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YE：《现代摄影》是中国摄影史一个里程碑式的杂志，当时在什么背景下创办？
伍：《现代摄影》创办是1984年，1983年就开始策划，从申请到批准经历了差不多半年。上世纪80年代初“四月影会”作品巡回展风靡全国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不少民间的现代摄影的群体，他们跳出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所谓主流意识，追求一种人性与自由化的新思潮。中国摄影只作为纯粹宣传的工具格局遭遇到被解构的可能，在全国各地民间群体举办的摄影中，反映了民生民意和创作自由的精神诉求十分高昂。深圳因为是特区，有条件申办杂志，我们可以利用深圳摄影家协会的渠道与关系，以主流思想为名义申办了这本名为《现代摄影》的全国发行期刊,然后演变成为在中国唯一倡导现代摄影的另类前卫媒体，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将此举说是一项“颠覆性的密谋”是不为过的。因为后来《现代摄影》确实被列入了反自由化，运动中准备要取消的杂志名单之上。
EYE：但你作为创办人的身份似乎并不明朗。
伍：这里面是有不为人知的原因的。1982年开始我作了一个专题为“世界现代摄影的形容与意识”的论文研究，分别在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举办讲座，通过大量的幻灯图片，对国际摄影的思潮与流派进行了疏理。这当中的许多观点与当时中国摄影的主调大相径庭，从1980年起我和安哥等一帮摄影家在广州成立了《人人影会》先后举办了三届展览，当时在广东及大专院校的反响很大，我其中一些作品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还有一张人体作品（1982）应该是新中国解放以来第一张公开展览人体作品，这系列作品曾经到过深圳展，这都构成了我不受主流文化欢迎的原因，因此申办《现代摄影》报告上，编辑名单有我的名，原因是出版总署要求任何新成立的编辑部必须具备大学毕业文凭者一名以上，当时只有我具备条件，但杂志申办先来后，当时的主管部门文联主席发话：“伍时雄文艺思想有问题！不适合当编辑。”虽然我为杂志写好创刊词（编者话），亲自设立栏目，也编辑了大量的图文，是名副其实的创刊者，但当官的一句话，就把我打在局外，从此成了一个杂志社外无编制、无工资、无名分的义工。但大家意识到杂志决不能让非志同道合者来办，苗小康（创刊人之一）紧急从贵州调来了李媚女士，几经周旋，深圳市文联总算罢休同意李媚入编。苗小康只好帮我把工作调动转入文化局美术广告公司，专业是画广告画，利用业余继续编辑《现代摄影》。从此《现代摄影》责任编辑不会出现“伍时雄”三个字，这就是一位不受欢迎的创刊人的遭遇。要想办大事，那种年代非逼着你“曲线救国”不可，这等怪事，很多资深的摄影家都知道。
EYE：杂志内容怎么设置的
伍：在我调动之前，我们已经开始编杂志了。杂志里面立的栏目，基本上是我提议，由大家定，比较重要的有“作品与观众”和“三言两语”，“读者论坛”，“探索创新”，“广告摄影”，“国外摄影作品介绍”，“光影档案”。其中：“读者论坛”主要介绍新的事情、新的学术论文；“探索创新”主要为国内较前提供平台，国外摄影作品介绍主要选择介绍较前卫的国外艺术家的作品：“光影档案室”把各种流派、各种摄影在当时比较吸引眼球的图片作为信息。图片不能太大，加强信息量：“作品与观众”为国内作品与评语互动专栏; “三言两语”则精辟摘录国际大师的语录。所有这些栏目目的就是希望不要把国内摄影信息停留在《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和其他的一些官方摄影杂志的概念上，希望把摄影视觉拓宽一点，所以从编辑到摄影论文选题，我们都力求摄影界能和当时的国际平台同步发展。不然的话，中国摄影总是找不到方向。
EYE：创刊号大概准备多久？
伍：起码有半年。前几期我是主要执笔，有些文章我是换名刊登的，包括广告摄影栏目。杂志字体的选用、设置和杂志的大标题，港味较浓，并不理想。第一期在香港印刷，当时看印刷质量是不错的。
EYE：又有上头管着，又要有先锋性，当时怎么把握的？
伍：在编辑上要有策略，我当时是采用退一步进两步走法，不能太过刺激，不然就办不下去了。这是历史的原因。当时文联和摄影家学会办杂志的概念和我们不一样，所以这里边要利用当时的资源，慢慢演变成一个高扬现代观念的线路，需要一个过程。你要翻开第一期，就可以看到它会顾及好多方面。而且这杂志举办到三期，市委宣传部长都来干预过，说这个杂志是深圳办的，应该反映深圳的建设、深圳的速度。我当时即反 宣传部长说：报道性的东西，已经有深圳图片社去解决。《现代摄影》的功能应该是跟国际摄影的学术水准对接，成为国内第一份最专业的学术杂志。
