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创作过很多作品，这其中有的生动描绘了性行为，有的表现对财产的破坏，还有的作品通过损伤他们自己的身体或者花钱请别人来改变自己的身体来完成。但是，艺术什么时候从革新者的地位跨越到了不被接受的地步了呢？
去年夏天的时候，捷克的激进艺术团体Ztohoven偷偷地把一张蘑菇云的电子影像嵌入到捷克电视台CT2频道本来很平常的早间天气预报的画面中，对此，公众的反应并没有像奥逊·威尔斯（OrsonWelles）在1938年播出的广播剧《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所激起的反应那么强烈。
Ztohoven的电视恶作剧并没有引起恐慌，也并没有立即成为经典之作。事实上，去年12月，位于布拉格的国家美术馆甚至因为这段名为《媒体真相》（Media Reality）的视频颁给了Ztohoven 18000美元的奖金。尽管如此，他们在今年的3月还是惹上的官司。由政府运作的捷克电视台控告他们“造谣并传播虚假信息”。最终该团体被判无罪。
不管Ztohoven的气象处理被认同为一件艺术作品还是一场不负责任的恶作剧，它确实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一件作品的震惊效果会超出原先设定的警醒效果？而在人们为逼真的电影、摇滚音乐、以及故意做成令人觉得恶心的现实电视节目。比如《恐怖因素》，该节目因其“粗俗表演”而闻名，节目中性感的参赛者被蛆爬满全身或者是被迫跳到污水，变得疲惫不堪的这样一种全球的文化氛围中，这样的问题就更加显现出来了。
艺术作品并不会使你脱离道德的准绳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当克里斯·伯顿（Chris Burden）当众开枪射击自己的手臂，或者是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在一家画廊的地板下手淫而他的观众在他上面走过的时候，表演艺术、装置作品以及视频艺术把艺术的包装持续地推向了新的并常常是违法的领域。并且，一点都不让人奇怪的是，人类的身体常常是被选择的工具,不管是赤身裸体的卡伦·芬利（Karen Finley）在自己身上涂满巧克力、安德里亚·弗雷泽（Andrea Fraser）和一个花两万美元购买版权的收藏家做爱时候的录音、或者是圣地亚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给卖淫者纹身。
但是，什么时候艺术家们会为他们的艺术作品原来想要表现的东西感到愧疚呢？而且不管是从《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还是从艺术家传统的挑战现状的角色来讲，是否有一个度来衡量艺术怎么样才算太过呢？是否有应该遵循或者是强制执行的准则？或者说，旁观者的眼中是否有像是“美”这样的道德准绳？
“一件物品成为艺术作品并不会使你脱离道德的准绳，”批评家亚瑟·丹托（Arthur Danto）说道。一个人把墨水涂到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一只羊身上把它弄成黑色——这属于损坏财产，即使这属于表演艺术。你可以杀死一个人，并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艺术作品，但是你仍然是一个杀人犯。道德高于美学。这是我的观点。”
原公共艺术基金会（Public Art Fund）主管、现任巴德学院（Bard College）馆长研究中心执行主管的汤姆·艾克斯（Tom Eccles）观察到，“我们知道道德的界限，但是艺术世界中有些人喜欢在这些地方拉响警报，然后用艺术的概念对其进行逾越。对我来说，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使用尸体（用于拍照）就是我所认为的不道德行为的一个例子。他在没有得到死者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他们身体的部位。”
公共机构的“道德契约”
收藏家梅拉·卢贝尔（Mera Rubell）和她的丈夫多恩（Don）每天都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他们结婚好几年了，来到他们在迈阿密的私人博物馆卢贝尔家族珍藏馆（Rubell Family Collection）的访客都会被他们不寻常的家族价值观作为迎接对象：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的《文化哥特式》（Cultural Gothic），这是一组电子雕塑，描述了一个男孩似乎被他的爸爸鼓励去鸡奸一只山羊。
惠特尼博物馆的负责人亚当·韦恩伯格（Adam Weinberg）解释道：“从历史上来讲，我们的角色是追随艺术家的领袖，而这样可能会意味着一些让人感到不是很舒服的领域，即使是对一些机构的馆长或者负责人来说可能也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选择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工作，除非是进入到这个建筑会使人们身体上受到伤害，否则一旦我们承诺了要展出一些东西，我们就会一直做下去。”
