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君:"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与艺术方法论

    “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与艺术方法论的探索，越来越成为振兴与繁荣中国美术的重要引领，越来越成为积极拓展中国美术新的发展空间的不竭动力。可以从中国美术气派与中国艺术气象、中国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话语权、“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与艺术智慧等方面深入研究，科学把握“图像概念”、“文化符号”、“艺术变形”与“艺术博弈”，努力把艺术智慧提升为艺术方法论，在竞争的交错中发现共享的网格，在博弈中显示大气与睿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情怀的执著追求必然激励“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与艺术方法论的探索，越来越成为振兴中国美术和繁荣中国美术的重要引领，越来越成为积极拓展中国美术新的发展空间的不竭动力。在美术领域，要切实把“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及其艺术方法论作为艺术家的自觉追求，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美术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展示“中国气派”和中国智慧。
   
一、中国美术气派与中国艺术气象
    
    在中国美术史的绵延演进中，虽有跌宕起伏，然而足见皇皇的中国美术气派。对于中国人物画的发展，笔者曾以诗评析：“祭祀舞蹈花山露，人面鱼纹仰韶图。六朝三杰后世摹，隋唐多样见丽富。故实肖像仕女图，风俗道释诗赋录。写真秘诀显灵性，气韵形神论风骨。”对于中国山水画的舒展，笔者曾以诗探索：“日月星辰会唐虞，四镇之山入佳句。乐水乐山孔子论，巧拙自然老庄语。隋唐山水定乾坤，宋元明清化风雨。南宗北宗任评说，画家画脉史中旅。”对于中国花鸟画的成长，笔者曾以诗思考：“彩陶图案飞蛙影，青铜纹饰留蝉鸣。唐乐声声花鸟起，梅兰竹菊宋成景。明风习习写意兴，海上画派汇真情。春色秋容入笔墨，师承代传挥丹青。”综合史论，中国画萌生于岩画陶绘，初见于铜器漆画，起步于先秦帛画，出现于汉墓壁画，直入于魏晋南北朝，繁盛于隋唐、五代和两宋，并见唐之意气，宋之心境，元之气质，明之错综，清之曲折……
    
    中国艺术气象的大背景是中国气象。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之链反映出中国大气象，正如柳永在《迎新春》词中所吟咏：“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庆、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中国气象内向敛聚，古朴璀璨，大道行思，气势磅礴，喧天箫鼓，渐天如水，周秦雄风汉唐歌，睿智哲思化历史，万古江河长流去，羽檄飞驰艺汇诗。
    
    中国艺术气象是一种文化气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魂牵梦绕的载体，有了不息的文化才有永远的艺术，有了文化气象的绚丽才有艺术气象的勃发。中国艺术气象仰仗文化气象，又悄然演化成文化气象，中国艺术气象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文化气象。如同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老子》之人生大智慧的集成、《庄子》之哲学寓言的遨游、《论语》之人的发现、《孟子》之心性的修养、《山海经》之中国最古老的神话……融汇中国文化自觉的稀世遗珍构建成一种文化气象，其中有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对于刘向《古列女例》中《仁智传》之中国古代妇女贤德和睿智的依托，有莫高窟257窟西壁中层北魏壁画《九色鹿本生》之救溺水人、溺水人跪谢、王后告梦、溺水人告密和国王军队围猎那种对负义与贪心的谴责，有文徵明《赤壁图卷》之气韵闲雅、皴法修洁，令人想见月白风清、中流放棹，其书则笔势轻圆而不入纤细、放宕而不流荒疏的艺术境界，有安正文《岳阳楼图轴》依凭范仲淹《岳阳楼记》之气象寥廓、气势恢弘的文化张力。……孙家正先生对于文化气象有十分深刻的演绎，他指出：文化就像水一样，看上去很柔弱，实际上很坚强，点点滴滴渗透到人的心中。许多事和人当时不可一世，最终均为过眼烟云。而文化是永恒的，艺术是永恒的，创造它的人逝去了，而文化艺术留下了。文化存在的形态有三种，即物态文化、精神产品和方式文化。故宫的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殿的名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和谐。中国文化气象的奥秘当在其中。
    
    中国艺术气象呼唤新的艺术经典。中国油画主流——写实油画，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过几代画家的不懈努力，已具备了本民族特有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品格。讴歌人类文明、尊重传统文化、强调人文精神、注重生命体验、关注真切情感、提倡科学态度、崇尚严谨方法、完善艺术语言、追求精品意识，使艺术家们对艺术本体、社会与人生观察有了比较成熟的表达方式。通过写实油画，也反映了社会活动和人们的精神与品格的真实，显示出艺术家对“写实”这一艺术方式的执著追求，显示出他们对深刻的“中国风格”与强烈的“中国气派”的人文体验，表明饱含技术与思想含量的这一艺术形式与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底蕴有着本质联系。尤其是近六十年来，中国写实油画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以现实的精神与写实的形式为特征的中国写实油画的人文体验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文化和学术上的“中国气派”的问题：怎样梳理“现实主义”与写实油画的历史脉络，如何更为深层地揭示中国油画与写实油画的内在联系，怎么理解“写实”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如何评介写实油画的诗化、文人化和“中国化”，怎样体现写实油画的时代精神……诸多问题有待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有待更多艺术经典的引领。今天，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相兼，艺术家与理论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形成一个团队，学术触角从欧洲19世纪绘画发展史上的“现实主义”的回放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油画发展里程的推进，从中国写实油画之路到新的实践、新的挑战、新的理念、新的智慧的融入。“中国气派”已成为理论研究及其践行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艺术气象呼唤新的艺术经典。
   
