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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辩考兼及中国写意雕塑的类型化

更新时间:2007-12-07 09:21:42 编辑:朱红娟 浏览量:562
    中国当代雕塑艺术批评的现状分析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刚刚起步,缺少系统理论的支撑;二、批评标准模糊,或者说较为单一;三、批评人员缺乏,更缺少真正的批评家;四、批评阵地狭小;五、感性评价多于理性评价,有明显的倾向性。根据现状来看,中国当代的雕塑艺术批评出现了一些问题,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于也有人认为中国雕塑界没有批评,或者说缺少真正的、正确的艺术批评。那么,本文就从中国当代雕塑艺术批评出现的一些倾向入手,展开对中国写意精神及写意雕塑的探讨。

 

 

    一、中国当代雕塑艺术批评的两个倾向

 

     当代雕塑的艺术批评,大概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参照西方世界的评论标准和评论体系,就是套用西方的什么主义、什么流派以及他们的品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艺术家,来品评中国的雕塑作品。我称之为“西方对应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仍在摸索之中,有的还在重蹈几十年前或上百年前西人的覆辙。有人就把这种与西人的“偶然相遇”对号入座,称之为某主义、某流派的继承与发展。持这种观点的人因哗众取宠而获得了许多雕塑家的拥护,被提及的雕塑艺术家们因为终于有了与西方的大师、巨匠相提并论的机会而自我陶醉、窃喜不已。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事实上,西方的所谓主义、流派都是经过上百年或数百年的酝酿才产生的。譬如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始于14世纪,在15世纪和16世纪上半叶得到了发展与传播;样式主义的确立经历了1520年到16世纪末长达80年的时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巴洛克”标志着16世纪末直至1760年左右的欧洲文明;法国几乎用了一个多世纪创立并发展了“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经过上百年的孕育与发展。而中国的文化艺术真正进入现当代阶段的时日不多,严格说来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没有形成这些主义、这些流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环境,甚至于连孕育的时间条件都不具备。

 

    一种是坚持本民族的立场,认为西人自有西人面目,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的面目,中华民族具有独立的美学体系,也应该具有独立的品评标准和体系。我姑且称之为“东方体系论。”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中华民族具有独立的美学体系,是以“意象”为灵魂的,坚持用中国的美学观和价值观来品评中国的文化艺术作品。这种做法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正确无疑的。然而,近两三百年,中国自己的美学观念也出现了问题,那就是消解了中国美学灵魂性的东西——“写意”真正的美学价值,使之沦落成为了一种技法的代名词。

 

    “意象”一词比较玄妙,换个直白之词可叫做“写意”。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都可冠之“写意”二字,书画有工笔、写意、兼工带写之说,雕塑也有了“写意雕塑”,近年来甚至出现了中国写意雕塑的代表之作。对此,一时间大家对此议论纷纭,“写意雕塑”毁誉之声各半。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我以为这个“写意雕塑” 的提法本身有问题,有以偏概全之嫌,大家对“写意雕塑”的认识原本就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如此一来更是雪上加霜。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应该回到“什么是写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来。只有真正弄清楚了什么是“写意”,才能搞清写意与非写意的分野。

 

 

    二、“工笔”与“写意”之辩

 

    长期以来,历代的学者和艺术家们把写实严谨的彩墨绘画(勾勒、渲染、填彩)叫做工笔画,如顾恺之、阎立本、李思训、周昉、顾闳中、周文矩、赵佶、崔白等人的作品,而把非写实的狂放简笔绘画(彩墨、水墨)叫做写意画,如米芾、惠崇、马和之、赵孟頫、徐渭、林良、吕纪、石涛、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作品。这样的分野大错而特错,这样就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艺术简单化、肤浅化了。

 

    什么是工笔画?工笔:亦称“细笔”。与“写意”对称。中国画技法名。属于工整细致一类密体的画法。如宋代的院体画,明代仇英的人物画,清代沈铨的花鸟走兽画等。(沈柔坚.《中国美术辞典·绘画·名词术语、流派》,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那么,什么样的画是写意画呢?写意:俗称“粗笔。”与“工笔”对称。中国画技法名。属于简略一类的画法。要求通过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神韵,故名。如南宋梁楷、法常,明代陈淳、徐渭,清初朱耷等,均擅长此法。(沈柔坚.《中国美术辞典·绘画·名词术语、流派》,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还有一种说法:写意,“国画的一种画法,以精炼之笔钩勒物之神意,不以工细形似见长。” (《词源》,商务印书馆,1986)二者大同小异。其实应该称为“粗笔画” 更为贴切。

 