但是，P.S.1当代艺术中心（P.S.1 Contemporary Art Center）的负责人阿兰娜·海斯（AlannaHeiss）依然指出，一个由公共基金成立的博物馆有一个“道德契约”。她说：“我们是一个公共机构。我们对公众是否有一些义务呢？是的，我们有。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让人们知道一些明确或者是带挑战意味的视觉信息。在P.S.1，我们把作品放在入口处有文字说明的房间里面，这样人们就有机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P.S.1最近的展览“怪人！”（WACK!）包括了很大部分的女性作品，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张开阴道的照片的房间外面有一个标志警示道：“请注意，该展览包含图像内容”（指可能涉及暴力、色情、犯罪等内容——译者注）。同样的标志也用在了该博物馆2006年的《我之内/我之外》（Into Me/Out of Me）展览上，这个展览集中展现了“进入、通过和走出人类身体的想象的、描述的以及表现的行为”，并展现了诸如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Mapplethorpe）、彼得·胡茄尔（PeterHujar）、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和阿布拉莫维克（Abramovic）的作品。其中一些最极端的作品被放到地下室隔离起来，同时还有一个标签，禁止17岁以下的儿童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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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并没有否认自己内脏的反应。在准备2002年的展览“墨西哥城：关于肉体与价值间汇率的展览”（Mexico City: An Exhibition About the Exchange Rates of Bodies and Values）的时候，她建议馆长克劳斯·贝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不要展出包含人类抽脂材料的作品。“每个人都用人类身体里出来的材料制作作品。”她说。她没有展出泰瑞莎·马格勒斯（TeresaMargolles）的《蒸发》（Vaporization）（2002），这件作品用之前用来洗尸体的水蒸发的雾来充满画廊。“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呕吐的，我只是有时候会说‘请不要展出这件作品’。在个人水平上说，我觉得很令人心烦。”这次展出同样包括了圣地亚哥·西耶拉的作品。“我发现他很烦人，”海斯承认。“我看着那些纹身觉得不舒服，但是作为一个主管，我没有理由限制其展出。我的两个馆长对他的作品非常的狂热。”
这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贝森巴赫，P.S.1的馆长还有现代艺术馆的媒体总监，他把这一类型称之为剥削性现实。他解释道：“总体来说，我下定决心不做新作品的激活器，而是展出已经存在的作品。”
艺术家拥有不受干涉地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吗？
西耶拉给钱给卖淫者、年轻的古巴人还有年轻的墨西哥人，让他们同意他在他们背上纹身，这种行为自从1999年开始他就已经重复了好几次。5年前，这个艺术家告诉《艺术新闻》的马克·斯皮格勒（Marc Spiegler）说：“纹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可以让我从事这项工作的社会条件的存在。”他因此原谅自己去开发一种可悲的情况来作出表现。
西耶拉在从事一项引发争论的工作。在2005年，他把有毒的泡沫喷向10个伊拉克移民工人（他们穿着防护服），而在2006年，他通过把6辆汽车停在一个德国的犹太教堂外，把排气管贴着教堂，朝里面喷气，把这个教堂变成了一个毒气室。虽然西耶拉说这件作品是抗议“对大屠杀的普通化”，但是当地的犹太领袖们被激怒了，把它称之为“对艺术自由的滥用”，并且这家教堂最终被关闭了。最近，伦敦的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展出了西耶拉的雕塑，那是从新德里和斋浦尔（印度城市——译者注）的穷人那里收集的人类粪便堆积在一起。
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的画廊常常展出新的表演艺术，其在2002年最初欢迎了这位西班牙艺术家。“圣地亚哥·西耶拉拥有在艺术世界中被像我这样的人广泛遵循的道德，这些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或者70年代初出现的，”他说道。“这就是艺术的法则——艺术家拥有不受干涉地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的自由。”
这种观念在西耶拉的一件作品中得到了试验，西耶拉在这件作品中让工人像人肉悬臂梁一样一整天举着柱子。很难找到人来参加（“你不能就走到大街上问别人‘嘿，想找工作么？’” 戴奇说。“在这里，这种方式不管用。”），所以戴奇只好去找职业介绍所。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18个人来做这件事，” 戴奇说。“开幕的时候每个人都来了，然后他们开始顶着墙举着这些柱子。然后突然间有几个人扔下柱子，然后在这个房间的中间就开始了一场讨论。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很明显是美国黑人，带头开展了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被花钱雇来做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的讨论。他们认为在那里被用来做艺术品里面的小道具是有失身份的事情，然后他们就扔掉这份工作走了。”
