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里不存在“公共”意识，只有人类原始的更接近动物性的“家族”、“族群”意识,而皇权则是家族权力的最高形式。谁灭了前皇帝谁就继掌天下，加之公关部门封颂为真命天子、血统纯正，自然百官臣伏，万民叩拜。“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国既家的概念世代相传，自然就不会产生所谓“公共”的概念。现在还有众多的民众都只有“公家的（国家的—朝廷的—皇上的？）”和“自己的”而没有“共有”的。
每个人从生到死无一不围绕着家庭展开，所有的个体都必须服从家庭和家族这个整体，依赖她，光耀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死后都庇荫着家族后人，这叫“祖上有灵”。历代统治阶层为标榜自己之圣明，笼络天下儒生为己用，赐封孔丘为圣人且荫庇后人，直到“文革”被打倒。皇上以国为家，拿“自家”的钱给臣子为“咱家”办事；臣子“千里做官为求财”，贪墨巧取为“自家”添富贵，虽有廉官为民，终究是全心为皇家办差之楷模，现下时髦称谓“老板”；学子十年寒窗用金榜提名来耀祖光宗。庸民持家，智者理族，圣贤治国，各施其职的礼仪之邦。朴实的初衷是能者多劳的分工各尽所能，逐渐莫名其妙地演化成统治与被统治。家比成员重要，族比家重要，社稷比族重要，漠视个体需求的社会格局视之自然而然。
我们的城市社会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政府官员，属“非凡”之人，既要为民为部属谋利又要稳定求发展；第二类具有该市户籍的市民，包括普通公务员，责任简单，以谋己利为要；第三类由庞大的外来人群构成的“漂族”，三教九流，惟利是图，虽是蝇头小利也无可奈何。第一类人掌握资源的再分配权。如何利用资源的再分配有太多的讲究，这是权谋，也是政治。俗语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现在小民背井离乡为“自家”求富裕，期希将自己的狗窝改造成金窝或银窝或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虽小但温馨的家。回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无法解开的情结，一些无法忘却的成长经历以及无法割弃与家相关的联系和牵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大迁徙，把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地方抛在身后，投向为之为己生存属于自己或许豪华或许简陋的家。这就是“漂族”。他们为同一目的暂居不属于他们的地方，与少数于他们的常住居民共同生活。在身份上、心理上不被认同成为“漂族”或自悲或抗争的症结。“自扫门前雪”的观念深入人心。管他人瓦上霜是闲事、是干涉。孰不知还有每日共踏之地需要清洁、整理、呵护。一个暂居与己无关的地方自然无意去关切。但如果你是个“公民”，而非“农民工”、“外来工”“外族”等轻蔑、排斥的身份标识以区隔，不以从事之工作来分三六九等，只有一个身份公民，中国公民。没有公民意识何来公共意识、公共道德。有了公民的观念，才会去争取公民的权利同时承担公民的义务。只有加强公民意识才会淡化传统的家族观念，将其改革成尊重个体、平等、自由的公民社会才可完善公共道德。
“公共”一词是外来的概念，它可能源于希腊，哪里的人喜好演讲，喜好发表分享个人的观点，民众也乐于聆听并参与辩论。由广大信众捐香油钱建的寺庙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是公共空间。不论贫富贵贱，不分男女老幼，皆可入内，当然有高官来草民还是要避一避，等他们离去照样焚香礼佛。佛是平等视众生的。赶庙会为乡民之乐事，拿自家产的物品换铜板碎银，逛集市、看景儿、找乐子。开放国门后，国民也开放了意识并在自省中逐渐改革意识。以前公共财物的概念是国家或集体的财物，不属个人，属共享财物，必须爱护。现在公共财物的涵义是共享也属个人的财物，是用税金建造的。原本属所有生物共享的自然景观现被圈起来，“开发”出来取名“风景区”，收钱聚财。路、桥、隧道等公众使用的设施需要收使用费做维护资金，无可非议，可恶的是纳费者还要供养起一个管理局。机场作为航空运输的配套服务设施理应有利润分享的，有什么理由向乘客收取机场建设费？哪铁路、公交车站、客运码头是否也要向乘客收取建设费？ 不可以用纳税者的钱建一个东西还要纳税者在使用时再交使用费。
