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著名的查普曼兄弟在牛津现代美术馆讨论和展示他们何谓“创造蹂躏”的展览，展出的作品是在戈雅的一系列铜版画上添加一些卡通的形象。没有想到的是，号称戏剧恐怖主义者的阿佐·巴沙克冲将进来，把颜料泼到美术馆的墙面和展出的作品上，查普曼本人也未能幸免。结果是巴沙克被法官判处有罪。但他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宣称他的意图与查普曼兄弟转化戈雅的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同样都是一种创作。这使我想起上个世纪末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蔡国强的获奖作品，以及他的《威尼斯收租院》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这些个案所牵引出的问题，不断地激发出我们对当代艺术创作的质疑。今天，我们对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怎样才能做出符合情理的解释？从现代艺术的发端开始，直至今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但没有明晰，反而越来越使人感到迷茫。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当下的艺术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而在鱼龙混杂的今天，某些当代艺术的创作仍然有“皇帝的新衣”之嫌。同样，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游离和挑战过去精神价值的时代，而过去那些作用于我们头脑的美学原则，往往被艺术实验挑起的愤怒和嘲笑所颠覆。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前卫艺术一直在不断的批评声中前进，并不失时机地开拓创新，以求最大程度摄取公众的注意。但公众对此并不领情，原因是艺术家所提供的视觉安排和解读，并不能在根本上令艺术爱好者和对文化有兴趣的人感到满意。只是到了上个世纪末，现代主义的实践者才逐渐意识到：唯我独尊、自命不凡的创作态度是否侮辱了那些对艺术充满好奇的受众。加上网络的普及、阅读和观看习惯的改变，或多或少地让艺术家们领悟到了利用科技和大众文化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改变，才使当代艺术在二十一世纪显现出和以前不同的功能，从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今天多元化的艺术格局。这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实践中尤其突出。
展览“变脸”意在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型时期，一批与大众文化有着密切接触的艺术家，他们在创作体验上所呈现出的变化。他们不但坚持了对传统艺术的叛逆态度，同时也游离开了上个世纪末的艺术方向，主动而真实地面对中国社会的当下语境，从艺术符号化的困境中出走，对我们所处的文化生态做出自己的艺术反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改变以往艺术家的文化体验，并抛却了上一个世纪中国当代艺术所坚持的价值观，诚信地与观众一起进入一个跨越常规艺术经验的新领域，虚拟出另一种图像方式，在科技网络的运用中，重新建构艺术与受众之间的连环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因此比别人前卫一些，就艺术现象而言，单一的符号是不存在的。二十世纪以后的艺术史，将是一段不同艺术风格和样式并进的历史。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使我有理由相信：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为艺术家另辟蹊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变脸”当代艺术展使我看重的是，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并不只局限于个人对当代生活条件性的反射，它更多地反映出这个特有的历史时期中，那些诸如观念、行为、情感以及个人艺术体验的总合。如果这就是今天的当代艺术，那么它还应该摆脱美学和媒介技术的局限，从其他学科的借鉴中来和艺术本体相结合，并探讨艺术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方向。当然，这一类新艺术的探索，已经不同于上个世纪末，更多地是依赖于二十一世纪人类共同面对的视觉经验，来消解东西文化之间由来已久的界限。凭借图像时代的特征，由艺术媒介论的发展从“画什么”转为“传播了什么”。以至于当下的艺术作品，更注重如何消磨掉我们过去现代主义艺术经验中生成的那些粗糙棱角；更注重回归和提炼中国艺术在当下的承载状态。一方面，东西方信息的便捷和观念的冲撞，早已渗透进年轻艺术家创作的初始思维中；另一方面，广义的艺术教育体系使得这些艺术家对艺术的目的论和价值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换，时尚、流行、大众、网络文化……泛艺术化似乎成为最有效的表现方式。由此，艺术家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作用下，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来呈现东西文化的差异。
“变脸”不是“换脸”，这是一种中国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精神方式乃至于生存方式，在东西文化的多重交互中，这些艺术家已经逐渐创造和形成中国当代艺术的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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