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处在激烈变动的时期,总是会不断冒出些风靡一时的新词儿,“山寨”一语最近流行正猛,似乎什么东西都非得“山寨”一下不可。此类集体强迫症亦可谓中国特色。荀子说:“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但约定俗成者却有一个稳定不稳定、长久不长久的问题。
自从摄影以其复制手段介入艺术,复制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美学问题。而上世纪60年代美国波普的成功,则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到了当代艺术面前。雕塑也不例外,奥登伯格以其复制放大日常用品的手段,把杜桑的现成品雕塑从美术史的“形式沉默”中唤醒,真正成为塑造生存方式的城市文化和“社会雕塑”。而查普曼的形象变异则把传统雕塑语言,改造成为后现代、后人类的一种表达方式。
从创作角度看,首先应该注意杜桑在谈及现成品时所说的“添加”,也就是如何处理现成品的方法,比如为小便器加上“泉”的命名,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上添上小胡须等等。从转变语境而重新利用现成品中发展出来的装置,其实也就是以现成品为主要材料,加上组合、装配、改造等等所谓“添加”手段,创造出与文化问题有关、与思想观念有关、与环境意识有关的作品。装置艺术成形并独立于雕塑之后,对雕塑冲击极大。在当代艺术中讨论作为传统架上艺术形态的雕塑,已和雕塑性的装置或装置性的雕塑划不清界限。
雕塑的特点是材料单纯且有相当的技艺性,保持这一特点而又不拒绝边界的开放,是当代雕塑家保持自身身份时应有的健康心态。其对于复制图像特别是数码复制影像的反应,是当前雕塑创作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四个方面的变化值得一提:
其一是视频影像,如陈克、陈长伟等人的作品,把视频中拉动、游离的形象塑造为实体,揭示当代视觉心理的变化;其二是卡通形象,如焦心涛、唐勇等人的作品,或反讽消费品,或惊问当代人,在光鲜亮丽中展现时代隐藏的问题;其三是生化形态,如陈文令、任思鸿等人的作品,其人物动物的形象变异、拼贴、组接,针对的是生化时代、基因技术、再造医学等等带来的改变;其四是场景雕塑,如李占洋、张建华等人的作品。场景雕塑由来已久,但直接以表现性手法揭露社会禁忌中的底层人文,使得雕塑一改纯粹、崇高的姿态而具有新闻现场的特点。
在这些创作中,雕塑家们对数像复制时代的视觉文化资源,做出了创作方法上各自不同的转换,正是这些新的雕塑方法的探索,显示出中国雕塑家与众不同的艺术思路和创作智慧。
至于说到雕塑因名利之欲而出现的模仿复制(所谓“山寨版”)和雕塑作品因市场之需而必须的件数复制,严格地讲,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前者从来就被排斥于雕塑批评之外,后者则是一个行业自律、完善规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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