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湾之谜》四题刍议

 

大地湾遗址背景及人头彩陶瓶

    2007年5月13日,由著名编导高山带领的中央电视台十套“走近科学”栏目《大地湾之谜》摄制组来到天水。我以当地专家的身份被市委宣传部聘请,陪同摄制组去秦安拍摄《大地湾之谜》。

    央视十套“科学·教育”频道是收视率极高的节目。在这个栏目中,“探索·发现”与“走近科学”更是专题中的精品,深受广大观众的注目。

    央视摄制组的敬业、刻苦、勤奋、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高山编导在谈到拍摄《大地湾之谜》的初衷时,反复说,他接触过不少研究考古、历史的著名学者、专家,每当谈到大地湾的考古发现时,都激动不已。认为大地湾遗址举世震惊的千古之谜太多太多,远远没有解开。由此引发了他拍摄《大地湾之谜》的构想。

    我虽不是考古工作者,但由于对历史文化的热爱,使我对大地湾考古发现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次陪同拍摄《大地湾之谜》,使我获得了一次近距离、零距离接触大地湾的机会。我随拍摄组走遍了大地湾及其周边的沟沟坡坡,也就是现在认定的2750000平方米的古人类遗址区域。在《大地湾之谜》拍摄后的半年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专著、资料,思考了许多问题,而且着重于用民俗学的眼光去探索。现将一管之见发表出来,以与同仁探讨。

 

　　人头瓶的出土与伏羲女娲的神话

　　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器口彩陶瓶是我国最早的雕塑作品。这件人头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细泥红陶,器口是一女性头部,头的左右和后部披发,前额垂一整齐的短发,眼和鼻雕空成洞孔,两耳各有一穿孔。瓶腹上施浅红色陶衣,黑彩,画三排孤线三角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创意独特,造型生动,充满活力,富节奏韵律,显示出无以名状的美感与神秘感,是一件罕见的原始艺术精品。

　　关于人头瓶的出土,摄制组采访了当年掘得此物的当事人张德禄先生　。张德禄是五营乡邵店村人,今年56岁。他向我们娓娓叙述了当年发现人头瓶的经过,其间不乏围观乡邻的补充。

　　1975年4月,24岁的张德禄和社员们在平田整地时,铁锹下突然出现了许多破碎的瓦片(实际是陶片),再一锹下去,竟然挖出了两半截带花纹的瓶子。张德禄好奇地拿起被断为两截的“花瓶”,用手在瓶腹上搓了搓,顿时显出奇特的花纹图案来。围观的社员议论纷纷,除了惊异,都搞不清是什么东西。但当张德禄要把破了的“花瓶”带回家时,却几乎遭到了在场者的一致反对。认为这是一尊神像,不能往家里拿。几十年前的农村,人们的观念守旧而又缺乏知识,在地里挖出古器时,一般认为是墓葬品,怕带回家晦气,大多当场敲碎了事。年青的张德禄其时血气方刚,不信这一套,便把“花瓶”带回了家。

　　张德禄把“花瓶”带回家后,怕母亲反对,背过母亲,用水泥把两半截“花瓶”粘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尊似葫芦形的美丽孕妇状的“花瓶”,便摆放在坑头的箱盖上。

　　20天后,令人惊异的事情在张德禄家发生了,张德禄家里喂养的两头大肥猪,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死掉了。这事真应了村人传统的说法。张德禄的母亲这才知道是儿子闯的“祸”,但按照农村迷信观念,对“花瓶”又不敢轻易处理。有人劝张家把“花瓶”送到庙里供起来；有人又主张请阴阳先生来看一下。张德禄的母亲便让儿子去请阴阳先生。阴阳先生捧起“花瓶”瞧了又瞧,最后肯定地说:这是古人用过的“花瓶”,不是神像；家里的猪死了,与“花瓶”没关系,大概是随便动了土的缘故,发道符就好。这真是个有点见识的阴阳先生,多亏了他,让国家级的人头瓶保留了下来。

　　从此,张德禄便把人头瓶大模大样地摆了出来,别人也不再说什么。年青的他,从心底里喜欢这件精致的玩艺儿,这其实是他最终不愿丢弃“花瓶”的主要原因。

　　到了年底,张德禄的父亲回家了。他父亲有厨艺,常年在外打工,当他看到摆在家里的“花瓶”时,便脱口而出,说这是一件文物。毕竟是终年在外面闯荡江湖的人,见多识广,比阴阳先生的见识更到位、更准确。至此,张德禄才多少有些明白“花瓶”的身份了。

