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和泥土摩擦的火花

      在北京举行奥运的时节带来毕加索的陶艺作品，在策展人乌卡尔看来，是因为“中国有悠久的陶瓷历史，这个展览能够给中国人亲切感”。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的展厅里，参观的人很少。毕加索烧制的陶器、绘制的瓷盘和插图吟诵着人们听不见的“材质的诗歌”。展厅门外的电视里正在直播奥运会比赛，欢呼声隐约传来，倒好似为毕加索的陶器首次来到北京喝彩。

　　从1947年在法国制陶小镇瓦洛锡（Vallauris）制作出他的第一个异形陶器开始，一直到1973年逝世，毕加索一共制作了将近3000件陶器。此次来到北京的则一共有28件陶艺作品，还有10幅蚀刻画和6本插画书，这些作品创作于1947年到1969年，来自西班牙多个博物馆与私人藏家。

　　相比毕加索的画作，他的陶艺作品显得不为人知，不过近年来，英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批被历史湮没的珍宝。策展人多洛蕾斯·杜兰·乌卡尔（Dolores Durán úcar）将此次前来北京展出的作品，称作“毕加索的双手在和泥土的摩擦中迸出的第一批火花”。在北京举行奥运的时节，带来毕加索的陶艺作品，在她看来，也是因为“中国有悠久的陶瓷历史，这个展览能够给中国人亲切感”。此前这个展览还曾经在约旦首都安曼的国立博物馆中展出，在北京的展览将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

　　在瓦洛锡制陶

　　“1946年前后，当毕加索看到了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地区的制陶工人展出的陶制工艺品之后，他心中涌动起一股热潮，对于已经在绘画、雕塑等各方面都有极高声望的毕加索来说，陶艺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梦想和一种全新的材料，这是对他的天才和技能的挑战。”乌卡尔研究毕加索的陶艺作品多年，她这样追溯毕加索开始探索陶艺的起点。

　　法国阿尔卑斯地区制陶工艺最为发达的小城瓦洛锡，从罗马时代就开始了陶器的制作，毕加索来到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发掘。1947年，他开始大量使用陶作为创作的媒介，刚开始是购买制陶工人们提供的现成的盘坯，在盘上用金属颜料来绘制图案，然后烧制成陶盘。到了1952年，他将图案画上了立体的陶器，而1969年以后，他自己开始了立体陶器的烧制。他在陶器上绘画的题材是他一直关心的动物、人像还有神话。他和妻子曾经在散步路上捡到的一只猫头鹰在盘子上张着翅膀，他还专门烧制过猫头鹰形状的陶瓶。而其他图案，除了他热爱的堂吉诃德，也有他热爱描绘的女人头像。

　　“在这里他打开了一扇激活了他的20世纪后半叶艺术生命力的窗户，这种新的艺术生命力就存在于那些陶杯、陶罐、陶盘之中。”乌卡尔认为毕加索在瓦洛锡创作的这些作品，意义之大并不亚于他早期在画布上的各种革命性创造。“在乡村工作坊里，他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制陶技艺，而是充满想象力地在陶艺这片他的艺术处女地上大展身手，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语言，就像他在架上绘画上开创的并置法一样。不管是怎样的艺术形式，其魔力的源头都在毕加索那双富于创造性的双手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展览，就是毕加索的双手，在和泥土的摩擦中迸出的第一批火花。

　　毕加索的盘子

　　尽管毕加索的陶艺作品数量众多，但是并不如他的画作那般引人注目。乌卡尔认为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大多为私人所收藏，少有系统性面世的机会。

　　1946年，尽管毕加索已经名噪天下，但也并不能在陶器名城瓦洛锡立刻就得到一个工作坊，更何况那时他对陶器事实上一窍不通。他遇到了拉米夫妇（Georges and Suzanne Ramie），他们让他自由地使用他们的马多拉（Madoura）工作坊，在其中还专门辟出了一个地方，让毕加索使用。不过，有一个附带条件，毕加索在他们的工作坊当中画出的陶器样式，可以由他们来制作、出售，而且收入要全部归拉米夫妇所有。如今存世的将近3000件陶器当中，有1000件左右都是1947年到1948年之间，在这个工作坊密集烧制出来的。

　　毕加索在瓦洛锡烧陶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第二任妻子雅克琳·罗格（Jacqueline Roque）。雅克琳自己也是一位陶艺家，同在瓦洛锡工作。1953年，雅克琳在瓦洛锡的马多拉工作坊遇到了毕加索，8年以后，她成为了毕加索太太，一直陪伴毕加索到他1973年逝世。20世纪60年代之后，毕加索离开了瓦洛锡，搬到了穆然（Mougins），但是烧制陶器的工作并未因为他离开瓦洛锡而终止，在穆然，他自己又修了一个陶窑，断断续续地一直烧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