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曹春生教授多次使用“无序”、“没规矩”这样的字眼，表达了他对当前国内城市雕塑现状的不满。
现年７０岁的曹春生早年师从雕塑泰斗刘开渠先生，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城雕委艺术委员会主任。谈起国内城市雕塑发展的总体状况，这位老雕塑家的评语是：好的作品不少，但更多作品“不太好”，甚至“很不好”，是城市垃圾。
事实上，如此尖锐的批评并不只来自曹春生一人。近年来，城市雕塑在国内的发展可谓轰轰烈烈。然而，伴随着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雕作品，类似“视觉垃圾”、“城市败笔”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一项广为媒体引用的数据是：上海对本市城市雕塑进行普查，结果平庸的占８０％，优良的占１０％，低劣的占１０％。难怪有评论称，国内城雕是“一堆垃圾里也可能有那么一件凤毛麟角”。
城雕乱象
“多”和“滥”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建了又拆，拆了再建”。
城市雕塑，在国外更多地被称为公共艺术。其在我国的兴起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１９８２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的成立和１９８４年举办的“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为我国城市雕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全国城雕委办公室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白一看来，城市雕塑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发展基本健康。当时参与这项事业的，主要是一批刚刚从“文革”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老艺术家，以及一些美术院校的专业师生。“全国也就那么几百号人”，每年的作品数量大约在两千件左右。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在今天已经成为精品和标志的雕塑，比如深圳的“孺子牛”和兰州的“黄河母亲”。
１９９０年之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我国城雕进入发展的“黄金十年”。各地对于城市雕塑的热情空前高涨，雕塑市场的火热带动了大批企业和个人参与其中，雕塑公司、“雕塑之乡”纷纷涌现。尤其近年来，成片开发雕塑主题公园，集中建造长廊、风景线、海岸线、广场、大道等等，已成为各城市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
与之相伴的，则是大量“雕塑垃圾”的出现。“大到北京、上海，小到县城乡镇，到处都在做城雕，仿佛一夜之间要把所有空间都填满，但精品少、败笔多，九成以上的城市雕塑不仅没有起到美化城市的作用，反而成为无法抹去的新的视觉垃圾。”一位不愿具名的著名雕刻家如此评论。
据估计，目前全国每年新增城市雕塑远在万件以上。不过，由于缺少有效的统计和管理，没有人能说出这个准确的数字是多少。伴随“多”和“滥”的，是不可避免的“建了又拆，拆了再建”。前几年，北京昌平“雕塑一条街”充斥的垃圾雕塑至今令许多业内专家耿耿于怀，这些雕塑现在已经被全部拆除。
“无序开发，盲目建设。” 面对当前城市雕塑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曹春生教授忧心忡忡。
乱自何来
创作人员的市场准入管理相当混乱，盲目模仿和抄袭成风。
曹春生坚持认为，城市雕塑不是 “后院艺术”，“不是一件谁都能干的事情。”
１９９３年９月，文化部、建设部联合颁布的《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规定，城市雕塑的创作设计必须由持有《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的雕塑家承担。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２年期间，全国城雕委共向９３１人颁发了资格证书。
但种种因素导致这条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实过。现实的状况是，创作人员的市场准入管理相当混乱，大量不具备专业素质的人在搞创作，一些包工头、民间石匠、美术爱好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到处承接城市雕塑业务，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操刀搞创作的现象。
在我国美术界，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两大最“乱”的专业，一是书法，二是雕塑。“现在是谁都往这个门里靠，原先画画的，搞设计的，搞建筑的……现在都来做城雕。”
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加之盲目模仿和抄袭成风，使得许多地方的城雕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奔马”、“醒狮”是最常见的题材，“火箭”和“原子结构”成为象征科技的“老生常塑”。全国至少有４个地方立起了“黄河母亲”，前两年抽象艺术流行，结果许多乡镇政府的门口都竖起了“一个球加几条飘带”的所谓“抽象艺术”。在南京和广州等城市，竟然出现了专门配套生产、销售大小不同的圆球、飘带，可以临时组装“抽象雕塑”的商店。
艺术？工程？
许多雕塑成为领导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是当前城雕总体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据了解，如果把雕塑任务交给正规的机构或雕塑家，一件完整经过前期策划、评估、小稿设计、方案修改最终成品的城市雕塑，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工作周期，花费至少在１０多万元。而如果找一些民间所谓“公司”和“工程队”来做，几个月就可完成，花费也只需要一两万元。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而言，雕塑所需的钱不是问题，但时间有点等不及。“常有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兴致来了，就找到我们，要求我们在半年甚至两三个月时间拿出成品来，这根本就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了。”曹春生教授说。
目前，许多地方在确定雕塑方案时采用了招标的方式。但是，作为艺术品的雕塑很难量化考量，许多问题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这使得目前的城雕招标中腐败、不公平和地方保护等现象时有发生。招投标变成了“跑工程”，许多真正有名气的艺术家不愿参与其中，反过来也制约了最终中标作品的水准。
采访中，多名雕塑家不约而同地对当前城雕工作中的“长官意志”进行批评。“一些领导，根据个人好恶、个人修养、审美认识以及自己偏爱来定做什么雕塑作品，许多雕塑成为领导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是当前城雕总体水平不高原因之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李向群说。
不少雕塑家都有对自己的作品痛心疾首的酸楚经历。身不由己，多种非创造性因素直接参与的结果往往使作品最后成为一个“四不像”的折中妥协物。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胡希佳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长官意志主宰雕塑作品设计，雕塑家自身的艺术特点无法体现，在制作上，又只把城市雕塑当成一个工程来做，外行指挥内行，让雕塑家成了被动执行的“工匠”。有些城市雕塑不按雕塑本身应有的成本制作，更不按雕塑正常的工作周期施工，需三个月的制作工期，只给一个月的时间，加之部分施工单位的水平有限、偷工减料，“垃圾雕塑”的产生也就再容易不过了。
路在何方
更多的业内人士呼唤以立法手段规范和协调城市雕塑市场。
白一教授认为，对于国内城雕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应当通过加强城市雕塑规划来解决。
所谓的“城市雕塑规划”，即“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考察城市历史文化、经济结构、各种社会资源及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和城市性格品质，经过全面、系统化的构思、创意设计，形成科学、文化、生态、发展的综合规划体系，形成全局性的雕塑艺术意象组合形式。”
在这个长长的学术定义之外，白一已经参与了几座城市的雕塑规划项目。他认为，通过规划，可以使城市雕塑摆脱目前“乱”、“散”、“滥”的局面。“以前做雕塑，是一件一件做，后来是一组一组做，今后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做。”
不过，也有人对此持保留观点。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陈云岗认为，在我国，能够制定城雕规划并认真落实实施的城市，几乎没有。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为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本身的面目尚处于不确定之中，遑论城市雕塑。“真不知道，当前我国哪一座城市的规划能够让人看到，并看清楚某条街、某座楼、某片广场、某种色彩是确凿的？当这些因素均不确定时，相应的城雕规划的实际意义则大大降低。”
更多的业内人士呼唤对城市雕塑市场的规范和协调。有专家认为，对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进行立法已经刻不容缓。作为一种与建筑、公共环境关系密切的艺术形式，城市雕塑注定与城市建设规划紧密相关。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非常快，以至于规划经常赶不上变化，随意性太强，在城市建设中应该用立法的手段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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