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只是弹指一挥，但刚刚过去的30年却使我们有太多的感慨和激动。
30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反映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对世界的认识、对未来的期许发生了深刻变化。“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不知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这些改变明天是否还将继续……
我们从本期开始，将陆续刊发公共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学者及相关从业者的回顾性文章，以回首过去的30年，更是为了翘首未来的日子。——编者
伴随着30年来我国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国民间美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华民族最本源的民间文化的命运，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的农民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者的命运。
黄金时代的永远遗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惨遭破坏的民间文化开始复苏，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的民俗信仰文化又开始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复活，民间美术也随之兴盛起来。
20世纪80年代，应当是中国近百年来民间美术最活跃、最兴盛的时期，主要反映在主流文化对民间美术艺术价值的推崇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民间美术传承者开始渐渐脱离民俗功能转而去进行艺术创作。这一现象在民间剪纸领域尤为突出。随着80年代民俗生活的复苏、复兴，再到新时期的发展和创造，民间美术已经频频登上时代的“大雅之堂”。这是民间美术的黄金时代，但同时也是其最后的“回光返照”。那10年当中活跃、高产的老一辈民间美术传承人，也成为农耕时代最后一批传统民间美术的文化记忆群体，而今天他们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人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化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此影响下，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启动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这个历时20多年的浩大工程，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民间文化艺术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记忆的收集整理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影响。但遗憾的是其中居然没有民间美术。许多浮出水面的民间美术传统，没能进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抢救保护事业的议事日程中，我们也因此错过了民间美术普查、收集、发掘、整理的最佳时机。
发现和积累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主导的民间美术调查、收集、整理、展览工作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活动非常活跃。当时的文化部社文司以开展全国群众文化工作的方式方法，开始了“民间艺术之乡”的命名工作，同时也支持举办了许多相关展览和学术会议，此项工作一直贯彻到县级基层文化馆。80年代初，陕北延安地区在13个县市开展了以民间剪纸为主要对象的民间美术普查，并在此基础上选出剪纸能手办班，这是当时民间美术复兴和进入时代主流文化视野的代表性个案。
普查和发掘确立了民间美术作为民族艺术文化组成部分的身份，发掘出了代表性的天才传承人，而且通过集中办班搞剪纸创作的方式，还发现了传统民间剪纸中大量具有民俗价值的文化记忆，同时也激活了剪纸传人的创作热情。1980年4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大型民间剪纸展——“延安地区民间剪纸展览”，展览首次以艺术家署名介绍的方式推出了具有民俗内涵的传统剪纸以及现实生活题材的新剪纸，展览于次年赴法国巡回展出。应当说，80年代陕北剪纸在主流文化艺术舞台上的亮相，以及当时刊物、报纸对民间美术的推介，都对当时的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那些热衷西方现代艺术的青年艺术家们，在本土民间美术资源中发现了颇具现代感的艺术参照。当时在官方主办的美术展览中，借鉴民间美术形式因素和民俗主题的艺术创作屡屡获奖。
在80年代初期主流艺术形态的“民间美术热”中，艺术家们并不关心民间的生存现实，更多关注的是民间美术的形式元素和民俗主题。
作为国家级的美术品展示空间，中国美术馆在80年代筹备的“民间美术博物馆”开展了比较大规模的民间美术收藏工作，对此国家每年都有固定的资金投入。中国美术馆在80年代举办了多次不同省份、不同地域的民间美术主题展，这些都对“民间美术热”起到了广泛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社会上比较活跃的民间美术研究者们，都不辞辛劳地去做田野采风，积极参与相关社会活动，专注于某一类的民间美术研究，这是一个民间美术资源学术发现和积累的时代。
这一时期，民间社团开展的民间美术调查、发掘、研究、推介等社会活动也非常活跃，如当时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中国民间美术学会、中国民间工艺学会、农民画学会等活动频繁。民间社团的组织者多为高校和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以多年从事专业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积累，有效地开展了许多有社会影响的活动。民间社团的作用是以专家学者的学术理念联合统筹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民间学术力量，也包括民间美术代表性传承人的参与，形成了专家、政府、传承人、民间美术收藏者、专业艺术家、传媒人等广泛的社会协作模式，可以说民间美术许多的发掘推介工作，都是民间社团以文化志愿者参与的方式完成的，这是今天仍然值得借鉴、推广的民间美术传承保护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术教育领域，中央美术学院对待民间美术表现出比较自觉的文化认同，该校民间美术系的建立也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民间美术进入国家高等教育的知识体系当中，也应当是新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986年，陕北和陇东6位乡村“剪花娘子”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向师生表演剪纸，此举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不仅促成了民间美术系的建立，也引起了师生们对民间造型体系的关注，掀起了师生下乡采风的热潮。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80年代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方面的发掘、整理研究，同样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这些大多是个人常规的学术行为，许多高校并没有建立起使民间美术在学院体制内立足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科模式，当这一代热心民间美术的人退休后，许多有益的研究与教学无法持续。
经济大潮中的衰微与流变
到了9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乡村的大批青年农民涌入城市，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呈现衰势，传统的民俗生活也趋向淡化。民间美术渐渐失去所依附的载体，许多传统民间美术类型甚至逐渐濒危，同时，一些民间美术类型脱离开民俗，开始市场化、商品化。
同时，受到经济大潮和价值导向的影响，政府主导的基层民间文化艺术的调查收集、发掘整理、组织活动等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市场经济价值观也冲淡了以往群众文化建设的价值理念。许多县级文化馆开始把80年代民间美术普查所得的代表性民间美术资源复制生产，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民间美术产品的商业开发本无可厚非，但不应当忽略当地真正的民间美术传承工作，尤其是以村社文化为中心的民间美术传承工作。
中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文化多样，其中文化的多样性与400万个自然村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几千年持续稳定的村社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活态的基因库，活态文化资源正是通过村社的生活形态持续传承的，村社中的一代代人是文化传承的主体。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文化上的变化，预示着文化自发、依赖于民间村社约定俗成方式传承的时代正在结束。90年代是中国乡村传统村社文化形态向现代乡村文化形态转型的过渡时期，经济大潮动摇了乡村民间文化传承的根基，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乡村基层文化工作受到了忽视，传统的村社文化传统趋于松散衰落，文化多样性受到了很大的损伤。更大的问题是村庄的“生命力”衰弱了下来，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村庄更是如此。90年代还呈现出民间美术市场化资本化的趋势，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地区的民间美术在非民俗的生产中，出现了粗糙化、随意化的倾向，民间美术传统的基本程式因为人为因素发生了很大流变。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在民间美术保护传承上的冷漠和忽视，或短视功利化的对待民间艺术的现象十分普遍。
“非遗”保护为民间美术带来新生
新世纪的前夜，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开始酝酿和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的评选。我国在90年代末也在着手制定与民族民间艺术相关的法规政策，如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8年以来文化部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开始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这个保护法在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进入新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中国的开展，应当是划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事件，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几千年来一直处于中国农耕社会边缘底层的农民群体，作为民族文化传承主体正式登上主流文化的历史舞台，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乡村民间文化形态，首次作为当代社会可持续的文化资源和本土文化象征进入国家发展的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了民间文化作为文化多样性主体身份的价值。
作为濒危性遗产的民间美术已经进入国家保护名录中，而作为活态文化的民间美术传统，更需要尊重、理解和敬畏。21世纪是一个民众传承的活态文化复兴的时代，民间美术传统会伴随着民众生存状态的升华与发展，去完成自身的变革。
(作者：乔晓光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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