　　隔年的某一天,甘肃省考古队的人听说张德禄家有一只人头形“花瓶”,问张德禄愿不愿意交给国家,张德禄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的情形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时代,人们的思想觉悟也颇高,奇货可居的想头基本没有。张德禄把人头瓶交给考古队后,考古队的人说先看看,研究研究,再回话。过了几天,考古队把张德禄叫去,说瓶子收下了,奖励给他一个搪瓷盆子。当时这个价值九角人民币的搪瓷盆着实让张德禄高兴了几天。可是,人头瓶后来的命运,让所有的村人都惋惜张德禄失去一个“发财”的机会。

　　人头瓶传奇般的经历,使我联想到了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觉得其中折射出同样的道理。我们试着反向思维一下,神话何尝不是“人话”,张德禄把人头瓶抱回家20天后,家里的两头猪莫名其妙的死掉了,此事要不是我们(包括中央台、甘肃台等地方台的许多采访人员)亲耳聆听,且有众多乡邻证明,不要说考古专家,即使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认为是一个现代版的神话。

　　关于伏羲、女娲,究竟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而大地湾古人类遗址究竟与伏羲、女娲有无关系,更是遭遇到一些考古专家的否定。

　　神话的真谛是什么?表面看来,以其题材——神灵的故事——而得名的神话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的神的行为,但神话的实质却是“人话”。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曾说过:“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神话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神话记录的不是超人英雄的生活,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民族的生活,是原始人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卓越故事带进神的王国,在天上重演地上发生过的悲剧和喜剧。”神话是原始人类根据自己的心理体验和生活经历作出的设想,这种设想“人的因素”被排除得越多,它就变得越贫乏——因为神话说到底只能是一种“人话”。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史,克服盲目的疑古思潮,我国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提出了很好的论点。冯友兰先生就曾提出“信古——疑古——释古”的“三个阶段”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也精辟地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很有针对性地说:“这样说来,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历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我认为,神话传说就是在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口耳相传的民族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后人有演绎、有夸饰、有附会,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如果仔细剥去神话外壳的虚饰成分,历史的质素、核心自然会显露出来,神话是人类的初极关怀；神话是民族文化的基因；神话是民族文化之根。当人们追踪各门学科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要上溯到神话这块“圣地”。茅盾在《神话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历史学家可以从神话中找出历史来；信徒们找出宗教来,哲学家就找出哲理来。”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也曾说:“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化无不被神话原理支配、渗透着。”认识了这些,我们才可以一步步走进神话,在那里将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原型。

　　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所表现的,正是被湮没了数千年的我们先民生活的原型故事。

　　如果说伏羲、女娲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那么他们的创造发明为什么与历史发展奇妙般的相吻合,令人毋庸置疑呢?如果说他们是真实的人物,那么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固定的人格,却总是游离于人神之间呢?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早期的人类没有力量记录下自己惊人的创造和伟大的功绩,所以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法,把发生过的历史大事件代代流传下去。久而久之,历史便成了口头流传下来的点滴史实及掺合着虚构部分的混合体——神话传说。

　　那么大地湾遗址究竟与伏羲部落有无关系?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不仅需要大量的考古资料,更需要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学、哲学、民族学、宗教、美术、神话学、古典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分析来判断。这方面,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著名考古专家苏湲先生在其力作《黄帝时代》中说:“自20世纪60年代始,考古工作者在原羲皇故里天水,以大地湾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纺轮坯和尖状骨锥等,这些都是结绳织网的工具。这为深刻认识伏羲传说的原始背景,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著名学者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说:“以庙底沟为起点,随着仰韶文化的西渐与发展,甘肃甘谷庙底沟型彩陶瓶上绘有蜥蜴纹,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的石岭下型彩陶瓶上亦绘有蜥蜴纹；随着夏文化的向南发展和延续,长沙楚墓中出土的帛画上龙也为蜥蜴之形。重庆出土东汉石棺上的伏羲为蜥蜴之身,亦由此而来。”

　　甘谷、武山是与秦安大地湾不远的邻县,同属天水地域。甘谷、武山出土的彩陶瓶上都绘有人头形鲵鱼图案,这种鲵鱼瓶被赵国华等先生称为伏羲的形象,其与大地湾原始部落的关系微妙而神秘,真实且相关。以大地湾如此庞大的部落遗址,谁当其配?5000年至8000年前,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活动在天水地域的先民,只有伏羲部落才有可能居住在大地湾如此庞大的聚落。大地湾遗址F901原始宫殿建筑,更是向世人昭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原始部落,曾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在这里生活、繁衍、兴旺过。这个部落不是伏羲氏族部落,又会是谁呢?

