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当代艺术近30年的历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拍卖市场、画廊、展览空间、各种名目的艺术节、艺术博览会此起彼伏，整个艺术市场花团锦簇。一个由走红艺术家、批评家和画商联手打造的艺术景观，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眩目的当代神话：一个市场化的艺术叙事前所未有的摆放在我们面前。我常常困惑于时代与艺术间的微妙关系，从过去的政治工具，如何转换成今天的资本附庸。艺术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被与生俱来的、无所不在的命运指点、操纵和摆弄的精神困境，成为意识形态、工业化生产和市场流通的物件与工具，从而失去人自身存在的纬度。历史仿佛一场线性的宿命，夹裹着个人命运走在不容辩解的生存之境。
毫无疑问，由体制转型和权力重新分配带来的商品社会，正在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权力、技术、拜金三位一体的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资本主义情结正弥漫着整个话语空间。艺术也未能幸免。视觉文化在其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利益面前，迅速招安，并通过媒体的渲染，很快转变为社会对个人世俗荣耀的追捧，一些艺术家的市场行情，成了这个时代的传奇神话，他们作品的价格跟这个社会一样，发着高烧。有学者在分析权利交替与转型的社会心态时说，当时代的政治势能被一种物质主义宣传亲和结盟时，缺乏生命灵魂疼痛和更高意义上的时代叙事，就被这种亲和引导到消费方面去，并最终被吸附接纳为同道。
今天，让很多人无奈的是，在一种貌似强大的繁荣表象背后，我们时代的审美意志、心力、天赋和经验，变成了一个被操控的病体，一个廉价的皮影乐园，或是被市场赖以消遣的趣味话题。艺术家从过去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钳制落入到无所不在的资本牢房，艺术品的价值，在买与卖的操持下快速达成。艺术被掩蔽于一种坚固的包装外壳。艺术创作，越来越显现出短期投机的特点，人们已经很难从中体会到创造的活力。走在北京798的喧嚣声中，那些热闹的视觉消费，象肥皂泡一样，制造出种种虚幻的现实。
二
给这个时代做出诊断无疑是困难的，由于个人心力的界限，在做出文化的判断上可能会带有连我们自己也深感疑虑的个人声调，但我们有理由期盼一种合乎愿望的艺术生态，那就是对于某种精神可能性的倾心，那种带有理想主义诉求的可能性。对于艺术家，我欣赏那些在今天种种的诱惑之下，仍然可以沉下心来，默默劳动跟实践的人，他们的精神高度，他们的灵魂力量和他们的创造勇气，没有这些人的坚持，我们的艺术只能说是一种偏离的技艺。沙特说，艺术唯一的题材是自由。它从自由出发，并诉诸别人的自由，它为自由的人而创作，为人的自由负责。当我接触到静守美学理想的艺术家跟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知道，重塑理想主义信念，对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多么重要。
作为大的背景下的自觉出路，理想主义就是提倡一种精致、无限探索、有担当的语言追求，不为利益驱使的艺术品格，理想的生存状态就是我们在生命中和那些闪耀的事物居住在一起，它是一种不为体制操控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跟批判精神的艺术生态。理想不是现实，理想可能永远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在路上行走的状态。但它那样耀眼，几乎我们可以够得到。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努力是有限度的，即使他是无限度的，他的一生仍然在做着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不断重写、深化、扩展。但如果拓宽到一群人，也就是一群人在做着一件事情，一群人的不断重写与深化，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能量，理想主义叙事就是要在这个时代以艺术的名义整合起来的一群人，他们站出来，寻求一种改变的途径。
