长城中，有近千座敌楼，保存完整和较为完整的约占半数，在这些敌楼上都有券门和券窗，在很多券门上刻着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浮雕装饰，他们利用当地特有的材料，就地取材进行创作，风格各异，材质变化丰富，使原本冰冷的军事防御工事，增添了许多文化气息和人文关怀。在这些雕刻作品中，不仅表现出戍边将士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想像力，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深广而复杂的文化积淀，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蕴。在这几十处的雕刻作品中，从其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看，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作品
由于当时戍边的将士来自不同的地域，而大部分长城是分给戍防官兵负责建造修整，因此，建造和修筑敌台时，各营可在大致主体不变的情况下，进行一些细小的装饰，如券门、券窗、箭孔、水道等就形成丰富多彩的局面。据史籍记载，明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开始对蓟镇所辖1150公里长城(山海关至居庸关)进行修缮。坐落在抚宁县驻操营镇大毛山西北的董家口181号敌台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该台南北墙各开一券门，券门两侧各开一券窗(窗上雕刻已损坏)。南北压面石上分别刻有浅浮雕狮子戏球图形，东侧两狮为卧狮，西侧两狮为站狮，券门拱顶脸石刻缠枝莲图案，压面石下两侧门脸石刻为浅浮雕，造型生动简洁，材料为当地山上特有的粗粒花岗岩石料，从作品整体图案造型及其券门窗的样式来看，确实与江南(浙江，安徽)的建筑与装饰风格及样式较为接近，构图饱满，刀法豪放，刚柔并济题材又多以莲花为主，也符合南方人的审美习惯。最具代表性的还有抚宁县城子峪村北203号敌台和河口村(后改长城村)西的第213号敌台，青龙满族自治县花场峪村北西沟319号敌台等都属这一形式的典型代表。
◆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品
由于常年的戍边生活，许多将士离开家乡已数年，对家乡思念之情自然是十分强烈的，在当时信息和通讯极闭塞的时代，将士们除了当时极少数书信来往之外(当时戍边将士书信往来是受限制的)，只得把他对家乡的思念用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位于抚宁县车厂村西北祖山东门第340号台和341号台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台都位于峭壁之上，340号台为通高10米共有券门两个，券窗10个，北券门雕刻已风化，图案有些模糊，东侧券门雕刻保存尚好，券门拱门脸石刻有如意缠枝莲花图案，压栏石刻有莲花瓣图案，立门脸石左已风化严重，右刻有宝瓶花卉，虽也有一些风化，但其图案纹样能依稀可见，无论是券门形式和其上所刻图案都与当时南方民居大宅院的雕刻形式和装饰风格相吻合，隐隐显现出将士们不易言表的思乡之情。341号台，通高14米南北墙中间各开一券门，从建筑风格和雕塑手法上看和340号敌台可能是一个军营所建，南券门上雕刻已严重风化，北券门拱脸石上刻有“天马行空”图案。从驰骋于天际的天马，到口衔灵芝的麋鹿以及象征和平喜庆的梅枝喜鹊，无不彰显戍边将士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雕刻构图上看整个券门整体设计吸收了很多南方木雕的表现形式，如缠枝莲具有很重的江浙一带民间装饰图案痕迹。雕刻手法上又具有北方的粗犷豪放，不拘小节与当地所特有石材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不愧经典之作。
◆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
自隆庆朝谭纶、戚继光主持边务始，戚继光针对当时“兵力孱弱，有警征召四集，而议者唯以据险为事，无敢言战者”；“诸镇入卫之兵，漫无纪律”开始全面改革。为给当地边军树立典范，戚继光又专门招“浙兵营”为骨干，对士兵讲述戍边的目的意义，遵守纪律的作用等等。这样戚继光将蓟镇边防建成“精坚雄壮”的防线，成为诸镇之冠。
坐落于抚宁县城子峪村东北的190号敌台上券门雕刻正体现了将士保家卫国这一精神，该楼立于山顶之上，拱形券脸上券刻有“忠义报国”四个大字，此字为大将军戚继光所书，左右侧门脸石刻有海水纹，券门脸上的大字处于整个敌台最醒目之处，使得守卫官兵每天以此来激励自己，对于将士们树立起保家卫国、为国尽忠的思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长城券门雕刻对周边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在现存的几十处中，他们风格迥异，各具特色，是戍边将士们艺术创造和智慧的结晶，大部分雕刻都源于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地域特点，体裁多以吉祥花鸟图案为主，充分表现了将士们祈愿和平，追求幸福自由生活的渴望。在创作手法上，充分利用了当地所特有的石材以大刀阔斧、挺拔劲健的阳刻为主，很好的利用粗粒花岗岩的石质特点，刚柔相济，刻法豪放，拙中见巧，具有独特金石韵味和很强烈的装饰之美，其作品无论是从形式和内容都对长城周边地区民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格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抚宁县长城脚下拿子峪村的一座民宅中，我们看到了正门楼两侧的门脸石雕都有长城雕刻的痕迹，在驻曹营镇庄河村的部分民宅门楼门脸石雕刻上，无论是图案还是构图上也都受到了长城雕刻的影响。因此，长城券门雕刻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载荷着大量的自然、民俗和人文信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有其独特军事防御价值也具有深邃的文化与美学价值，是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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