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之分到资本之争

     自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然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雨。从星星画展、85新潮美术运动开始，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中国艺术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不但是一个空间性的现象，同时也与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家留学欧洲、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以求进步的发展模式具有历史承袭关系。与之相对应，中国的艺术批评界也开始广泛地讨论中国现代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关系。随着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越来越多地与西方艺术发生直接关联，“中西之分”更是成为艺术界的一个焦点问题。联结中国历史，近代“中西体用”争论与上述艺术界主题紧密相连。不外乎三条出路，其一全盘西化，其二守望传统，其三中西结合。同样是三条道路，在1990年代以来的关于东方主义、后殖民的探讨中则更加复杂。但是，倘若深究这些讨论的动机和出发点，无疑来源于一种对于中国和中国艺术的责任感，同时也深刻地包含了艺术家和批评家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追寻。

　　然而，在新的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突然在市场上的走红使得关于艺术的讨论和艺术批评发生了激转，对于中国和中国艺术整体上责任感让位于团体和个人的思考，与之相应，“中西之分”的广泛探讨也悄然落幕，焦点逐渐为“资本之争”所取代。其根源具有复杂的本土和国际背景，既包括市场的兴起、国际资本进入等外部因素，也包括丧失创作源动力，或艺术家投其所好等内部因素，甚至，艺术探讨的基本单位也正在从传统的民族国家转变为国际的资本实体。或者正是由于关于当代艺术的国际讨论的基本元素转变，导致了一系列焦点问题的转化。恰如利奥塔的举证，一颗由IBM公司研发和发射的卫星拥有完全的自主权，甚至美国政府在需要使用这颗卫星的时候也需要向IBM公司支付费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正在重组整个世界，世界的基本元素正在由过去的民族国家开始转化为不同的资本实体。这些资本实体包括眼下正在悄然进入中国的基金会、私人美术馆、收藏机构……他们各自拥有和拥护自己的艺术信条，倘若更进一步，艺术基金或许也将在未来形成一种新的模式，不同的艺术基金同样将实行自己不同的经营理念和标准。但无论如何，国家和民族的特征将因此在艺术讨论中被进一步削弱。而当代艺术，也势必被迫(或主动)与资本进一步合作——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或者世界其它什么地方，这一趋势都同样明显。

　　甚至在我们谈出“当代艺术”这一概念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对经典现代主义的抛弃，对“前卫艺术”自身的取消。资本正日益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之外的艺术几乎很难被人关注，倘若无法被社会所关注，即便它是一件优秀的作品，也难以跻身于焦点之中。当我们在谈论这种现象的时候，大多批评家倾向于一种批判性的观点，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容易感性地依靠道德力量作为标准——而且也正是由于这样潜在的道德观，使得我们常常简单地用“好”和“坏”来评价资本本身以及它与当代艺术的关系。这样的评价自有其传统与合理性，但是，或许我们也应该从中进行部分的区分。对于艺术研究而言，市场内部的研究与其它的市场研究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通过数据调研和分析的研究与其说是艺术研究，毋宁说是经济研究;从外部对艺术资本的研究则复杂得多，一部分是关于艺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研究;另一部分是从艺术批评出发对艺术资本和市场影响艺术发展的结果研究和思想评价。前面两种研究可以被放到社会科学的领域内考察，破除“艺术”头顶的光环和迷雾是必要的，而后一种研究则是属于艺术批评和思想领域，在这一部分内容中，并不排斥道德标准和责任意识。

　　因此，从中西之分到资本之争的焦点问题转化可从以下两部分来看待，首先，艺术资本和市场已经成为主导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影响好坏暂且不论，其客观存在无法否定)，那么，定性定量的分析是必要的。此外，尤其是对于艺术批评而言，如何独立地在商业体制之外发挥作用，关注那些资本无法覆盖的艺术创作则是必要的。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部分批评家所持在中国现代性尚未完成的观点来看，现代主义艺术依然尤其生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如何在作为一种与资本契合的国际风格“当代艺术”之外重建现代主义无疑仍是一个重大命题。类似中西之分等问题，尽管被遮盖，也应有其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