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砖砌成的豪车
你感到相当熟悉，你又感到相当陌生。你在遭遇什么样的艺术体验？你在审视什么样的汽车产品？一辆用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红砖砌成的豪华轿车价值几何？
一辆用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红砖砌成的豪华轿车价值几何？这是戴耘摆在全世界所有的艺术爱好者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也是全世界汽车爱好者可能最难估价的一款汽车。
2007年3月，比实际尺寸长一米的奔驰CLK砖制跑车在深圳诞生。它的主人，深圳雕塑院的雕塑家戴耘随即把这个6吨重的大家伙运到上海，参加在当地举办的一个艺术展。真实的美女模特和红色的砖制跑车让观者瞪大了眼睛。
“他努力地向大众文化学习，并汲取精华；他又将自己所发现的文化问题置于历史的文脉中加以认真考量。所以他的作品是既有当下性与大众性，又有历史性与深刻性。”深圳美术馆的艺术总监鲁虹如此评价戴耘。
这个红色豪华砖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具有什么样的当下性与大众性，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与深刻性？
它确实是一辆豪华跑车，你甚至可以打开车门，从这辆由砖和水泥构成的世界里面向外打量我们这个世界。 你感到相当熟悉，你又感到相当陌生。你在遭遇什么样的艺术体验？你在审视什么样的汽车产品？
1971年2月出生于古城西安的戴耘，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在南方城市深圳，勇敢地以自己独立的立场出发去分析周围的世界，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他没有玩弄深刻，却是让艺术作品携带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活动范围。他让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和物体进入他的作品，这一次，他选择了汽车。
2007年5月，戴耘的作品参加在娑罗（北京）画廊举办的一个名为“物界”的雕塑展。展览的主办者说：“雕塑与其他艺术门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拥有使用全部物质材料的可能性，这是它真正的特权。只有雕塑家的创作过程是与整个世界的物质性，或者说是物质世界的精神性进行对话—他们是可能的石语者、水语者、风语者……他们是‘物’语者。”
套用这样的话，戴耘作为“砖”语者，给我们开启了另外一片汽车天地，浅显却又深奥的汽车世界。
《汽车商业评论》随后在北京、深圳两次对他进行了采访。在深圳，这位雕塑家用他的北京吉普2500载着记者去观看他暴晒在阳光下的作品时，看得出他十分自豪。你知道，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JH:PAGE]
为什么是砖
《汽车商业评论》：你应该知道，宝马汽车请顶级的艺术家在汽车上进行彩绘，那么你的用砖砌成的汽车作品跟彩绘宝马车相比有什么高下之分呢？
戴耘：选择在汽车上画，我觉得没劲，它还是停留在平面的单向度的方面，没有太大的意义。
《汽车商业评论》：为什么用砖就多维度了呢？
戴耘:用砖砌个车观念不一样了。砖本来是个建筑语言，现在变成一个雕塑作品，完全是个新的建构方式。前两年有人做雕塑化的或者具有雕塑意味的建筑，我这个砖车可以说是建筑感的雕塑。就我现在了解的中外情况，目前为止，国内外用砖来做车的，这还是第一个。
砖材料本身不新鲜，原来中国人做砖雕，做得很精细很完美，但是砖雕的概念还停留在民间手工艺这样一个层次，用砖做个小情趣，比如两个人在掰手腕。有人跟我说，有没有想到拿石头凿一个车呢？我说，这个某种程度上跟石头刻个狮子没有区别。在雕塑语言上没有推进。
《汽车商业评论》：将砖从建筑语言变成雕塑语言，而且做的还是西方的豪华汽车，这里面确实很有意味，因为从砖这个材料，我联想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长城。这里有种中西方的包容与冲突在里面。
戴耘：是的。秦砖汉瓦是中国的一种象征，它的坐标性很强，是个丰富的文化索引，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将它和豪华车结合，和当代最先进的最富贵的东西结合，它的张力、效果，碰撞更有力度。
