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想象与文化实践

    大部分时间，历史都在沉睡。人们在其庸常的生活中鲜有机会遭遇历史，更遑论革命——革命是历史的高潮。革命通常是短暂的，而人生何其漫长。很多时候，人们只能想象革命　　除了野心家，争权者，利益受损的人，对现实不满的人，还有什么人会想象革命?——有一种人，他们通过阅读历史，被过去的革命所感染——他们对革命的想象不带任何私利目的。他们身上有一触即发的历史感，对潜藏在琐碎现实下的历史流向明察秋毫。他们经常用历史来度量现实，或根据历史去想象现实。革命一直在他们脑海中盘旋，而历史，则是他们想象力的资源。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政治角力最后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并实行“一国两制”的决议结束。这一年，黑鸟出版了第一张唱片《东方红/给九七代》来回应历史的转折。在决定香港命运的谈判中，香港人一直被排除在外，这种遭人漠视的处境迫使香港人转向对历史的追问。《东方红/给九七代》中有一首根据南音重新填词的作品《香港史话》，以非常本地的方式回顾了香港的百年历史，以及它夹在东西方两个古老帝国及其不断变异的政体之间的尴尬身份。香港主体性的缺失起自何时?它并非一时之痛，而是由来已久。黑鸟关心香港的命运，并有改变它的雄心，但很快发现自己如同一个无根的英雄，缺少可以援引的本地革命的历史资源。

    香港有历史，但香港人不是主角;香港也曾发生革命，但只是被其它革命波及。它不仅是个“暂借的时空”，其精神资源也依赖外借。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音乐文化团体，黑鸟一直没有从属于香港任何一支政治力量，也不像有人依靠一个虚构的香港始祖“卢亭”(人鱼合体，散见于明清两代的广东民间文献)来建立本土身份和历史叙述，而是直接借用欧洲和美国革命的话语遗产(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五月风暴以来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思潮)进行创作和展开论述。1967年香港曾爆发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对抗殖民政府的事件“六七暴动”，它是香港左派受到中国文革热浪驱动的政治运动的高潮，但这并不在黑鸟的精神认同之列。在1990年开始出版的《黑鸟通讯》(它是一本“后八九”出版物，受到香港人在天安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的影响)中，早期的欧洲左派Emma Goldman、Rosa Luxemburg，美国异议知识分子Susan Sontag、Noam Chomsky，艺术家Patti Smith和Yoko Ono的言论和作品经常被引用。在其中一个封面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德洛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女神还被改成手拿着鼓槌与电吉他的形象，以此展开摇滚乐的革命想象。在一首与菲律宾乐手合作的歌曲中，郭达年唱道：“我希望活在一个时代，啊，梦想奔腾，生机跃活，音乐和文字都充满力量，抗争育建，无惧的世代，我希望活在一个时代……”

   “六七暴动”之后，香港收获了人们对于左派暴力革命的恐惧，在一门心思向钱看的社会民意中得以安稳地发展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殖民政府也逐渐发展出金耀基所说的“行政吸纳政治”的管治模式，通过开放行政管理体制，吸纳消化民主政治和对抗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想象开始遭遇现实的阻击。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后，在一种去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中，尽管人们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脱胎自托派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的四五行动小组(以“长毛”梁国雄为标志性人物)的公民抗命行为，但这其实已很难动摇铁板一块的香港殖民体制，对中国政治权力的触动更是微乎其微。1989年香港人的政治热情出现复燃的迹象，2003年又爆发有五十万人参与的“七一大游行”，但“历史的高潮”却一直没有出现。香港，似乎与革命无缘。对黑鸟而言，革命想象的熄灭并没停止他们一直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索，却引致一种结合了香港经验的文化实践的开始。

    正如《黑鸟通讯》刊登的Noam Chomsky采访录所说，“我们最应明白的是六十年代的重要一面，是那些英雄大部分是无人知晓的：那些经年累月在竭力组织行动的人。在反越战运动中，从没有人迷信领袖;谁人出现，谁都可以是领袖。”真正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依赖个别领袖及其个人魅力，而是靠社会上每个人的觉悟和实践。在革命稀缺的年代，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坐言起行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在一篇题为《自已干笔记》的编者言中，郭达年以个人感悟和本土经验重新解释了无政府主义，并发展出“自己干”的实践纲领：“自己干是由力行者挣求创造及维持一个本来并不存在的空间，颠覆支配，达求自主管理(Self-Management)。……自已干是最佳的实践作范例(Propaganda by deed)……自己干由自我开始，但不自我孤立。它强调互助(Mutual Aid)。”在资本主义和殖民管治无孔不入的香港社会，黑鸟努力去开拓并不存在的自主空间，他们自资出版唱片和杂志，拒绝政府资助，以取消选曲功能来对抗唱片工业的消费模式，用直接传播来挣脱层层盘剥的行销链条，通过交换劳动力(即互助)去颠覆货币的支配，把自己的实践成果当作最有效宣传独立理念的样本。他们的乐器演奏水平并不高超，录音技术极为粗糙，甚至普通话发音也不标准，但音乐会一场场的举办和唱片一张张的出版却能激励业余者和普通人去发现自己的潜能。如果人人都开始自己干，社会所累积起来的整体进步并不亚于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

     阅读《黑鸟通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并非其正文，而是郭达年写的各种编者言、版权声明、发行通告和唱片征订介绍等。例如第六期的编者言《寻索美好的生活》，有对他在大屿山的乡居生活的自我描述：“我为友人装嵌电脑，修理乐器;为邻居阿伯写信，为穷学生报排版，给非商业的刊物写作，全都是没有经济回报的，在这些处境下(当然我未能达至这是唯一处境)，我没有出售过什么，我只付出人间的互助(即使那一样要求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在最接近自然的生活中，我没有忘却文化与科技的前线。在涌口村的作活的同时我可最快地与苏黎世、米兰或巴黎的另途资讯串连。”关于杂志的版权和发行：“商业出版，谢绝转载;民间流传，唔使唔该(不用感谢)。”“没有经济能力的，我们寄赠;有能力负担的，请自负成本;有过剩资源的，请捐助。”关于唱片征订的介绍：“这些都不是什么惊世之作。它们甚至是不甚悦耳的歌曲。亦可理解地不是精绝的音响和技巧制作。但它们是这些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真实纪录，也因此我们深信它具有自立的尊严和价值。”这些文字所传达的反资本主义的劳动观点以及自已动手、依靠原始传播和开源节流的独立经济模式，为香港主流价值所罕见。

    黑鸟运作独立唱片和杂志的方式，与今日WEB 2.0的开源、群智理念相似。他们对于版权的开放态度，亦与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一脉相通——它冲击传统的资本主义版权观念，要求人们重新思索知识产权(亦可推演至其它产权)的分配方式。可以说，黑鸟站在香港的前线，以本土经验加入并扩充了六十年代以降的另类文化实践的成果，而今日科技的进步则传承并放大了这一成果。2004年，黑鸟出版了他们自1984年以来的唱片全集;2007年又出版了《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的文集。这些都是他们多年来在香港独立探索，动手实践，以有限的资源去促成个人提升和社会变革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