百年之前的“艺术”多为文人雅士赋闲之乐事。酌酒题诗，煮茶论道，抚琴呤唱，自得其乐。现今社会容不下众多不事生产的职业画家、雕塑家，不若效仿前人作为业余爱好，不然生活像“凡高”成就又不如人，贫数十载人生，上无片瓦，行无座车，岂不惨呼。历史上出了不少画家、大画家、名伶，甚至制琴师、铸剑师，无人知道云岗、麦积山雕塑为何许人做。以雕塑谋生者匠人也，属下九流。雕塑乃匠人之作，不登雅堂，更无处摆放。唯一例外是由历代匠人传承的石狮，其形更近放大的卷毛狗，大江南北的商贾豪门甚至衙俯多在门口放置一对以镇宅证威。现在各金融机构门口楼前也放置一对，不同的是部分换上汇丰银行形像逼真、西洋化的石制或铜铸雕塑。狮子以其威严的形象在这个不产于此的国度物以稀贵地盛行不衰，由于都是雄狮而无母狮，有违自然发展规律。
雕像随佛教的传入暗和国人崇拜偶像之心习而渐兴，使之成为一大艺术门类。“佛”无意间给匠人们带来了上千年的就业机会。寺庙内、石窟里由匠人或出家人塑绘的仙神怡然高居受礼，恒默俯视着为家人为自己祈福、求财、问运、避灾、还愿的众生。另一个千年的就业机会是墓葬，历代皇帝为自己埋尸之处大兴土木，塑兵马陪葬，雕瑞兽护陵，妄想续佑自家王朝千秋万代。上行下效，达官显贵、豪绅富贾莫不趋鹜。二者都为后世流下许多不朽之作，也造就了许多能工巧匠，实为不幸之幸。只是大众不便、不得也不愿去欣赏、感受，使之艺术上的成就不为大众所知，最大成因是我们还没能力顾及这方面的需求。充满无限智慧的生产商利用前所未有的强大媒介铺天盖地地推出层出不穷的诱惑，无形中迫使我们加倍努力工作并创造更多的诱惑以期获得更大的满足。“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体现在都市的方方面面。当然也有一小撮中产文人在百忙之中偷闲去雅上一雅。
雕塑有幸归为艺术门类是因政府需要更多为其服务的人才，所以在高等学俯开设专业，培养造就出一批批“专业人才”遍布神州大地。然所事非学者居众，只有其中“佼佼者”可为政府服务，余者或改弦易辙或苦苦求存。易辙者中有聪敏才智之士结合国情在商业社会里大展宏图，无敏智又不明国情且执著者自然艰辛。过往的匠人与今不同，非但不可讲价，还须用“心”在工作，不然要不被官府问罪，要不因亵佛而自责，更可怕的是要下地狱，而且有十八层之多。现今工匠不求质优但求价高，却亦无可厚非，给活的人皆同此心，你奈卿何？
城市是由人的不断积聚，为就地解决衣食住行而逐渐圈建成可自我保护的生存空间。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墙必然不断扩展。为了生活而工作，义无反顾地平山伐林，天经地义地掠取自然资源以供已需。在发现仍无法满足城市人口暴涨的同时，赖以生存的土地竟由于人类的活动而不断减少并危及到人类生存，可喜的是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建起高楼，建起了钢筋混凝土的丛林新景观。我们便向往住进不便往来由钢筋水泥玻璃围合属于自己的单元里，孤寂地看着窗外林立的高楼、繁忙喧闹的街道和闪烁着献媚与诱惑的霓虹。我们发现建造的生活环境并不适合，我们的身体还不能进化到可以呼吸多种废气与尘埃混合的空气和饮用被污染的水，不然会生病痛。砍伐大树后种上树苗等它慢慢长大，以吸收我们呼出的废气来制造我们血液所需的氧气；铲烧花草后植上人工花草叫人不要践踏，以减少扬尘保存并洁净水源。因为其它动物要则被屠，要则逃避至人所不及之处，剩下老鼠、蟑螂与我们世代相伴。所以我们圈养一些鸟兽，让人可以亲眼目睹地球上其它许多不同的底等与我们的生物。我们有时需要逃离狭小紧张的空间与自然交流，需要共享的空间，虽然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因为“恐惧”“矜持”等等缘由很少与其它“陌生”人交流，至少可以看看其它人，享受在人群中类同的感觉。
公共艺术的出现在中国有文脉的断层，对城市公共艺术理解我们沿用将传统的雕塑、壁画放置在城市中，为城市锦上添花。景观里的小品也绝少有艺术家在设计阶段参与其中，只是在设计完成或完工后被告之这里那里要摆个东西为增加文化氛围做“点缀”。大部分雕塑、壁画都是作为补文化缺而存在。这个地方有块空，放个雕塑；那个墙面空着不好看，弄个壁画。像“深圳人的一天”以普通深圳人的普通生活为主体的人文景观则屈指可数。