　　对于伏羲部落为何离开天水,沿渭水、黄河东下,最后定居于河南淮阳的问题,众多的研究者岐义互见。河南博物院的考古专家苏湲女士在《黄帝时代》一书中又说:“伏羲部落集团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甘肃天水出发,沿渭水、黄河东下,一直到淮阳一带定居呢?有人推测说,伏羲的生存年代为渔猎时代,之后其部族长期活动在甘肃省渭河流域的森林与草原混交的环境中,过着游荡不定的采集生活。也许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也许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这个以蛇图腾为标记的氏族集团,逐渐从山地和草原向着傍山的河川地带迁徙,采集的食物也开始向着水生物转化,即逐步向以渔猎为主的半流动生活过渡。以后,伏羲部落再沿着渭河顺流而下,入主关中平原。这里河流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他们为之努力寻找的理想生活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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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与发现,越来越多的考古实物将会不断印证着“神话传说”中的记述,其实它们就是真实的历史,至少包含着历史的影像。

　 原始宫殿建筑与天水民居

　 中央电视台在拍摄《大地湾之谜》时,重点拍摄了F901遗址。F901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宫殿建筑,距今5000年。F901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在主室内壁粉饰了一层混合石灰面装饰墙体,在主室地面又粉饰了一层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呈深灰色,做工考究,工艺精湛,经打压测试,每平方厘米抗压120多公斤,经化验分析,其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及其抗压强度均相当于今之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最原始、最古老的混凝土,是5000年前的人造水泥。在主室内壁又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消防实例,即在室内所有的木柱子周围采用了草泥裹柱子的防火措施,把我国的消防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同时,在水泥地面下铺设了15厘米—20厘米厚的人造轻骨料作为防潮材料,这是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

　 F901原始宫殿建筑平面面积达到420平方米,主室面积就有128平方米。这在中国已知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是罕见的。据考古资料显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平面规模在50平方米以上的也不多见,100平方米以上的更少。半坡、姜寨、北首岭等处的较大房址,面积虽然在100平方米左右,但分处居址群中,平面形式与一般居址相近。尤其是,这座原始宫殿建筑主室前有18个洞眼,为开放式棚子。这18个个洞眼均为青石柱础,说明有18根立柱,用来支撑棚子。对此现象,研究者殊少着意。其实,这18根柱子所撑之棚,名堂大矣。

　 其一,为什么会是18根?这与古代建筑的建制有何关系?我们知道,古人把奇数看作是阳数,“九”为阳数中的最高数,“三”是小阳数。古代阴阳家把“九”看成是天位,于是帝王宫殿在建筑上大量使用这个数字,以此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如故宫四个角楼每个为9梁18柱(2个9)72(8个9)条脊,加起来正好是99(11个9),为一百以内最大的奇数。F901原始宫殿前有18柱,恰是2个9,6个3,这是偶合吗?不是。这只能说明F901确实是当时大地湾原始聚落领袖人物的宫殿。这个人物该是谁呢?在那个时代,那就只能是伏羲氏族了。

　 其二,F901主室前开放式棚子,应当与主室是一个整体,不能看作是附属建筑。其形制对后世天水民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中央电视台编导高山先生及一些专家认为:这个开放式的棚子是“轩”,中间主室就是堂,正所谓堂前设轩,大有“天子临轩”的味道了。但我认为,这个阐释欠妥。

　 主室就是主室,不能称堂；而被称作“轩”的,恰好是后来被称作“堂”的。何以这么说?“轩”是殿堂前檐下的平台,古代皇帝不坐正殿而在殿前平台上接见臣属,此之谓“临轩”。按照正确的理解,F901开放式棚子前肯定还有一个广场,资料显示正是这样,这个广场才是真正的“轩”。因为F901的房顶并没有向四边墙体外伸出太多,资料上也看不出来。这就相当于后世的“硬山式”建筑。那么这个开放式棚子恰好充当了宫殿的前檐,即后世的“堂”。俗话说,登堂才能入室。在《叶公好龙》的故事里,那条真龙到来后,“窥首于牖,施尾于堂”,典型的说明了龙首是从宫殿前檐下的窗口伸进主室,而整个身子却在檐下的廊上(即堂上)拖着。可见这个堂很宽大。