《汽车商业评论》：你的作品体现的这种中西碰撞的意义在哪里？
戴耘：汽车某种程度上代表中国当代高端消费文化的一个趋势，所谓香车美女是社会地位和能力的一个象征，观者批评也行，认同也罢，我个人就是想把这种现象客观展现出来。我的作品是对商业社会的一种反映。这个车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个视觉作品，体现的是文化传承上的联系和碰撞。
《汽车商业评论》：你的作品是想批评这个现象呢还是只是记录这个现象？我知道，你的这个砖车在上海展出的时候，有真实的女模特在旁边，就像在车展现场一样，为什么不干脆再砌个砖制女模特？
戴耘：作品本身是个什么意味，观者自有观者的想法。我用真实的女模特来和砖车结合是希望能够真实和虚幻结合。有美女有香车，给人以汽车展览会的感觉，但是汽车是砖做的，又超出人们日常规范的想像。我的作品就是在真假两点之间交错。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在大空间的室内，做个能够旋转的汽车展台，让砖车和美女在展台上亮相。
《汽车商业评论》：但是你显然还是想体现当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冲突，或者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
戴耘：我的这个作品，车门是可以打开的，人可以从里面向外看，体现的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既是日常化又是非常化的感觉。它提供的视觉和心理的碰撞，能够拨动你心里的那个点，完全是个崭新的感受。普通的雕塑，人围着雕塑看，我的作品是相对开放的状态，和你看到的其他雕塑不一样，从司空见惯的东西里发现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就很好玩。对于一个作品来讲，可能已经够了。
《汽车商业评论》：那你怎么会想到用砖来体现汽车这样的工业文明的东西呢？
戴耘：用砖来做车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老师辈的人对我说，不了解你的人还会奇怪，怎么深圳会有你这样的雕塑家，做出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我是从西安这样的四方城中出来的，真的是和西安的城墙很有联系。我从小在碑林、陕西省博物馆、汉唐陵墓、西安城墙之间长大的。这种渊源潜移默化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做的是当代的东西，却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很喜欢。
当然，真正促使我用砖来作为雕塑材料是来源于这么一个或者叫灵感的场景吧：在2005年5月份，天要热了，我的工作室装空调，他们拿钻把墙打透，一拉出来是个砖和水泥的圆柱体，很完整。这东西很多人看过，我当时看了以后，突然感觉，这不就是一个雕塑吗？它是现代机械强力文明对砖混这种农业文化符号的一个强行的切入和修正。因此，我就有了用砖做雕塑的念头。这个圆柱体现在还在我工作室放着。[JH:PAGE]
对生活的介入
《汽车商业评论》：砖和水泥这个圆柱体体现的冲突实际已经部分表现在你的砖车作品里了？它应该同你以往的创作思想实际是一脉相承的。
戴耘：从我的《铭文系列》里就可以看出，我选择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四个不同时期的锅，并配上当时有代表性的文字，用铸铜的铭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同时又是一个比较当下的表现方式。
砖车作品是贯穿这种意识的。这个是从大学时代一直在琢磨和尝试的。在传统基础上突破传统，我觉得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比较有积淀的。陕西的文化沉淀非常厚，很多人可能走不出这个四方城。比如我用砖来表达现代文明，有点走出四方城的意思。
《汽车商业评论》：你2001年的作品《葵花宝典》，把国学、论语、三字经做成大众所喜欢玩弄的魔方也非常有意思，里面体现的也是冲突与比较。
戴耘：把魔方贴上介子园画谱，然后将“随类赋彩”、“经营位置”等传统画诀与传统画谱按顺序放在魔方上，反讽中国画发展到今天有很多程式化、套路化的东西，既没有过去人物画的高雅脱俗，又没有当下对现实的关怀，有点像玩笔墨游戏了。
