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讨论这次展览主题时，我是这样考虑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艺术领域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产生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它是社会都市化的产物，是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和制作者;它还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对生活方式的梦想终于获得经济支撑的今天，中国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逐渐与国际接轨亦趋文雅而人文。所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不是一个脆弱经济基础和封闭国度上的上层建筑，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趋势下出现的一种现象与结果。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而在这种文化结合体中，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定位置，扮演属于它自己的角色，体现出积极与消极、激励与沉溺、提升与堕落等多重复杂功能。
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其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现阶段的稳定。大众文化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给大众提供了选择的条件。
城市文化的样式一开始就与乡村文化不同。乡村生活中的人更经常地直接与大自然接触，感受它的静谧、宽广和深沉，因此他们的文明氛围是缓和滞重的，习惯于用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感受自然的奥秘。又因为知识积累的艰难和信息传递的闭塞，他们格外的重视经验积累性的文化传统，自觉或无奈地复制与模拟上一代的文化。而在城市文化中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人们接触的是一个人工制造的社会，与自然的交接十分有限，频繁的人际交往、信息的推陈出新、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多样化是城市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而多样化优势的趋时与超时成为城市市民的一种心理机制，惟恐落伍于城市文化运行的步伐。这一点似乎在成都的地域文化中显现得更为明显。这个以城市消费为主导的西南重镇，其城市消费文化具有人本化、知识化、休闲化、生态化，符号化的特征。舒适、方便、快捷、闲暇、娱乐、健康、审美、体验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也在成都的消费方式中得以体现;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同时，追求丰富情感、完善人格的自我发展和审美享受，休闲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识的前提下，保护生态环境，以创建人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生活方式，这是需求等级提高的理性表现;符号消费的出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更注重物质需要和实用性的消费习惯，使更具精神性生活和消费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花钱买感觉的体验消费、感性消费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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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虚拟技术和虚拟图像为代表的当代高科技，为图像文化成为时代艺术的主流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或者说这种虚拟技术所产生的图像艺术在审美领域引起了如下的可能变革和形成的特征。由于虚拟技术不仅可以把现实而且可以把非现实对象化、直观化，这就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打破了两者之的严格界限。直接导致了艺术与生活距离的缩小甚至消失，使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这一美学追求得以实现。形成了新的观看方式和审美的心境。电子媒介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已不同于机械时代和印刷时代那种线性的思维方式，图像艺术的每一个画面都具有整体性和直观性，它是空间性的存在，注重的是瞬间的体验。而且，虚拟图像的出现改变了原本与摹本的关系，直接导致了对艺术的膜拜与崇敬感的消失，艺术成为人们随意浏览的对象，展示性与消费性成为它自身存在的主要根据。在审美的具体活动中表现为：在转瞬即是的图像面前，不在是以一种悠然自得的心境来观看、欣赏，而是由浏览取代静观，直觉取代沉思，在审美理想上追求视觉的冲击力，对心灵的震撼力。这种审美是现代人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与观念在艺术领域的典型体现。虚拟技术为观者的审美能动性提供了技术保证，在双向互动性的过程中进行审美体验。因为依托网路技术的虚拟图像艺术能够营造一种具有亲历性的审美空间。换言之，接受者不再是一个外在的旁观者，而是一个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从而调动了整个情节的发展。在这种亲历性的虚拟的视觉化空间中，人们可以摆脱在现实生活中的固定角色的束缚与限制，可以是对诸种可能生活的直观、体验与可感，甚至是未来生活、理想生活的想象性预演，而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