二、中国文化自觉与中国艺术的文化话语权
    
    中国文化自觉是“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的文化责任和文化选择，中国艺术的文化话语权是“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指向。中国文化自觉是努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激发中国艺术家的文化创造活力，使美术创作活动和艺术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使美术作品激励人们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中国的文化自觉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科学的创作态度和健康的艺术走向，推动中国美术的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要增强中国艺术的文化话语权，就应努力弘扬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中国艺术的文化话语权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以此作为繁荣文化艺术的必由之路，努力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在“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的践行中进行文化创造、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让人民共享文化艺术成果。
    
    关注点之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文化艺术的世界性更为凸显，没有世界眼光和全球交流，“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缺乏世界平台和全球文化背景，最终会失去“中国气派”的时空论域和实际意义。同样，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如果没有丰富生动、各显个性的民族性，文化艺术的世界性必然只剩下躯壳，流于空洞。在油画创作领域，“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要把西方油画的形式、语言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融合起来。在解决了一系列油画技巧的难题之后，中国的油画创作要获得鲜明的民族特色，必须从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中吸收养料。油画的民族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从语言上形式上找到与民族欣赏相吻合的图与象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视觉思维逻辑的理解。在世界视觉地图的解读中，不仅要研究世界范围的上古视觉艺术、文明形成时期的视觉艺术、中世纪与过渡时期的视觉艺术、近现代视觉艺术，而且要探索绵延不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过程中的不屈的艺术精神、豁达的文化态度和代代相传的文化艺术睿智。在“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的实践中，理应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当前，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十分关注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问题。国家要独立，不仅表现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在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文化领域的竞争，除了反映在文化产品的市场领域外，还会深刻地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的渗透上，我们理应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持对外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梳理历史，审视自己，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实施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发展战略，不断提升民族文化艺术作品的质量及其国际竞争力，增强民族文化艺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文化震撼力和历史穿透力，旗帜鲜明地抵御“文化渗透”。
    
    关注点之二是“文化的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的文化话语权”。英国著名学者阿尔布劳在《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成为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一种总的认识，即：现代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经开始。”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掀起，现在有的专家学者已把目光停留在第六次、第七次浪潮，探索“世界是平的”，网络化时代对于文化方式、文化图像和文化信息的新的时空整合，研究真假逻辑、模糊逻辑以后的新的“文化逻辑”，寻觅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以后的新的网络关系，探求“0”和“1”新的语境下的全球化和文化话语问题……今天，“改变世界的观念”已经不能局限于“给我一个符号”、“梦幻时间”、“时间之箭”、“大虚空”、“完美的和谐”、“回归自然”、“不确定的时代”、“混沌论”，还有“网络时代的智慧”、“模糊对象的精确”、“新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和“科学与艺术结构中的文化觉醒、艺术道德、人类视觉、美学力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给认知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倾注了新思想、新理念、新活力，同时也松动了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平衡结构。以网络文化为标志的新的文化构成带来了希冀、企盼、新知和新奇，同时也带来了迷惑、消沉、不解和颓糜。全球化的文化语境重新整合世界文化轨迹，给立足改革、具有发展锐气的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深层的挑战。在全球化趋势面前，中国艺术必须坚守文化话语权，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突显以人为本，增强人文关怀，努力感悟历史，寻找新的机遇，共建精神家园，以形成新的艺术转型和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展，“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更应发展和强化，全球化不仅不应制约“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的繁荣，相反，随着民族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催化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弘扬，“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理应获得更大的拓展空间。
    