在将魔方发给观众之前，我有意识地将原来的顺序打乱，观众的目标则是用智慧拼回到原有的秩序中。这一方面是隐喻现实，另外一方面又似乎在暗示着一种不可能，因为对于更多观众来说，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只有极少数高手才可以做到，可结果却是对他的一种反讽。这正如完全回到传统文化秩序的人少而又少一样。
用魔方这种形式就是反讽，取名字叫葵花宝典，也是这个意思。
《汽车商业评论》: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评论说，你2001年以前的作品要比“七十年代艺术家”多一些理性和文化的建设性，试图将作品放在一个历史文脉中加以考虑。你的作品传达出来的历史感，时时显示出长期生活在古城西安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浸润和陶冶。2001年以后，你的作品方式更侧重于公共性和社会性。比如你的《助盲站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超女纪念碑》等等。
戴耘：大家都知道的《深圳人的一天》大型纪实性群雕就是我刚来深圳时参与的。我现在的风格和那时是类似的，我觉得还是希望对现实生活有人文关怀。我做的盲文站牌，盲人可以通过触摸来知道车牌上的盲文。有些人会说，你这个站牌有点像个公共设施的概念设计，不够艺术，我觉得这是要怎么看的问题。
艺术切入公共生活，或者说和公共生活直接发生联系，也有它能够站得住脚的地方。只能说是每个艺术家选的点不一样。你可以说这是对生活的介入，或者说艺术为人民服务，我是把它落实到具体的自己的作品中，这个是和我自己心底的东西相契合的。
《汽车商业评论》：我读过你的一篇论文《雕塑与规划个案浅析》，你称赞成都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规划设计将桥底部空间现有的元素加以利用整合，使原本普通的场所得到良好的处理和开发。你说这样的雕塑回归到了建筑的本位，回到了社会形态中的本位，隐喻了雕塑更好地融入公众空间，更多地为人民服务的前奏。
戴耘：接你的话，我在文章结束的时候这样说：这个立交桥底空间是谁设计的，我不得而知。如果雕塑家所作，我以为他们多了一份公共的视域。如果是规划者所为，我以为他们多了一份对生活的关怀。如果是他们的合作，那就更是一种好的方式。
《汽车商业评论》：去年你和孙振华合作的《超女纪念碑》好像惹了一些麻烦。
戴耘：超女是某种当下商业的一个神话，也是娱乐方面民主化的一个神话。他们先要告我们侵权，后来还是认为这是艺术家的作品，不是批量化生产，就无意再告了。
我后来做了个超女像章。我们这代人小时候都戴过毛主席像章，那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现在做超女像章，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的做法，如果说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使然，我可能承担不了，但是从文化人个人的立场出发，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JH:PAGE]
力气活
《汽车商业评论》：《超女纪念碑》雕塑实际也是你对当下生活的关心，但是我觉得你做成像章更具有意味，因为如你所说，我们知道像章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标识，现在拿超女入像章，具有很强烈的对比和张力。 这个实际是和你用砖做汽车是类似的。
戴耘：汽车是现在进入这个社会最深的东西。汽车本身从商业、市场经济、文化背景都有冲击力。但是它和超女像章不同，像章比较容易制造，而用砖做成作品，不容易。有好的想法做得不到位，具体的想法不能还原成实实在在具体的可看的东西的话，那是很遗憾的。我做的这个车，应该从完成程度本身来说比较耐看，还原到了大家都认可的程度。
《汽车商业评论》：用砖做作品难吗？
戴耘：不容易。我用砖做的第一个作品是洗衣机。2005年底开始，做的不成功。这就是老话说的，理论和实际还是有距离。有好的想法，到底能不能做好，能不能落到实处，是个问题。
一开始做洗衣机，我用的是红砖，耐火砖，发现干了以后没有砖和水泥结合的感觉，做成的洗衣机像个窑。后来我做罐头盒，先做了个实心的，非常沉，就放弃，重做了一个空心的。慢慢地摸索出一些经验，就做这个车了。车做完了之后，做了电熨斗。
《汽车商业评论》：做这个车之前先得打龙骨吧？但是这个车现在从上到下看不出有任何钢筋的痕迹。