大众文化和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文化趣味、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构成了对以往文化精英和权力话语主宰的消解。无论是80年代的“85美术新潮”、90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具有的某种“地下”色彩，还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前卫艺术与官方艺术体制的合作后，开始从“地下”浮出水面，意味着“地地下”的终结而进入到了一个民间、体制、商业机制、野生等各自为政的多元混杂、交织进行的状态或新的历史阶段。其基本主旨仍然是在人文的、现实关怀的大框架中运转。近几届的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北京双年展等，也都是在所谓的精英艺术的范围内寻找不同的人文主题，而真正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去策划这种综合性大展，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尚不多见。这也是我们希望与目前中国其他双年展、三年展有所区别的切入点。
亚洲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也有共同的期望和渴求，而这些都是在面对西方的冲击产生的。一方面对西方生活样式充满着期待;另一方面又需要一种温和的传统方式来“中和”西方的冲击力。那么，作为东方的中国，新的社会形态与意识是什么?是一种文化传统?还是一种东、西文化交织后的不伦不类?抑或是一种新的力量?其实亚洲不仅仅是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或者历史传统的简单联系，而是当下经济高速发展中诞生的某种新的富有阶层的共同性。它给了中国年轻的白领一种自我想象的方式。而这种中产阶层文化里有一种面向未来的自信心，特别是在作为亚洲新兴的中国已经愈来愈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的时候。同时一种大众文化为先导的新的亚洲意识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意识不是追求将亚洲西方化，而是追求一种新的本地化的后现代生活，这种生活一方面紧紧跟随时代的潮流，但又有自身的特色。它既不是西方，又不是传统，而是两种或更多地域文化的混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全球本土化”，也就是在全球化的结构中适应本土性的要求。所以这个新的富有的亚洲形象是面向未来的，充满了前倾的冲动，充满了对于新生活的渴求，而不是眷恋过去的荣光。日本、韩国等的现代化有过这样的过程，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或许这正是这次展览策划主题确定为“景观：世纪与天堂——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的一个文化背景和时机。作为策展人，我们更希望这次展览的正面表达。所谓的正面表达，是基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前卫艺术对现实的揭露、批判、质疑、反讽、解构的语言方式过于泛滥，在创作意识上有着某种艺术社会学庸俗化倾向的考虑。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活跃的且充满诱惑的都市生活已经越来越成为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和可提供艺术想象的主要资源，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模糊，获得幸福与追逐名利等同，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艺术的中心，而往昔的现代性价值被日常化了。民族情感和市场原则之间的内在张力变成艺术创作的动因，自我存在和发展的能力变成了中等收入者艺术想象的一种必要的存在。表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和中国艺术的活力，也显示了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激情和对于新生活渴望的正当性。在具体生存环境的物化形态上，似乎可以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样式和语言方式上，体现出社会大众，说得更具体一点是从四川及成都的大众中表达对生活的态度、趣味及向往的趋向。即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从地域情景移植到全球、亚洲、中国以及四川的情景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经验。如果从浅表的生活物态的样式来看，这些过程正发生在我们的身旁。
所谓的“景观”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它也是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的“世纪”是一个时间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视觉观念和语言表现一座城市，也在于为一座城市记录了精神的和情感的历史，更在于用一种新的视觉观念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文化特征。所谓的“天堂”是一个空间概念。我们每个人在现在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几乎随机地变换自己的身份，穿行于不同时空中。这些变换都有一个明确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体现在人为地制造的超级都市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没有确定性的城市是中国当下新的全球经验的一个明确的表征，种种光怪陆离的奇观中都凸现了资本、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力量，它构成了一种欲望的不间断的流动;另一方面，这种冲击则体现在那个和所有人发生关系的神秘“天堂”，这是资本在中国存在的象征，它无所不包地象征财富、地位、诱惑，所有人试图寻找幸福和满足时不得不流连其中。天堂既是欲望满足的消费之地，又是话语和欲望的生产中心。它似乎是一个迷宫，也是资本的无形且无限力量的隐喻，成为人们所向往、追逐的现世天堂。