艺术家有时也反思比较极端的作品
有趣的是，有时候是艺术家本身反思他们比较极端的作品。阿布拉莫维克在2005年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举行的表演艺术双年展中重新演绎了《七件小作品》（Seven Easy Pieces）中著名的表演。这其中包括阿肯锡的手淫作品《苗床》（Seedbed）（1972），还有一件她自己的作品，《托马斯的唇》（Lips of Thomas）（1975），在这件作品中，她用剃刀在自己的肚子上刻了一颗星星，然后躺在一个冰十字架上面，再然后鞭打她自己,这对于观众或者是艺术家自己都是一种忍耐力的测试。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她的主要精力从测试身体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但是在古根海姆的表演之后，阿布拉莫维克被一些艺术学生的请求包围了，他们都想重新演绎她的作品。就是说，即使她自己不再表演惩罚肉体的作品，这些作品依然会有别人来表演。“你不想成为一个错误的例子或者榜样，一个人们为了错误的理由想要去追随或者重复的榜样，”她说道。“我只会批准人们去做那些我认为没有危险的作品,那些有危险的作品我只能自己做的时候才能负责任。”
按照阿布拉莫维克的说法，艺术家并不是唯一需要负责任的人。那观众呢？“我一直认为公众能比艺术家本人走得更远，”她解释道，“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制，而且还要遵循道德准绳。但是如果你把整个局面的控制权交给公众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把你杀了。” 阿布拉莫维克就曾经在表演中经历过这种事情，就像在作品《O旋律》（Rhythm O）（1974）中，她给了观众可以对人造成伤害的工具，其中包括一把手枪，然后她确实受伤了，只是伤得不严重。“但是我的观点是，不管你对自己做什么，你绝对不应该对别人做这些。我完全反对在这种情形下对别人造成伤害或者构成危险的任何方式。”
另外一些表演艺术家甚至在他们自己的“违法”作品中采取更严格的标准。最近，阿肯锡说他对他自己早期的作品感到后悔。“我在做这个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违法’这样的词，”他说。“在那个时候，我所做的工作是共同语言的一部分，就像甲壳虫乐队的歌《为什么我们不在路上做？》（Why Don’t We Do It in the Road?）一样，这是一种使我和别人的关系更清晰的一种方式，去表现出来。当时并没有觉得是表演。对我来说，如果这件作品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是代表了我成为了地板的一部分，我只是试图表演空间。但是当我演变成为个人崇拜以后，我觉得很困惑。《苗床》是我最后一件表演作品。”
一些艺术作品几乎触怒了所有人
以裸露癖——在很多装置作品中用到裸体女人的做法,而出名的瓦妮莎·比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在去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把红色涂料泼到一群裸体的非洲移民身上以抗议达尔富尔（苏丹西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现状，这一行为引起了人们的骚动。而更近一点的是，比克罗夫特为Elle杂志拍摄了一组照片，在照片中，她扮演的圣母玛丽亚正给一对苏丹双胞胎喂奶,这张图片也激怒了很多人。
今年三月，旧金山艺术学院被迫取消了阿德尔·阿贝德赛梅（Adel Abdessemed）的一场展览，《别相信我》（Don’t Trust Me），该展览包括了六种动物被一个大锤子杀死的视频片断。人们不清楚该艺术家是不是亲手杀了那些马、鹿、猪、山羊、绵羊还有牛。结果是阿贝德赛梅并没有亲手做这件事，而是安排墨西哥的一个屠宰场杀了这些动物，然后他给录下来了。但是这件事的歧异并不单单在这方面，而是在于这件艺术作品中生动并且活生生的死亡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包括在博客上如洪水般的抗议。黛安娜·塔特尔（Diana Thater）就是其中一个声称反对杀害动物的艺术家，但她并不是反对艺术本身。然而，她的话被《洛杉矶时报》博客上的洛杉矶评论引用，她把这次展览称之为“恶心的展览”、“代表了人类想象中最坏的冲动”，这个展览未能“引起人们的良知”，并且“将鼓励人们接受虐待动物”。
今年春天，德国艺术家格列格·施耐德（Gregor Schneider）宣布一个关注人类死亡的表演作品的计划，对于这个计划的赌注被抬得很高。施耐德想找一个要死的人在一家画廊里面死去，或者，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展出一具刚刚死去的尸体，试图“表现死亡之美”。 “美可能只是恐惧的开始，但我们依然能够忍受”，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如是说。但是这样刻意上演的死亡——最基本的禁忌，依然不在人们所认为艺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文章来源：美国《艺术新闻》杂志，题目系编者另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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