戴耘：我的这个作品对业内人士震动很大，他们知道这个难度，不好完成。如果是让砖着地，那非碎了不可。轮胎下侧是有钢筋着地的，但是你不把车吊起来，你根本看不出有钢筋的痕迹。
比如用砖做个方向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接口如何接得很好，这个弧度如何弯得完整流畅，非常难。方向盘要先做个钢筋龙骨，然后将砖里打上槽，因为是圆的，打槽的方向还必须不一致。
再比如我的这个车门是可以打开的，一个车门至少五六百斤。门如何不变形,门打开后再合上是否严丝合缝，非常难。
《汽车商业评论》：你这个砖车的挡风玻璃是有机玻璃的，为什么不用真玻璃？
戴耘：当时没有找到真正的汽车玻璃，买的汽车玻璃跟这个对不上，原车是4米长，这个砖车大概是5.5米长。现在这个有机玻璃，一下雨，一焖，就有点变形，然后过两天就慢慢恢复了。
当然，有真玻璃最好。但是对我来讲，不一定非要真玻璃。我这次前挡风玻璃没有做成热弯的，如果做一个厚的热弯的，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汽车商业评论》：做这个车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戴耘：这个作品是一个工作小组做的，最多时候有8个人，我带队，前前后后都跟着。雕塑本身，开玩笑说是学院派里的力气活。做这个车跟盖个小楼房差不多。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工程，光材料费就很高。车重6吨，打磨出来的粉尘就有2厘米厚。现在，砖被打磨得非常光，有种希腊古陶的感觉，摸上去非常舒服。真车的水泥缝、沙砾，感觉非常好。
《汽车商业评论》：前后做了多长时间？
戴耘：我把它从一个想法、一个观念落实到它的结构、施工，每一砖每一砖地砌，前后有一年的时间。真正做花了3个月时间，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3月20日左右。这个车做出来，我的劲也罢，我的心血也罢，感觉耗尽了，耗费得差不多了，我感觉我要歇一下。
《汽车商业评论》：它方便运输吗？或者说经得起折腾吗？
戴耘：作品做完之后，就很快拉到上海去展览了。它被放在展馆门口的一个水泥道上。装它，不能用钢筋勒，勒会把砖给勒迸的，我们用宽带子勒。这个可能就留在上海了，下一步可能会被挑选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作品。
《汽车商业评论》：这辆车后面刻了汽车牌照号码，这个号码是真的吗？
戴耘：后面刻的是我的汽车车牌。不刻车牌号的话，感觉有点空。
《汽车商业评论》：你开什么车？喜欢开车吗？
戴耘：我不是汽车发烧友，开个北京吉普2500。我喜欢这种朴素的方正的汽车，可以把它的后排座拆了，方便我拉些雕塑材料。要是皮卡通行没有限制，我可能还愿意用皮卡。当然，它是个人的爱好，我喜欢，不一定别人喜欢。[JH:PAGE]
潜在商业价值
《汽车商业评论》：你第一个砖车选择奔驰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戴耘：没有什么独特的。 我最早是想做捷豹的作品，但是没有找到捷豹能够施工的数据，后来我从网上下载到了奔驰CLK跑车的CAD数据，我就做这个车了。因为没有权威的数据，我实际做的车的尺寸是有点不对的。这种雕塑是不能翻模具的，做第二个可能更顺畅一些。
《汽车商业评论》：那你是否想过给自主品牌汽车做一个这样的作品？
戴耘：做自主品牌，我觉得不合适。我不是说怎样贬低我们国家的汽车品牌，我们国家汽车工业这几年发展非常迅猛，很不简单，短短的几十年做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但是，如果是做民族的自主品牌，不从西方品牌的角度去做这个车，作品的文化含量就少了很多，这个东西就少了不少价值。
如果用砖做个红旗和用砖做个奔驰、宝马，感觉不一样。从视觉角度看，用砖做个红旗，这种文化符号传导出来的信息会让人觉得过时、停滞；而如果用砖做个西方的豪华车，它不仅视觉效果上非常好，而且其象征意义能够达到一个很大的高度。现在是个汽车公司都想占领中国汽车市场。这时，一个中国人用古老的秦砖汉瓦，搞了一个奔驰、宝马，这种象征意义，这种内在的深处的东西是非常巨大的，既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又具有非常当下的意义，回头看，真的有价值。
