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产物艺术博物馆:艺术经典的意义流变

    艺术博物馆是18世纪的产物。

    不过，有关的理论探讨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才有了特别的进展。所谓的"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就标志着一种批判性的研究的真正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博物馆的理论问题同时就是它的实践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艺术博物馆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它的理论问题，因而，总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涵义与份量。

    一个前提的认识

    顾名思义，艺术博物馆无一不是存放、展示经典艺术品的场所。但是，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棘手问题是：博物馆不断地将艺术品(尤其是雕塑作品)挪离原初的位置(in situ)，从而可能改变艺术品的语境或使之荡然无存;那么，艺术博物馆对艺术品的保护是完全的，不打折扣的，还是适得其反呢?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是其他的博物馆问题之源。譬如，与之相关的争议是，如果艺术品确有原意(intention)的话，那么，这样的语境变化并不影响作品的意义的存在，也就是说，艺术博物馆的作为是无可指责的，人们依然可以寻找到这一原意。但是，症结在于，人们凭什么可以证明原意的存在，或者说有无可能证明原意的存在?艺术作品又是因为怎样的原由在不同的语境里显现不同的意义?假如语境的改变乃至人为的破坏严重到了惊人的地步，那么有没有可能使得我们不再有任何的途径获取艺术品的整全意义?假如承认语境的改变或破坏可能影响艺术品的意义的理解与阐释，那么，人们又应该在怎样的层面上确认原意与语境的关联性……这些问题仿佛颇为接近阐释学的议题，但是，就艺术博物馆而言，实际上又都可以将其归结为：艺术博物馆究竟在怎样的范围内具有保护艺术品本真意义的性质，同时又怎样使这种保护扩展到最大的限度?因而，对艺术博物馆的实践打上一个问号并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有必要展开具有批判性的反思。而且，提出疑义的学者中也不乏名声赫赫的学人和艺术家，如阿多诺、本雅明、布兰夏特(Maurice Blanchot)、海德格尔、伽达默、塞德迈尔(Hans Sedlmayr)、阿恩海姆、毕加索和保罗?瓦雷利等均对艺术博物馆流露过相当悲观的情绪。无疑，艺术博物馆的问题是一个意味十足的理论深洞。

    在这里，胪列语境之于具体的艺术作品的意义阐释的作用并没有太多的困难。确实，艺术博物馆里有多少作品(甚至镇馆的名作)是欲辩难明的对象啊!譬如，我们根本无以回复米罗岛的维纳斯的原初语境，不知其惊世之美与周边的呼应又是一种怎样的超俗境界，但绝不会是今天卢浮宫中的那一道近乎多余而又不得其所的保护圈。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那样，让罗丹的大型雕塑多少有点委屈地一一挤在一个室内长廊里，实在是以作品的原初的或应有的魅力的减少为代价的。同样，将一座中国古代的高大雕像权宜地置于大英博物馆的楼梯旁的空间里，恐怕就要让我们有点忿忿不平了，因为这哪是面对那尊恢弘而又肃穆的中国宗教雕塑的环境!同样，绘画的语境又何尝是可以掉以轻心的对象。艺术史专家早就指出过，像乔托为意大利帕多瓦的阿雷纳专用礼拜堂所作的系列壁画，如果换一种置放的位置或顺序就有可能产生不大不小的遗憾，而细部(如基督的6种手势)的意义离开了礼拜堂中这一整个壁画系列，也是无法落实的。壁画如此，大量的祭坛画、天顶画等亦然。无怪乎有人觉得，艺术史学者如果更娴熟于艺术品展示的原初语境及其必然或偶然的变化，那么，艺术博物馆内的许多经典作品的意义的阐释或者意义的历史性变迁就会变得切实许多，而不是往往充满了悬悬乎乎的猜测。艺术博物馆可能是艺术作品的审美质素的停留之地，确未必是其历史的、世俗的、文化的和政治等的因素的定格场所，而且，显而易见，即使是审美的质素也会因之而变易甚至蜕变。理查德?沃尔海姆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艺术及其客体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换一种表述，就可以变成："艺术及其语境是不可分离的。"复活节岛上的雕塑如果离开太平洋中的这座小岛，还有多少特殊的神秘色彩可言，虽然神秘也未必就是其原意?许多古希腊的雕塑是为神殿而设的，对古希腊的仪式生活没有一定了解的人对于这种雕塑的了解如果是一种孤立的把握的话，就肯定要产生相应的折扣甚至误解;同样，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祭坛圣画来说，不懂基督教的文化也会不得要领的。这就是说，语境可能直接成为艺术作品的功能的表征，将作品与其功能分离出去，就有偏离艺术作品的正确理解。

    问题就在于，艺术博物馆常常不能顾及这种与功能相关联的语境，尤其是对于那些年代极其久远或者来历难以明辨的作品更是如此。因而，当艺术作品仅仅只是博物馆中的审美的对象时，艺术作品所损失的含义是可观的。保罗?瓦雷利极为生动地描述过处身于艺术博物馆中的奇特感受，他说，在进入 这种地板打腊的偏静之处，品味着神殿、客厅、公墓和学院等的气息的同时……我是……莫名其妙地被美所包围，左右两旁的杰作无时不让我目迷五色，使我身不由己地像一个醉汉似地在柜台间蹒行……只有对文明的茫无所知和缺乏愉悦趣味的人才会设计出这类七零八落的场所。把业已死亡的视像如此并置一起是有点疯狂的做法，每一件东西都在嫉妒地争夺会给予其生命的注意视线。

    其实，瓦雷利的观感并不是孤例，不少人(即使是艺术史家)在一流的艺术博物馆中也会有类似的或头晕目眩或令人窒息的经验，同时觉得博物馆的做法具有病态和野蛮的特点。而像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干脆就把博物馆看作是"一大堆的谎言"而已。