    这种界定是否合理呢?我们只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写意” 就可了然于胸。“写意”,就是表露心意的意思。《战国策·赵》二:“忠可以写意,信可以远期。”宋鲍彪注曰:“写,犹宣也。”这是“写意”的本意,也是它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所揭示的艺术真谛:艺术就是艺术家情感的表露。只要是表达情感和心意的艺术,不论何种方式,都是写意艺术。写意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东方美学观,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民族认同。写意精神,产生于中国文化的特质。钱穆先生云:“中国人重德不重业,尊品不尊位。尽在抽象虚无处着想,不在具体实处用力。”又云:“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何谓一天人?天指的是自然,人指的是人文。人生在大自然中,其本身即是一自然。脱离了自然,又哪里有人生。则一切人文,亦可谓尽是自然。自然人文会通和合,融为一体,故称一天人。何谓合内外?人生寄在身,身则必赖外物而生存。如食如衣如住如行,皆赖外物。若谓行只赖两足,但必穿鞋,鞋亦即身外之物。使无身外之物,又何以有此一身,故称合内外。”因为这种“天人合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质,所以才产生了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自然物象融为一体,然后借助艺术形象,通过艺术形式将自己的心意表露出来的“写意”艺术。

 

    由此可以看出,工笔与写意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相对而言的。写意未必非形似。工笔画只是写意画的一部分,工笔是一种技法,写意则是美学概念。双钩填色、三矾五染、精耕细作、严谨巧密的工笔画,与直抒胸臆、笔触阔大、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泼墨泼彩画同样写意,写意未必非形似,唯一的条件就是作品中是否表露了作者的心意。

 

 

    三、“写意”的历史溯源

 

    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绝非短时间一蹴而就的,是长期孕育的结果。那么,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嬗变过程?下面我们可以简单地对此进行一下梳理。

 

    战国荀况《荀子·天论》:“形具而神生。”形是神依附的载体。

 

    东汉王充《论衡·论死篇》:“形维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形体依靠精气来体现生机,精气需要借助于形体来显现。

 

    晋顾恺之《摹拓妙法》:“凡生人亡(同“无” )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同“全” )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以形态表现精神,形态正确,精神才可能生动。全生与传神对用,才是生活之真实写照。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之生,是传情达意的需要。

 

    北宋董羽《画龙辑议》:“画龙者得神气之道也。神犹母也,气犹子也,以神召气,以母召子,孰敢不致?”神是气韵产生的母体。

 

    北宋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之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到了苏东坡之时,已有了形不似而神似的艺术追求与个性鲜明的主张,也由此启开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意象为美的先河,也从而形成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文人画旨趣。

 

    元刘因《静修先生集·田景延写真诗序》:“清苑田景延善写真,不惟极其形似,并与东坡所谓意思,朱文公所谓风神气韵之天者得之。夫画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与天者,必至于形似之极,而后可以会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谓意思与天者也。亦下学而上达也。” 形似通过不断努力可以做到,但形似之外的神似却是与天道相通,非常人所能达到的高境界。

 

    明徐渭题画,见《虚斋名画录》:“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多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弗相似也。”只有转换了客观存在的形式,把对自然物象的理解与把握转换成与之没有内在联系的形式,才能产生艺术的质变,才有可能产生“意”。  

 

    明王履《华山图序》:“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画物欲似物,岂可不识其面?古之人之名世,果得于暗中摸索耶?彼务于转摹者,多以纸素之识是足,而不之外,故愈远愈伪,形尚失之,况意?”形是意的根本,意是形的灵魂。

 

    清石涛《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跋画》:“以形作画,以画写形,理在画中。以形写画,情在画外。至于情在形外,则无乎非情也;无乎非情也,无乎非法也。”形、画、理、情四者,统一于画家之意,由意而生法。

 

    由上述可知,中国的艺术精神经历了“形具——神生——达意——传情——写意”的发展过程。弄清了这个过程,才有可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写意”又是在何时被错误地当作一种技法来对待,从而逐步失去了它神圣光环的。写意被错误地作为一种技法,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但是也经过了正误交锋的论辩。

 

    元夏文彦《图画宝绘》三:“僧仲仁……以墨晕作梅,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所谓写意者也。” 仲仁画梅,表达了自己孤傲出世、隔绝尘俗的情怀。

 

    明唐志契《绘事微言·山水性情》:“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画写意者,正在此著精神,亦在未举笔之先,预有天巧耳。” 唐志契所言画山水要体现作者情感与山水性情的交融,在画面中要表露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

 

    清恽寿平:“宋人谓能到古人不用心处,又曰写意画。两语最微,而又最能误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处;不知如何用意,乃为写意。” 古人非不用心,实真用心也,是今人因懒惰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清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下:“花鸟有三派:一为钩染,一为没骨,一为写意。……其写意一派,宋时已有之,然不知始自何人,至明林良独擅其胜,其后石田、白阳辈,略得其意,若其全体之妙,非大有力者学之必败。” “写意”被正式的作为一种花鸟画的流派而著录在册。