《汽车商业评论》：确实，民族品牌套上砖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衰败的感觉。砖车放在街上，车上长了草，长了青苔，如果是民族品牌的话，那种负面效应就出现了，显得破败、衰落。换个奔驰、宝马，它的砖车上长了青草、青苔，落了些鸟粪，却又是另外一种概念。你就可以认为它是融入了中国，扎根于中国。
戴耘：是啊，要是用砖做民族品牌的车，感觉就完全不对了。过去是当官坐轿，现在是坐车，就会有种文化的负面的延续性。因此，同样你说的车上长出草来，赋予中外两个不同的品牌，意义完全是两种感觉。而且只有西方的豪华汽车才能承担这个作品。就像刚才所说的，它能使作品的象征意义达到一个很大的高度。
我不喜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我倒不是崇洋媚外，我觉得砖这种材料和国外高端产品有种天然的冲突和调和。西方人为了迎合中国人，做这种豪华车的时候会作些妥协；中国人为了引进这种高端的东西，也会作些妥协。这种话题有很多社会学的东西。而且，这种砖车，不像一般雕塑只能放在屋子里，它不怕刮风下雨打雷，有点像欧洲老房子的感觉。
《汽车商业评论》：刚才说了秦砖汉瓦，但是为什么你的作品是用红砖做的？
戴耘：我用红砖，跟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的亲历性有关。我们小时候，学校的教室是红砖砌的，围墙是红砖砌的，红砖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粗糙的过度性的特点时间段的建筑符号。
真正的秦砖汉瓦是青灰色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秦砖汉瓦，这种砖打磨后是可以做砚台的，现在的红砖是有渣子的，我要的就是这种真实。
《汽车商业评论》：那是否能够用青砖做一个作品呢？比如做一个凯迪拉克或者奥迪？
戴耘：当然不一定非要红砖的。从视觉效果上，青砖可能更好。凯迪拉克车本身做得很简洁，有雕塑感，既显出理性色彩，又有浪漫感觉，是好的艺术品。如果以奥迪来做砖车，则另有特殊的味道在里面。
《汽车商业评论》：纵观你的作品，我觉得你和电影导演贾樟柯非常相似，对现实生活非常关注，而且都是从平民视角出发。如果我造一个口号的话，你们可归为新现实主义。
戴耘：我们本来都是70年代生人。我俩见过一次，在一次年展上，他是影像作品参加，我是棋盘。他的作品最让人感动的是以最平实的角度来写。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就像我们那个时代的长者没有办法理解崔健，现在的人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们。
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呆过8年，在城乡交界地方跑过不少地方，不像有些人下乡是蜻蜓点水的，在偏僻地方待个把星期就走了，浮光掠影。我做农村题材，做的不是风景，而是现实的人与事。而且，我的许多作品，观众可以进入参与，魔方、棋盘、站牌，包括砖车。
《汽车商业评论》：实事求是地说，你的作品很多有不小的商业价值。比如你的奔驰砖车，要是奔驰博物馆的人知道了，放在奔驰博物馆门前，可能是最合适的，它比放任何年代的奔驰都要恰当。因为再老的奔驰还只是一种产品概念，你这个作品是个艺术品的概念。
日本有个公司每年通过拍卖收购一个高质量的艺术品，它产生的效应比直接做广告可能还要好。你是否想过你做一个砖车，然后通过拍卖产生轰动效应，使自己和汽车公司都能够双赢。
戴耘：画油画的王广义，画面中使用了可口可乐的符号，这家公司就出钱为他做了个个展。可乐符号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你尽管批评它、抵抗它、喝它，但它已经构成对中国市场的某种占领，这是非常现实的。可口可乐可能想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无所不在，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
对于我这个砖车，确实有类似的商业上的用途。实际上，不仅是砖车，有人说过我的东西潜在的商业价值很大，他们让我在魔方上做论语和三字经，然后能够销售。我说我不大能够张罗这个事情。再比如我的《助盲站牌》，是可以变成公交系统运营的东西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推动这个事情。搞艺术的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发表评论
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