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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与西方国家谈判前的艺术模拟?

更新时间:2009-02-27 09:10:4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孙行之 编辑:janet 浏览量:200

  近日,一场名为“萨菲·阿巴斯(Shah Abbas,伊朗王):伊朗艺术的重建”的艺术品展览在大英博物馆开幕,这一展览将持续到6月14日。前来大英博物馆参观的观众大多感受到了这里无处不在的政治气息,他们于是想了解:这次展览是不是一个伊朗与西方国家试水谈判前的一次模拟?

  即使是在开幕前,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代表穆罕默德·瑞扎·马兰迪斯(Mohammed Reza Mehrandish)所致的开幕词,也夹带着掩藏不住的政治意图——他没有依照在国内政府官员中通行的规范来祈祷,而是低声用波斯语念道:“以生命和智慧之神的名义”——这句话取自“国王之书”(BOOK OF KINGS,一本公元10年的伊朗史书)。他就是用这种稍有些突兀但是并不能算作错误的方式来确认伊朗文化——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他所保持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即使是站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橱窗前,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被政治削弱的艺术

  相比于政治意味明显的开幕讲话,展览本身还是比较具有艺术价值的。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尼尔·麦克桂格(Neil Mcgregor)赞扬萨菲·阿巴斯这位于1587年到1629年在位的伊朗王:“他重塑了伊朗的艺术和文化,并采用重回伊斯兰什叶教派(英国亨利七世留给了现代英国大批的什叶教派的教堂)的途径,来促进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快速融合。”

  之后,英国前外长杰克·斯托拉(Jack Straw)注意到了英国与伊朗早在17世纪就有了外交往来。迈入现代社会,英国与伊朗的政治家们还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斯托拉说:“在英国,有相当一部分国际会议是围绕着20世纪的伊朗事务展开的。”穆罕默德·莫兹安迪福(Mohammad Mosaddegh),一位伊朗的民选领导人,就曾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势力的干预下倒台。之后,英国就开始扶植萨菲家族的势力,以应对伊朗内部严重的敌对和分歧。当然,人们对这场展览的兴趣不只在于展览本身,作为常识,人们知道伊朗是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和平稳定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是,更多人将这场展览看作一个将疏远已久的海湾地区重新融合起来的聚会。

  不过,这场文物展本身应有的主题——艺术,却似乎被削弱了,大英博物馆馆长舍利亚·坎贝(Shelia Canby)并未着力提出艺术这一话题,这也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参观这场展览的人,很难看出主办方选择每一件藏品的意图。

  一些藏品是在萨菲·阿巴斯时代所作,其中,有一组制作极为精致的瓷器,产自14~15世纪的中国,这可以看作是伊朗王将藏品收集起来并赠送给伊朗境内著名的阿达比尔圣坛的明证。但是,另外一些文物,例如来自于巴格达的13世纪彩色科学研究手稿,严重缺乏艺术气息,给人一种“遵命”进入大英博物馆陈列的感觉。

  于是,开始有人质疑这场展览的初衷,他们认为:“这原本是一场伊朗王的藏品展,摇身一变成了眼前无主题的文物展。”也可能正因为此,人们始终说不清萨菲·阿巴斯时代的艺术,究竟在整个伊朗艺术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

  “求大”的伊朗艺术?

  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伴随着取自文学作品的肖像画的盛行,当时最受追捧的是出自名家之手的描绘祈祷情景的人物画。在伊朗艺术史上,人物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被观察过。展览上一幅有画家签名的一位书法家的画像,对于更早期的伊朗绘画与16世纪的绘画风格有着重要的承接作用。

  随着绘画作品中大师原稿越来越罕有,伊朗人往往喜欢回到过去,追寻经典。名作“鸟儿们的聚会(The Assembly of the Birds)”就是当时这种风格的典型。这幅画的作者是伊朗艺术家哈比鲍夫(Habib Allah),他早年旅居阿富汗西部的赫特拉(Herat),这幅画就体现了他对15世纪赫特拉艺术风格的怀恋。

  伊朗的艺术风格多变,疆域也在逐渐拓展,这不仅体现在绘画上,同时也可见于雕塑、摄影等各个艺术门类。一张出自知名的大艺术家艾立·瑞扎·阿巴斯(Ali-Reza Abbasi)之手的一页手稿,上书一首四行诗。关于这页书法顶端的签名,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舍利亚·坎贝指出:“这幅作品是不是阿巴斯所作还有待于考证。”

  在铜像雕塑领域,艺术进步的主要着力点并非在内涵的创新上,而是集中于系统性上,侯赛因·阿福沙尔(Hossein Afshar)所藏的作品的意义也就是将作品制作得尽量庞大。在陶器制作领域,偏好大件作品的趋势同样非常明显。有时,混合了几种制作风格的作品,往往看上去更加庞大。

  说到建筑,其“求大”的趋势比其他门类更加明显。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在萨菲·阿巴斯授意下设计并建造的拱桥,目前还是伊朗最大的桥梁之一。不仅如此,位于市中心的广场也异常庞大。

  现在,伊朗艺术也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所有艺术发展的结果,都潜在地源自于国王的意志?或者,这只是一种早已存在的艺术形式的重新崛起?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经年累月的研究。或许,这些问题并不适于在书本上进行讨论,而对伊朗与欧洲的交往历史详加考察或许是更为有效的方法。在17世纪中期以前,绘画还只被认为是一种庸俗的艺术门类,而很快的,它又一跃在艺术界占据了无比显赫的地位。后来,到了19世纪,绘画又步入颓势。金属制品和陶器所走过的道路也大致与此相同。唯一显得有些另类的是建筑艺术。它本身比起其他门类来更为保守,因而,面对颓势也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这种种的问题现在都藏匿于大英博物馆陈列的背后,人们很难注意到这些,更难以找出答案。于是,人们会向历史寻求答案。在这个绘画与雕塑在审美上没有形成一贯性、历史也没有呈现出艺术流派的清晰发展方向的时候,这种期望只会变得愈加迫切。所以,可以说,此次伊朗艺术展只是给了人们一次观摩艺术品的机会而已,远未达到更进一步了解东方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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