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与耕牛(水墨)范扬
艺术批评中常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往往难以在同一领域中找到恰当的评语,然而隔山有知音,在相邻的领域中可能掂出更能说明问题的参照对象。
唐张怀在《书议》中评王献之书法时曰:“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籍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这一段文字说的是王献之的行草,但将此移评范扬的画,颇有几分恰当。范扬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几年里似乎得到了神助,以爆发出来的强劲之力将自己的画境大大地做了提升。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幅上皆成“文章”,呈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范扬人到中年既达此大手笔境界,堪称在画坛上占了一席“风流”。
范扬的画看上去满幅轻松,却埋伏了雄强之骨和深厚学养。他对传统雄浑一体的画风显然是体悟颇深的,从宋元绘画到黄宾虹,都是他直接吸收的对象。他的胸臆开敞,喜读群书,研读画史画论及文化论著,养成腹中经纶和思中识度。他也注重生活蒙养,投身于自然怀抱,采集养分,荡涤心灵,这些学养、才情、能力都是构成范扬绘画风格的基础,使他落笔便生墨韵,笔笔相连,连成景致不绝如缕的大千世界。
但是,范扬的智慧系统似乎还有一个玄机未得披露。他何以能够将极平凡自然的景致画得生机顿出,如同天造而成,“自然”得完全没有法度的痕迹,这大概只能归结于他将禅宗的“顿悟”化解于心,将禅机渗透在笔墨形象中。禅宗的理论认为,“顿悟”是包含有感知又超感知的认识瞬间。悟道之际,个体生命与外间世界形成了如火光闪耀般的感性直接关系,倏忽之间触及自然世界神秘的精神本体,体悟用逻辑思维百思不得其解的生命之谜。可以揣想,范扬在作画之际的态度就是一种“顿悟”状态。
他画中那些流畅的线条就是“悟”的附体,不受理性支配,一任感觉流发,在画面上成为欢跃的精灵。因此,他每幅画的感觉是完全不可复得。禅宗悟道离不开“机”的触动或引发,常常是受到某一机缘的启发而“顿然晓悟”,“悟”到刹那间、“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其解脱在于一瞬”。在范扬那里,机缘的“机”就是他面对自然与视线中的事物。他山水画中的丘壑形象不是从理性选择来的,他甚至摒弃传统历史中那些经典格式,也放弃自己经验中的“先验图式”,谋求一种“即兴”状态下与物相接的因缘,只要能触及眼前的自然生命,他的笔下就生发自然的意态。所以他的画看上去在景物选择上极随意,作品却拥有极高的境界。他的“悟”与自然的“机”相碰撞的瞬间,便如同一股清风拂去眼前尘埃,使画面顿时明澈透亮起来。“悟”与“机”的关系就是创造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中国哲理中,这二者既二分又合一,二分是现象,合一是本质,是可能达到的境界。这是中国特有心与物、自我与世界、创造论与本质论的智慧图式。这与西方传统很不一样,以至于与现代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大哲都借“东风”以明拭“西洋镜”。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表现主义绘画为了打破绘画的静止状态,就用一种外部力量“介入”的手法造成画面的戏剧性效果。在绘画上,他们也曾想达到一种令人惊讶的生动性,但往往不能奏效。而在中国画家这里,只要学养和性情达到一定高度,就会有一双扰乱世界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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