 

    清方薰《山静居画论》下:“世以画蔬果、花草随手点簇者,谓之写意;细笔钩染者,谓之写生。” 随手点簇的不经意之作,大概从此被称为了“写意”。

 

    清王学浩《题画》:“六法之道,只一写字尽之。写意者意在笔先,直追所见。虽乱头粗服,而意趣自定;或极工丽而气味古雅,所谓士大夫画也。”在此,“乱头粗服,而意趣自定”之作,与“极工丽而气味古雅”之作,统统都成为了士大夫们的写意之作。

 

    清张式《画谭》:“画之用笔,先要领会工拙二字。……何谓工, 曰落笔得势, 曰转折不混, 曰向背合度, 曰粗细相合, 曰圆不直强, 曰側不匾塌, 曰率不野, 曰熟不甜, 曰沉着, 曰虚和, 曰巧妙, 曰浑成, 曰心静神怡。心静神怡, 与笔何有,却是用笔之第一关口。”用笔之工,既是技法的要求,又是艺术志趣上的高标准要求,此“工”有“意”寓于其中。又:“人物傅(同“敷”)彩,轻色与墨水同……亦有色重墨重者,纯色没骨者,纯墨写意者,各随体裁,神寓约略浓淡之际,韵生纸墨相发之间,无若剪彩者则善矣。”此“写意”,乃是写其生意之意。

 

    清松年《颐园论画》》:“古今名人写意之作,真作家未有不从工笔渐渐放纵而来,愈放愈率,所谓大写意是也。”又:“西洋画工细求酷肖,赋色真与天生无异……然而古人工细之作,虽不似洋法,亦系纤细无遗,皴染面面俱到,何尝草草而成。戴嵩画百牛,各有形态神气,非板板百牛堆在纸上。牛旁有牧童,近童之牛眼中,尚有童子面孔,可谓工细到极处矣。西洋尚不到此境界。谁谓中国画不求工细耶?不过今人无此精神气力,动辄生懒,乃云写意胜于工笔。凡名家写意,莫不从工笔删繁就简,由博返约而来。虽廖廖数笔,已得物之全神。”先工而后写,先繁而后简,先博而后约,写意乃是中国艺术的至高境界。

 

    清末范玑《过云庐画论》:“形随笔立,笔寓于形。古人论书,谓真如立,行如走,草如奔。未有不能立而能走能奔者。固知作画,亦知先整笔工细,次纵笔写意也。即不能精于整笔,作工细画,而其形与笔之要,必极体令明晰。若信笔为忘形画,乃有法之极,归于无法。”与松年之语异曲同工。

 

     因张庚(1685——1760)、方薰(1736——1799)等人较早地把写意被当作一种技法来看待,所以可以说这种谬误至少是在乾隆年间即清中后期产生的,18世纪之后才蔚然成风的。

 

 

     四、中国雕塑的写意类型

 

    起源于中国绘画的“写意” 理论完全可以适用到雕塑艺术的创作中来。根据“写意”的本意可以说,凡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雕塑作品,不管是严谨、写实、具像的,还是非严谨、写实、抽象的雕塑作品,只要是表达了作者的情感,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物象的把握意趣,都可称之为写意之作。有的学者曾经对中国雕塑的写意风格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为雕塑的艺术评价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我以为,还应该从“写意”精神的本意出发,对中国写意雕塑的类型进行必要的探讨。

 

    中国的雕塑艺术可以说与中华民族的孕育与发展同步,中华民族最古老、最久远的文明就是通过雕塑作品来体现的。这些陶制的、石制的雕塑作品,依靠其顽强的生命力,穿越时空隧道走到今天与我们交流,体现了一种永恒的存在。当先民们在打制第一件石斧之时,用泥巴捏出第一件陶器的时候,他们就具备了最初的审美意识,虽然他们制作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审美。这个朦胧的审美意识经历了长达八千年之久的流变,逐步完善,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写意”为主体的庞杂的美学体系。

 