    但是，艺术品语境的改变有时几乎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或选择。因为，首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现代的观众(包括艺术史研究的专家)进入像譬如菲迪亚斯、米开朗琪罗、皮埃罗或是汉代的工匠艺人那样当时面对其创造物时的语境。甚至，更有学者猜测，岁月悠悠所带来的诸种变化乃至那些不可预测的腐蚀痕迹未必就不在艺术家原初的考量因素之中。因而，我们后来的那些习以为常的修复倒有可能是有违艺术家初衷的。反正，艺术品的历史只可以追溯之，却又不是可逆的。任何为之而作的重建、复现和再构等，都不可能再一如既往，质样无改。因而，如果艺术博物馆的陈列艺术作品的方式是既有的、可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的话，那么它就现实地成为一种我们接近和欣赏艺术作品的最高选择。其次，假如我们只是主观地认同艺术作品的原初语境是唯一的接触艺术作品的条件(尽管是最为理想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可能看低了艺术博物馆的一种启蒙和民主化的价值。有许多艺术作品(特别是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之作)原本属于皇室、神殿和私家等的内设或秘藏，是民众无以接近的神秘之物，博物馆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现象。艺术博物馆中的艺术作品事实上是"没有围墙的"景观，是大多数人可以亲验的对象。而且，有必要提醒的是，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有必要将一些顶尖的艺术作品从某些禁地中"解放"出来。以法国浪漫派绘画大师德拉克罗瓦的作品为例，他当年为波旁宫所作的天顶画组画极为精彩迷人，是艺术史深度读解的理想对象之一。但是，它在今天却依然是极难接近的对象，因为天顶组画的所在是法国政府的一个部，进入其间的手续就足以让我这样的心仪而往巴黎却又来去匆匆的观者望而却步，于是，不能亲睹德拉克罗瓦的天顶画的风采成为笔者的一大遗憾。当然，类似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但是，至少现代博物馆的建制为我们接近最炫目的艺术杰作提供了既有的、最大的可能性。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艺术博物馆的存在和实践心怀感激之情!其三，尽管艺术作品的语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还原和重建的，但是当代的艺术博物馆已经意识到了"类语境"(或"第二语境")的重要价值。譬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精心仿造的明代风格的文人庭园对于中国古代卷轴画的欣赏、玩味和思究无疑具有十分显然的助益，而十六世纪西班牙式内院和东亚风格的室内陈设等则也会对相应的西班牙艺术与伊斯兰艺术的观赏和阐释构成难得的语境呼应。同样，英国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中的那种把书画艺术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加以展示的做法，也是有意让人联想到特定的原初语境……此外，博物馆内的照明条件以及与其他的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参证、比较等的便利，都是艺术爱好者的福祉的具体所在，甚至是我们得以超过某一艺术家本人对自身作品的理解的一个契机。譬如，试想一下，有哪一个艺术家会有机会看到其身后的许多杰作呢?或者说，某一艺术家的同时代的阐释者也未必有今天的艺术史家那样的宽阔的视野，可以在博览不同时代的艺术家的杰作的基础上，对某一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政治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和女性主义的解读、欣赏和诠释。艺术博物馆使得人们多样化地看待艺术作品成为一种确凿的现实，实在是功莫大矣!总之，艺术博物馆对于语境的改变、重建等是一种多少有点必然、灵活而有意义的选择。而且，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那种没有艺术博物馆存在的现代文明了。当然，对于艺术博物馆对艺术作品的语境的尽可能忠实的重构是再强调也不会多余的。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艺术史论家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在艺术博物馆里寻找那种固有的、历史性的意义，而只能说是在感受、印证和阐释一种需要不断深掘的意义，这与其说是一种结果，还不如说是一种过程。或许艺术作品本身就要求兰学者米克?贝尔在其力作《读解伦勃朗――超越语词-图像的对峙》一书中干脆表明，她对伦勃朗的读解并非对其历史性意义的重建。尽管在艺术博物馆这一原作的"飞地"里所进行的审美、鉴赏和分析等并不因此而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下的阐释或许只能是当下的，而不会与以往和未来的阐释一致无异，同时人们总是要情不自禁地衡量譬如究竟哪一种的阐释更加合乎情理或逻辑。在这一意义上说，艺术博物馆宛如一种欣赏、诠释问题的触媒，或一口需要不断诉诸理论深究的深井。

    重写艺术史的合法性?

    任何艺术博物馆都不可能不跟与时俱进的文化变迁相关相联，也就是说，在其与更为鲜活的文化实践与理念交织在一起时，博物馆的问题会显得更有现实感和理论性的复杂性。

    我们知道，艺术博物馆通常是有其特定范围的限定的。譬如，英国国家美术馆同国家肖像博物馆、退特美术馆等有显然不同的使命。同样，卢浮宫博物馆跟奥赛博物馆也有所分工。至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有明显不一样的收藏和展览方面的宗旨。如果博物馆一成不变，那么问题会显得简单得多，因为只有时间因素是唯一的变量，而不涉及其他更多的自然与文化的因子。可是，人们可以注意到，举凡影响卓著的艺术博物馆，除了有其相对较为固定的艺术藏品吸引观者以外，还有一些可以成为媒体热点的临时展。60年代以来，世界上不少主要的艺术博物馆就开始组织专题性的大型展览来吸引更多的当代观众。在这里，我们只要想一想近些年来在海外举办的中国经典艺术的大型临时展(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帝国的想象"、中国山东青州佛教雕塑展等)所带来的盛况就不难理解艺术博物馆何以会成为重要的文化事件的发生地，而不再是那种有点偏静过分的文化冷宫了。大英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等都有过影响空前的、成功的临时展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