EYE：李媚是跟《现代摄影》连得很紧密的一个人。
伍：创办第一、二期的时候主力就是我和苗小康，由于政治原因，我被排斥了，后来，苗小康从贵州找来李媚增强编辑力量，我退在社外业余编辑，每期会我都参加。因为酷爱艺术，我更多关心的是摄影艺术，李媚是位出色的纪实摄影家，她比较关注社会问题，所以后来她在纪实摄影上倡导如何对人性与社会深度的终极关怀上作了相当有成效的推动，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EYE：当时杂志的国外的资源怎么找？
伍：很多是通过香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摄影家联系得还是比较密切的，当时香港的冯汉纪、梁家泰、宋宝光他们有个摄影中心，国外的稿子和艺术家是通过他们引进来的。德国的托马斯也是因为他到香港艺术中心作讲座，陈赞云把他引见给我们，我看过他的幻灯片后就写文章把他介绍过来。这也是一种来源。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甚至连摄影机的那些产品目录图例，有些视觉上效果特别好的我们也放在摄影档案室内，因为当时中国与国际交流仍未开放，渠道还挺艰难的。
EYE：杂志创刊号出现反响很不错，听说还再印了。
伍：没想到一下卖空了，所以加印再版。当时我主要的力量还是集中在图文编辑工作上，重点介绍国外的各种思潮的产生、意识和形态的理论推广上。
EYE：出了几期后肯定跟最开始的不一样
伍：肯定不同，后来办的更偏重于国内新生代摄影家的挖掘与推广。因为当初我们能借助的国内力量非常薄弱，很多都只是刚刚意识到摄影可以这么做，并没有作品量的积累。《现代摄影》出现以后，不断介绍国外摄影发展和摄影作品，也算是促进了不少摄影家的成长，其实《现代摄影》开始是启蒙，然后是培育土壤，最后成为摄影家自己的天地。它的历史演变与角色就应该是这样。
EYE：《现代摄影》那时影响了不少人。
伍：作为中国现代摄影史，《现代摄影》肯定是个里程碑。它是第一个能冲破当时政治体制、思潮的最前卫的摄影杂志。而且订阅的不光是摄影界、还有艺术界和美术院校，很多学生都订，因为觉得思维与视觉都很有冲击力，因为当时除非有机会买到国外的画册或杂志，否则你根本不清楚外国情况，特别在视觉上，所以在艺术院校和摄影爱好者中间，都觉得《现代摄影》有启蒙作用。我也在“读者论坛”里经常发表关于各种流派的理论阐述与摄影作品介绍。《现代摄影》是当时中国与国际现代摄影的信息集散地，也是国内新生代摄影家的摇篮。
EYE：编辑部周围总聚集着很多人吧？
伍：在深圳编辑部，我们经常和摄影家、艺术家和学者探讨一些跟现代摄影相关的课题，挺认真的，不是闲聊。那些搞现代摄影的作者，一到深圳，肯定到编辑部。一是介绍自己。二是探望《现代摄影》编辑部及哥儿们。看看大家能否共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种聚会太开心了，因为深圳当时没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前卫文化，就《现代摄影》了。艺术上就我跟王川坚持下来了，1985年搞了一次“0”展，组成过“特区艺术家联盟”，王广义当主席，后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也就散了。
EYE：那是有没有组织一些摄影活动？
伍：主要还是编辑出版，大部分都是人家组织我们参与。有一次在杭州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从艺术家、艺评家和摄影家对艺术的阐述分开了两个不同的角度，谈：摄影本体到底是什么？我当时被放在艺术家一边。
EYE：杂志什么时候停办？为什么？
伍：其实停办已经到92、93年了，办了8年，停刊的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我已经离开了。我知道的原因，可能是杂志本身的广告、发行量不足以支撑。当初、也有《街道》和《焦点》杂志和李媚他们合作，因为李媚她是比较关注社会问题，想通过摄影反映社会当下关注的问题。他当时把很多精力也放在了《街道》和《焦点》的合作上。
EYE：你大概什么时候离开的？
伍：办了十几期以后，就没有兼杂志编辑工作了，87年我就辞掉公职，搞设计与艺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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