     这个朦胧的审美意识发展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在雕塑艺术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氏族社会时期的陶器,呈现出朴拙、粗犷、神秘;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呈现出奇诡、狞厉、华贵、威严;秦汉时期的兵马俑,呈现出霸悍、雄浑,和无敌于天下的气势,同时有了些许人性在内;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窟造像,呈现出远尘、脱俗、潇洒;隋唐时期的佛造像和三彩瓷器,呈现出雍容、华贵、大邦气派;两宋时期的瓷器,由于俗文化的诞生,呈现出高贵、典雅、安祥;元代的瓷器,呈现出粗犷、奔放、激越;明代的青花瓷器和佛像,呈现出高雅、富贵、华丽;清代的云南昆明筇竹寺罗汉像和天津的“泥人张” 泥塑,呈现出的是严谨、拘束、压抑。“写意”是与这不同时期、不同的艺术特色共存的。“写意”有它的阶段性,也有它不同阶段的风格,也存在着不同的类型。每个“写意”的类型是随历史长河而承传的,在每个历史阶段几乎都有代表作品可寻,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某些方面的突出表现而已。中国的“写意雕塑”既然是表露情感和心意的艺术,可以根据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豪壮型。作品中流露出宏大的气魄,豪放不羁的气势,强健旺盛的力度。古代的代表作品,如地处关中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唐代昭陵六骏。当代的代表作,有如钱绍武的作品《李大钊》。

 

    奔放型。作品中呈现出雄伟的气势,不可羁绊,自由而舒展。如汉代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武威出土的青铜奔马,山西天龙山宋代圣寿寺天王残躯。当代的代表作,有如陈云岗的作品《大江东去》,石村的作品《长城魂》。

 

    疏简型。作品简略不精细,旷达而不拘陈法。如两汉的画像石,南北朝梁墓石兽。当代的代表作,有如钱绍武的作品《曹雪芹》,吴为山的作品《齐白石》、《林散之》等。

 

    婉约型。作品卑顺婉转,表现出一种柔和之美。如汉代的彩陶塑舞俑、跽坐女俑,晋代敦煌佛造像,山东长清灵岩寺宋代的泥塑罗汉,晋祠圣母殿宋代的彩塑侍女。当代的代表作,有如李学斌的作品《红苹果》系列,徐光福的作品《唐风·遗韵》。

 

    工致型。作品工细、精巧,体现出了一种华美和精致。如北魏的佛造像,宋皇陵的石雕鞍马。当代的代表作,有如程允贤等人的作品《和平鸽》,张得峰的作品《艳装维纳斯》,王小蕙的作品《美甲》系列。

 

    浪漫型。作品呈现出任意,无拘无束的状态。如原始氏族社会的鸟形、兽形陶壶和鸱鴞头,成都汉墓出土的说唱俑,四川大足宝顶宋代的石雕牧童。当代的代表作,有如田世信的作品《老子》,景育民的作品《山水行云》系列,殷小烽的作品《修复嬷嬷人》。

 

    朴茂型。作品体现了一种浑厚,朴实无华。如原始氏族社会的陶塑人面器盖,唐代的四川乐山摩崖大佛,宋代的四川大足宝顶石雕养鸡女,元代的陶俑。当代的代表作,有如张永见的作品《新石器》、《呼啸》,朱成的作品《我以我骨》,许正龙的作品《山石巨变》,赵莉的作品《态》系列。

 

    哀怨型。作品流露出一种哀伤,悲壮与怨气,体现了一种无助、无奈的伤感。如战国时期的青铜铸牛奴隶杀祭纹扣饰,晋代的陶俑,唐代的俳优俑。当代的代表作,有如钱绍武的作品《阿炳》,蔡志松的作品《故国风》系列。

 

    这样的分类是否合理,又是否完善,还需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与考量,也还有待于大家共同进一步来探讨。作为一家之言提出这个分类方法,只不过是希望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中国写意雕塑的这个分类方法,有两个基本的依据。一是散见在历代画论著作和书画题跋之中的关于“写意”的各种理论,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写意”理论体系,只不过是没有得以很好的梳理罢了。一是中华民族八千年的悠久历史积淀,给我们留下了数目巨大到难以准确统计的雕塑遗产。这些珍贵的遗产,因地域的不同,因民族的不同,因时代的不同,因作者的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材质、不同题材、不同风格、具有个性的“写意雕塑”作品。但是个性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分类的基础。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弄明白了什么是写意和什么是写意雕塑,于此我希望雕塑界的朋友们能够正视写意和写意雕塑。自此以后,不要谈及写意雕塑就色变,好像写意雕塑不屑一顾,不值一提,甚至于不屑与做写意雕塑的朋友为伍。其实,每个中国雕塑家都可能会创作出写意雕塑作品来,这是传统文化的基因使然,是炎黄子孙的血性使然。只不过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误解,雕塑家自己并未认识到而已。“写意雕塑”并非是或并非完全是不求形似、草率随意而就的,而是中国雕塑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绝非易事。“写意雕塑”也不是哪些人的专利,而应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艺术家应该抛开一切隔阂,打破一切壁垒,消除门户之见,真正做到无拘、无束、无碍,在艺术创作领域里自由驰骋,写意也好,非写意也罢,听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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