　 天水民居中古代的“板屋”恰好正是这种形式。天水人把这种形式的房称为“托件房”。过去光景好的人家大多修建“托件房”,这种房子前檐伸出很长,形成宽敞的堂廊,一般为二柱三间,有四柱五间的,在陇南我还见过六柱七间的。F901原始宫殿则是三排六柱式。旧时陇东南一带民居“托件房”的内部构造极似F901原始宫殿建筑。堂上两边有两个对开门,形成两个小间,不与主室相通(也有在主室内向小间开门的),而且房屋采用木骨泥墙的结构,厚实的泥土外表就是F901墙体装饰风俗的遗痕。

　 在古代,一座院落由大门、二门、庭院、堂、室、房等组成。堂是主人平时活动、行礼、待客的地方,堂后为室,室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房,为主人起居之所,客人一般不得进入。堂前的“庭”是“轩”的衍化。天水民居中的“托件房”不正是这样吗?这种形式的“托件房”,在天水及陇南许多地方,尚大量存在。可以说,大地湾原始宫殿建筑的形制,对后世天水民居建筑形制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民的“灶坑”与后代的“火塘”

　　将灶坑置于室内,供取暖与炊事之用,是原始住居中的普遍做法,但也往往是导致房屋毁坏的原因。与F901一样,大地湾F405的内柱及扶壁柱均裹以层层泥皮,应属防火措施。在大地湾发现的原始先民的所有居室中,灶坑的位置几乎没有任何差别,都设在门口居中的位置。这样设置,一则可以抵御寒气的侵入,二则可以防御野兽的袭入(野兽多怕火)。原始先民在室内设灶坑的风俗,可以说是传之几千年,变化不是太大。

　　在天水的党川、利桥等地,在陇南的徽县、两当等县,居住在山林中的百姓皆在进入房门的靠左侧或靠右侧短墙下设一火塘,短墙内为火炕,炕口朝向火塘。火塘内大火一年四季燃烧不断,取暖、烧炕、煮食、烧水,皆离不开火塘。客人来了,围火塘而坐,煮茶品茗,漫叙家常,这种情景与先民所差无几。虽然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退耕还林的实施,这种习俗呈现出弱化的现象,但在偏远的山林区,居民在室内使用火塘的习俗依然故我。这种习俗在西南许多地方都存在,可以说是伏羲时代先民们的遗俗吧。

　　地画内容与狩猎习俗

　　大地湾遗址F411出土的地画,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作品。地画位于室内靠近后壁的中部居住面上,长1.2米,宽1.1米,有人物和动物图案。上方正中的人物身躯宽阔,似一男子形象；左侧人物则身躯狭长而略有弯曲,细腰,胸部突出,显系女性。两个人物均作舞蹈状。正中人物下方有一长方形框,框内画着两个头向左的动物。这幅地画距今约有5000年的历史,在考古和历史研究、绘画史研究、民俗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对这幅地画内容的阐述,看法不尽一致,但基本上认为表现的是一次狩猎或围猎活动的祭祀,或者是原始先民的祈禳活动。框内的动物,考古专家陆思贤先生认为是“蝼蛄”形象。他在《神话考古》一书中说:“如地画所画确是蝼蛄,则蝼蛄象征‘土气胜’,又象征原始国王的出现,氏族与部落当然也已强大,这与大地湾遗址分布面积大,文化内涵丰富,又发现了原始宫殿遗迹是一致的。大概大地湾遗址的先民们已进入了‘古城古国’时代,原始部落国家已开始建立。”这真是真知灼见。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

　　伏羲时代,狩猎活动是其重要的生产斗争内容。所以先民们对此看得非常重要。在狩猎活动中,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伴随于狩猎的全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神能给力量,神能保佑多多捕获；也希望神能鉴谅自己对动物的伤害,以申明自己不滥捕滥杀的好生之德。这是民俗意义上的祭祀活动。

　　在天水民俗中,林区猎户在狩猎前都要祭祀、供献猎神。小陇山林区的猎者打猎前都要祭祀“翻坛爷”。此“翻坛爷”即猎神“翻坛菩萨”,民间叫张五郎。这种狩猎习俗,可以看作是伏羲时代狩猎习俗的延续。大地湾地画所显示的狩猎或围猎活动的祭祀内容对后代居住在这一地域的人民的生产、生活观念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在民俗研究中是不可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