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朝闻（写于1995年1月29日晨）
“创作经验谈”收读，更有助于我了解你的肖像雕塑。旧画册所录的短文《吾将上下而求索》也很有意思，但远不如新写的“经验谈”谈得全面和深入。
读“经验谈”可以帮助读者读懂你的肖像雕塑，理解你坚持正确的方向和艺术创造性的思想，肖像雕塑那严肃的题材和意象的独创性为什么可能互相促进？人们未必理解肖像作品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我这么强调你的“经验谈”的重要，并不是以为你的雕塑自身没有这些可供观众发现的潜台词。我不认为诉诸视觉的雕塑的潜在内容，只能依靠语言文字给它们作注释，雕塑观众才理解雕塑自身的动人力量。但是读你的“创作经验谈”，理解你如何上下求索的过程，也符合旧画册读者需要。要是你愿意把它附入你的新画册，可以产生不是雕塑图片所能代替的积极影响。
你接受的肖像创作任务，不见得创作素材都是已经熟悉的。外在的被动性的任务，为什么也可能转化为主动性的创作激情？为什么作孙中山纪念像可能以现实主义战胜自然主义？这一切，不是观众只凭观赏雕塑作品的直觉所能理解得透彻的。
肖像雕塑这一概念，已经规定了作品与像主的关系。但也如在你“经验谈”里着重谈到的，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观众在第一印象中觉得很像，可看了参考照片后又觉得不很像，你不认为这是作品的失败，而可能是观众的审美感受还有问题。这样的分析不只反映了观赏者的审美感受的矛盾，也反映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矛盾。同意你所说的，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的作品是不成功的。只凭我观赏肖像雕塑或肖像绘画的经验，在同意你的认识的同时，也想另作一点补充。
我从童年上私塾，就开始接触那幅普遍流传的孔子画像。至今仍然没有怀疑过，那一作品中的形象是不是像孔子的外貌。我虽知道孔夫子有一个生理特征——奔儿头，但此外再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外貌上的具体特征。我一向不太重视孔子那奔儿头的特征，正如我作毛泽东像从来不夸张他下巴上那颗突起的痣那样。我在童年时接触孔子那幅肖像，曾有过一种畏惧感，感到老夫子的神态严肃。后来读了他的《论语》，觉得他那不苟言笑的神态这一特征，和他在《论语》中与弟子们交谈时的态度相互一致。如果传说中的吴道子把孔子画成笑嘻嘻的神态，在我看来就不太像孔子了。画家闫立本那《历代帝王像》中的帝王，他作画时当然不可能是面对模特作写生的，当然也没有照片可供参考，更没有可能在同一瞬间表现他们的后宫生活。但我却觉得，中国有些帝王的肖像越看越像。
我这里所说的越看越像，是你也赞成的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我在杭州艺专学雕塑，刘开渠先生在教室里给同学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但他和我谈话，却是知无不言的。他对我说过：肖像雕塑不必也不可能再现像主的一切生理特征；而且在若干年后，观众没有可能凭他对像主外形的印象，当做判断肖像雕塑像或不像的依据。刘老师对我的基本练习有严格的要求，和他主张肖像雕塑不必追求表面的像的见解并不冲突。
40年代我在张家口为理解干部对毛泽东的印象，向熟人以至个别未见过面者作了许多访问。我这样的意图，是认为肖像雕塑不只应当表现像主自身的个性特征，也可相应地表现同时代人对像主的感受。这不是我的异想天开，而是40年代初，为延安中央党校作毛泽东大浮雕像，当作品嵌入建筑早就留下的圆洞时，出现过学员们在现场先后不同的两种反应：浮雕尚未安正而仰面朝天时，他们叫喊：“我们的毛主席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浮雕按原定设计安正时，他们说：“这还差不多！”因此，我觉得肖像创作的内容，应当相对地表现同时代人对像主的正确印象。顺便指出：包括城市雕塑，例如深圳那只铜雕《开荒牛》，它既是城市的装饰雕塑，又是这一城市创业精神的象征。单就它的象征性来说，岂不相应地表现了同时代人的情感和思想。
这样谈到我自己的经验，不过为了说明我同意你那反对自然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和纪念碑意义的肖像的永久价值有内在联系。纪念碑性的肖像雕塑，究竟有没有相对性的永久性的生命力？我看是有的。你在创作过程中，参考像主的某些照片时，排除照片上的偶然性因素，这也是以雕塑作品可能引起什么反应的预见为条件的。值得为你也为观众高兴的，是你一贯不追求时髦，不见风使舵，没有把迎合低级趣味当做所谓时代精神。时代精神这一概念，立场不同者往往赋予它不同的涵义。你的近百件作品具有你所掌握的时代精神，而且它们的共同风格，是在质朴无华的形式里显示了独创性的。单就你为不同个性的烈士纪念像选择红色或白色的石头这一点看来，你很重视像主的个性可能在观众中引起什么特殊感受。因此可以认为，雕塑家的艺术个性，与像主的个性在作品中的表现，可能既有差别也有一致性。
风格的质朴性是以非自然主义的创造性为前提的。你那正确的方向与道路，和人物个性的多样化的关系，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
余容面谈。祝愿你在接受新的命题创作时，像并非本色演员那样，在默戏时更深入地进入各种角色，也就是为各种肖像雕塑的成功，继续塑造自己的艺术个性！
（摘自《程允贤雕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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