，决策人多半拥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意识，强调内容，关心作品传达的内涵-可叙述的故事。殊不知同一内容可以有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大的、小的、古典、现代、写实、抽象、构成、后现代、解构、装置等等）材质（石、木、金属、水泥、声、光、电等等）和手法（圆雕、浮雕、壁画、拙朴、粗诳、细腻、甜美等等）。至于用什么材质、多大的尺度，则要由可支配的预算多寡而定，而非在特定的环境放置适宜的色质与尺度。最糟糕的是“宣传”意识，将艺术品当宣传品来表决心，颂业绩。雕塑作为人类独有几近永恒的艺术形式，理应传达人类永恒的主题。
城市公共艺术是在城市公共空间根据特定的环境进行艺术创作活动所产生丰富城市人文景观的视觉听觉作品。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城市建筑、广场、街道、绿化、人和汽车等等一起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一个多彩多姿的城市文化景观。无墙的博物馆可以让无暇的都市渐已麻木的神经兴奋起来，日益冷漠的情感常被火花撞击，过分矫饰的世界里保持许些朴纯，忙碌碌的人偶尔反省为什么忙碌，全情演择智慧而不忘真挚。让艺术品走出殿堂，在阳光华灯下默默地感动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常居、暂居或过客。
界定城市公共空间里何处须设置公共艺术，就需要规划专家依据城市的总体规划，会同景观设计师、史学家、艺术家研讨，在各结点、广场、重要的公共建筑规划设置公共艺术，再按规划逐步实施。就像城市建筑（实际上建筑在造型上理应属城市公共艺术范畴）在规划中一定要限制尺度、体量、容积率和色彩（我们的规划中是否对色彩有要求？）一样，城市公共艺术也需要规划。“景”上添花，不是是朵花就往上放，还得应景。文化立市，提高城市品味，城市公共艺术的合理设置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史学家可以对题材的确立少出差错，不要到处都是“东江纵队”。艺术家参与的作用是与景观设计师将各自的观点协调好（如基础、照明、观赏线路、视距等），至少可以节省成本又有比较好的效果。如“市民广场”可以摆放些尺度宜人的亲民性（移民特征和本土文化）雕塑，在地面刻画深圳辉煌的发展轨迹（年表和重大事件），使每个来这里的人为深圳自豪、骄傲。 地铁站内外可安放些轻松写意的雕塑或装置。将现有的公共设施如冷漠的立交桥、人行天桥、简陋的挡土护坡艺术化；公用电话亭、候车亭设计得更人性化；露天公共用椅在审美上可以做得更好些；将立交桥下改造成公园至少可以让在此窝居的人过得舒适点甚至迁居。
我们有各种“基金”，“文学基金”“科学基金”等等政府出资的基金，却没有“城市艺术发展基金”。有基金就意味可发展、可扶助，不会自生自灭。城市艺术发展基金可由政府牵头先出资，再从房地产投资中提留1%或0.5%,加上赞助、资助，“基金”可以为城市艺术发展、文化立市做很多事了。
现有很多没有规划而出现的种种花钱没办好事的例证：
上海宾馆东侧的雕塑“深蓝”，很好的东西，但摆的位置有问题。交通拥挤地段上影响雕塑完整的视觉效果，路人忙着赶路对雕塑视而不见；将她移至深南大道的某一段绿化带上，以纯净的天空为背景应该更妥。
罗湖区的“金色罗湖”，原意可能是想体现罗湖的精神，想说的理念太多，表达的精神太多，结果理念和精神堆积，整了个四不像，五味杂陈地摆在乱糟糟的环境中添堵；
沙头角镇有一群青铜水牛，做得传神，据说与挡煞有关（区领导定的地点），但与环境却不发生任何联系，不如放去梧桐山下，牧歌山林更贴切；
原市政府门前的“拓慌牛”恰合深圳精神，但缺少个背景，怎么摆，方向都有问题；“峥嵘岁月”摆在门厅内更合适，可以不顶骄阳暴雨，静静地缅怀历史。两件作品都不错，但都是架上雕塑，而非户外雕塑。架上雕塑用的是柔和固定的光源和相对固定的角度，近距离玩赏；户外雕塑则是。自然光，光线是变化的、投影的效果也是雕塑的一部分，在雕塑的处理手法上有区别。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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