可能有人担心，在强调大众娱乐与相对主义的后现代盛行的今天，作为一种价值观，提出重建理想主义话语的设想，是否有点不合适宜、痴人说梦的嫌疑？因为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我们的视域，只存在“差异”，而无所谓“共同性”、“普适性”叙事存在，一切带有“基础主义”烙印的话题常常作为一种宏大叙事遭到诟病，难免被认为是徒劳无义的。在许多人看来，理想主义作为旧时文人意识形态情结的乌托邦话语，是应该被解构的形而上学幻象。然而，现实世界就其本身来说，本来就是繁复多变，充满差异、多元、非理性的世界，一味的拆分、破碎，所留下的，很可能只是一片众生喧哗的话语碎片，无法为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有益的指引，也不能构成对事实真相的辨识和发现。就算在德里达那里，元叙事/基础主义的标识也仍然存在，在他看来，“正义就本身而言，是不可解构的，这就如同解构本身是不可解构的一样。如果有解构这么个东西存在的话，解构就是正义。”也就是说，尽管“正义”是某种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标，也需要德里达们不遗余力的动用解构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同样，福柯对于体制的反抗，也是建立在另一基础之上，即各种当下的体验上的，而这些体验“与毒品、性、公社、另类意识以及另类个体性有关”。这些见解不只是对后现代时期文化现实举足轻重，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也就是我们期望的层面上，也有重要意义。
三
如果说理想主义是一种价值观跟美学态度，那么理想主义叙事，在我看来，就是为发掘出一种理想的艺术生态而展开的行动，它接纳各种的方法手段，通过每个艺术家的努力，达到一种自由、想象、无拘束的艺术生态。艺术是绝对不能媚俗的，同时要有多层次的展现，在艺术语言的修辞方面达到一种透明、纯粹和高贵的质地。
一种新的叙事的产生，应该是根源于历史的并且对新的现实的发现与解释，而理想主义叙事，就是有针对性的展开的一系列与重塑理想、信念与盼望有关的话语建制，面对生活时采取的是一种即远离又投入的独立姿态，与急功近利保持距离，并始终有着这个时代的光亮与格调。理想主义不是托马斯的终极存有，它是当下的，因此是鲜活的。是一种有着现实基础的乌托邦情怀。
叙事作为释放理想主义信息的手段有着重要价值，不但适用于个体艺术家的艺术语言探索跟人文关怀，甚至可以把每一次有意义的艺术展览跟文化事件，都看成叙事。由此我想到，应该有一种内在的生命活力来促使叙事生长。一般讲来，叙事所采用的生长形式是先提出一些确定的话题或观念，再列举出符合此话题的例证（具体的艺术作品），构成一个合逻辑的结构，然后层层推进。当然，艺术阐述的目的不在于知性的说服，而更在于感性的影响，不在于信息的提供和道理的解释，而在于“对人心和感官的抚摩”。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不成功的文化诉求或艺术展览，意味着叙述者的概念不明确，或过于概念。叙事的发生缺乏逻辑与结构，也会导致叙事过程的不顺利甚至死亡。
四
很显然，一种真实的、富于活力的创作并不能从超凡绝尘中产生，艺术创造从来不能忽视艺术家自身的历史境遇及当下的生存现实。而中国的艺术家在今天更缺乏一种远观跟仰望的的品格与承受力，这就是这些年来一旦有一种新的样式跟符号出来，就导致后面一大群的跟风效仿，不惜一切的要跟上“潮流”的迫切心理，艺术显得苍白、虚幻，不诚实的原因。这的确是令我们感到唏嘘不已的事情。理想主义的缺失，使一些伪先锋、伪批判、伪现实主义甚嚣尘上，即便有娴熟的技巧做装点，也不能掩饰一种内在的缺乏，也就是面对问题时的不适与失语。
因此在我们的这种文化境遇中，承担本身即是自由，不再可能有别的自由。这是我们的命运，同时也提示着中国艺术多年来最为缺乏的能力和品格。这种承担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艺术行为，是把我们置于时代生活的诱惑与压力下来从事创作，同样，这种承担也不限于某种道德姿态，它在今天还会要求我们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反观我们自身的文化构成，正是通过这种承担，我们的艺术才有可能积极介入到当下中国的话语实践中，并成为其富有变革、批判精神和文化想象力的一部分。理想主义的话语实践，说到底，就是出于一种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诚实品格，让艺术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
我总在想，艺术发展到今天，能否还原生活并对问题有新的发现是检验一个艺术家能力的天平。当古人给清风、明月、农事、斜阳以诗情画意之后，今天我们能否给居住在筒子楼里的柴米油盐以格调的表现？所以理想主义并不是曲高和寡，它可以很现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并且，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大面积功利主义之后，重塑理想主义叙事可能是一种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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