大众文化作为当下文化趋势的表征之一，其外延的扩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策划这次题为“景观：世纪与天堂——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百余位参展艺术家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想象与表达，促使新的文化资源的利用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及艺术创作方式的转换。同时，他们的创作、展示也是通过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想象来完成的。这些参展艺术家将根据自身工作的特点和语言方式，相对充分地发挥跨越身份界限的设计和制作。这种直观的营造不再强调超越感，其背后不再有神圣的目的，营造本身是世俗的。试图在这样的展览中摆脱当代艺术的“宏大叙事”，从一个日常的侧面或视角重新找到艺术介入当代生活的某种方式。在成都的世纪城，我们强调一种“形而下”的方式。即使艺术家不同作品的相对直接的关系，其展览的布置也以艺术家的作品协调、接连、装置，从而抽象虚拟地出参展艺术家对日常生活趣味的理解而艺术地转化为新街区文化的想象。期冀提示出一种新的多元表达方式和叙事话语，也试图驱动大众观看、参与这种话语展示的欲望。在“九寨天堂”的“甲蕃古镇”，我们则强调一种“形而上”的“另类生物性和自然性”，即通过艺术家的变异性作品，它脱胎于现实经验，又超越现实经验，达到所谓的“间离效果”，构成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在“陌生的”形象中发现“熟悉”的现象，唤起对自然主义的警觉和对自然主义掩盖下“异化”的抗议，从而达到陌生化效果所包含的现实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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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契合了成都“世纪城”和“九寨天堂”的“甲蕃古镇”，通过新的展示空间跨越以往的模式，造就并形成成都乃至四川地域新的街区文化、商业文化及旅游文化中心的经营与拓展理念。在从传统的地域文化、现实生活的资源符号中采集或挥霍出来的视觉出位，自然、活泼、幽默地云集并铺陈予会展场所之中，并强调与在社区居民和购房人为主的受众的愉悦互动及对话关系。从而，展现出艺术家对特有空间和环境的利用、转换、尝试的方式，营造出蔚为壮观的场景气氛和意味，也应合建筑、营造无限生活的理念，及提供当代艺术家对生活未来的另类想象及无限的可能性。城市或城市化进程对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场景，不如说是一种隐喻的显现。艺术家是一个城市的另类，他们的敏感、锐利和他们积淀的独特而奇异的经验，他们的反思、批判精神，游戏化的幽默方式等等是值得关注的。新的艺术或许就在这种不确定的形态中产生，它是通过敏感到当代性和顺应时代潮流的艺术家以艺术的转化方式来完成的，他们不仅是对某一文化景观的观察者，更成为帮助扩展其可能性的参与者。
但理想与初衷往往被现实处境的残酷所摧毁。官方的展览或由正式美术馆承办的大型展览在规范化、系统化以及经验上来说，具备举办相应条件，所以在策划与操作上比较顺遂。而由民间资本赞助的展览，以这次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的筹办为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为今后策展谨慎对待现象及问题。
一是当商品和消费已经全面占有我们的社会生活时，人与人的关系经历了从存在到占有然后到炫耀的演变。原来那种以政治强制和经济手段为主要得管理方式已经被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所取代，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的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伪真实出现。艺术家或独立策展人的任务就是向大众澄清他们无意间的整个社会的日常伦理标准，以拒绝的姿态改变日常生活，摆脱惯性，从而改变权利关系，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二是作为独立策展人，尽可以尝试着不同的策展方式，但其底线不能满足于展览的“实实在在”展出后，其自我意识和独立策展立场被乌托邦的想象或幻想消解了。其实这次展览的主题与方式就是想探讨利用大众文化的机制、资源，展示出艺术家在对待大众文化现象的艺术转化的视觉出位，从而提升出独立的判断与思考。但是，一不留神，策展人和艺术家都成为商家功利性诉求的筹码，沦为商家达到其商业目的的一个资源，甚至可悲地成为成都啤酒节、成都夜市的一个环节、一个单元，被商业“转化”为无意义的表演式的消费“景观”。三是在中国当下流行的几种策展方式上，作为展览机制的逐渐建构过程中，应杜绝民间资本赞助展览后的随意而为，或对已承诺的原则、合同、事项出尔反尔;同时作为民间资本在赞助艺术的过程中，起码要具备承办大型展览的资格与条件。否则，纵使策展人提出了有价值的策展理念，参展艺术家的作品计划也很充分，也难于实现。这次展览的伧促、混乱以及开幕后的展示效果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目前各类展览的策划有与体制或官方、与民营资本、与艺术中心、与画廊的合作，也有纯民间的独立策展等等方式。这些展览陆续与普通观众见面后，“体制”终于不能再成为借口和理由，习惯以“反主流”形象出现的独立策展人将怎样面对这一新的策划环境，怎样在个人的策展特质和大众的需求中找到新的平衡点?独立展览的价值在新的环境中应当怎样体现?独立策展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的底线在哪里?等等问题都值得策展人的反思和吸取其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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