    关注点之三是“建构‘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艺术评判体系”。中华文化和“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并不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相反，应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在发展和繁荣“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过程中，应建构“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艺术评判体系。“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要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就要把握传统文化艺术的历时性能量凝聚和时代性能量释放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传承中发展具有“中国气派”的图识、图形、图理，在创新中传承中国文化艺术元素。“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要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就要在历史回放中学习艺术经典，在历史延续中形成新的艺术经典。“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要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就要在语义信息和情感信息的双重信息意义上建构“立意深、构思新、刻划精”的美术元素系统，就要在形式（即点、线、面和色彩等要素）与感觉材料、艺术精神的结合上重视“素描写生”，就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继承传统，勇于创新，就要在传统与现代、融合与创新、精神与品格等时代性思考中识其环境之变、燃其时代之情、宽其文化心态、觅其审美之趣。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创新还要重视“寂静”中的“深沉”与“交响”，如东山魁夷在《绿色的世界》中所说：“在山阴有一个无名的小溪，深秋寂静的世界。我默默地注视那不引人注意的自然界的一角，从中感受到深沉的声音。”“不停的雪。内向紧闭着的幽静的世界，由飘动的雪花所衬托，更加深化了的寂静，然而那里却感到无限的温暖，这不是僵死的世界，而是静悄悄的生命搏动的交响。”（《造型艺术》，1980年第2期）“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要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就要在艺术传承、精品养育、课题建设、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等方面坚实地跨出时代性步伐。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的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的胸襟和气象，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见王岳川编《学问人生——季羡林自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5页），其中“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与“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即是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理论诠释。中国的先贤们在建立思想体系的时候，“思以其道易天下”，思索着用他们的大道和思想观念去改变天下，儒、墨、道、法和先秦诸子概莫能外。《周易》中也说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命题，“思以其道易天下”和“以察时变”，“以化成天下”，内含了民族性的保持与完善社会、完善人生的时代性的指向。
   
三、“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与艺术智慧
    
    “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讲究艺术方法论，充满艺术智慧。从悠悠中国绘画史，可见分期特征与学科特色、画家风格与文脉传承、画论依托与理论践行、题诗神彩与文化容量，当然亦见艺术方法与文化智慧。今天，对“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与艺术智慧的深层思考，有利于从美术技法、美术方法、论美术方法、美术方法论和艺术哲学的整体结构上贯通中西美术创作的方法，总结艺术发展、美术成长中的智慧，为“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汇集艺术智慧，奠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
    
    “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把艺术智慧提升为艺术方法论。“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集中华文化古今之法，汇艺术创作美学之智，融中西文化创新之道，通与时俱进拓展之途。当前，应努力在方法论领域展时代风采而不为“时尚”所惑，追艺术真谛而不为难题所困，求文化自觉而不为假象所迷，负艺术责任而不为艰辛所屈。
    
    一是可以研究“图像概念”，但不要局限于“概念图像”。今天，我们置身于图像时代，网络快速传递图像，城市不断变换图像，市景到处充塞图像，出版悉心追求图像。图像时代自然会形成“图像概念”，在美术创作中也会思考艺术图像，以“图像理念”助推艺术创作。可是，如果不恰当地把“图像概念”变成“概念图像”，就有可能在美术创作中囿于概念而疏于对象，循于概念而远离鲜活。
    
    二是可以探求“文化符号”，但不要局限于“符号文化”。今天，我们探求文化符号，在城市空间导引中可见深入浅出的文化符号，在城市建筑中可见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在各种演艺场所可见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在生活用品的设计中可见成功抽象的文化符号，自然在美术创作中也会借鉴“文化符号”。本来“文化符号”的探求也会引出“符号文化”的研究。然而，如果不恰当地以“符号文化”指导美术创作，也有可能以符号替代造型，让符号冲击视觉，使艺术泯灭个性，使创作失却灵性。即使对于抽象艺术来说，如果局限于“符号文化”也是作茧自缚，“中国气派”的抽象艺术同样应有独特的语汇和样式，表达出与西方艺术不同的风格和情怀。
    
    三是可以探索“艺术变形”，但不要局限于“变形艺术”。“艺术变形”古已有之，在古埃及的绘画中，人物变形，双手过膝；在亚述雕塑中，攻城的士兵变形，打破与城池的比例。在中国古代绘画中，“艺术变形”也并不少见。在今天的美术创作中探索“艺术变形”，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不适当地把“艺术变形”演化成“变形艺术”，下笔就变，凡画必变，为变而变，“唯变为上”，甚至不惜以牺牲真善美为代价，自然无缘于艺术真情。在当代艺术中，本来探索“变形艺术”也未尝不可，但从美术创作的总体而言，“不要局限于‘变形艺术’”也不失为一种忠告。
    
    四是可以思考“艺术博弈”，但不要局限于“博弈艺术”。在激烈的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竞争中，充满着“艺术博弈”。在日常的美术创作中，也会有各种“艺术博弈”。在博弈论成为当代科学方法的今天，探索“博弈艺术”也早已起步。可是，美术创作毕竟不是“博弈艺术”，思考“艺术博弈”不应让博弈取代艺术思维。
    
    “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是充满艺术智慧的，这种艺术智慧还善于在竞争的交错中发现共享的网格，在博弈中显示大气与睿智。“中国气派”的美术创作以科学方法论为基础，其大发展大繁荣就势在必然了。
    
    陈燮君
   
    1952年7月生于上海,研究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总策划师，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兼任亚欧基金会博物馆协会执委，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出版有《学科学导论》、《时间学》等几十部著作（包括合著）。发表了《关于开创空间学的思考》、《百代法书》、《世博精神与城市文化》、《说不尽的麒派读不完的大书》、《全本<长生殿>整理演出的艺术智慧》等论文、文章18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