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毕业生雕塑展上不无迷茫的一位学生
就在不久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毕业群展刚刚在莫干山路50号开幕，每一个学生都用极大的热情创作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一般来说，毕业作品总是艺术专业学生迈向职业艺术家生涯的第一步，但其实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将走向迥异的方向。设置美术学院的目的，原本应该是培养艺术创作和艺术探索的人才，最终学生们千差万别的路径，不仅是悲欣交加的个案，也提供了从宏观上进行思考的切口。
做一位职业艺术家：
这条路很难走
刘任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版画系今年的毕业生，他的毕业作品就像一个档案馆一样收藏了所有大学英语的四六级词汇，还有许多文献一样的蛋壳，令人印象深刻。早报记者之所以选择他作为采访对象，除了他的作品之外还因为在展厅里看到的一块小牌子。刘任在这块牌子上表示，希望有人买他的作品，让他能够继续创作下去。他打算出售的作品只要700元人民币，很便宜。
对刘任来说，形势不容乐观。他决定做一位职业艺术家，这条路不好走。他现在有一份和艺术稍微有点关系的工作，工作不再是“蹲在头顶的癞蛤蟆”，而是支撑他走艺术家道路的生活来源。更大的问题是，当对付老板和客户所消耗的精力越来越多，影响到他业余时间才能进行的创作时，刘任该怎么办？“那就放弃工作。”刘任说。
有一个人也许能向刘任展示一下他以后可能的生活状态。沈轶嘉从上大美院雕塑系毕业已经两年了，他也坚持要做职业艺术家。两年来，他基本上依靠给别的艺术家打零工赚钱。连续几个月给别人干活，拿到酬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就自己创作。有时潦倒，有时口袋里有点钱。很小的工作室月租也要1000多元，所以有没有工作室成了判断他这段时间有没有钱的晴雨表。家里人和女朋友都还算支持他，但偶尔也会埋怨：“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有个‘正当’的工作，每个月有些固定的收入呢？”“不务正业”是对无趣世界的反抗，“我不喜欢轨迹清晰的生活，那很乏味。”沈轶嘉说。
做职业艺术家有很大的风险，将会一直伴随着现实的种种压力和心理的不安全感。如何在职业艺术家的梦想和对现实压力的消解之间取得一致呢？有的学生选择出国深造，王页丰和他的女朋友打算一起出去，美国或者英国，学习的还是雕塑。他们想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然后确定是否做职业艺术家。有的学生选择创业，毕业三年的沈晔从在校期间就开始创业，他的公司从事的是雕塑后续加工等业务。他说做这个事情并不意味着自己已经离开了雕塑艺术，恰恰相反，他一直在关注纯艺术雕塑，也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甚至还在找机会参与一些展览。创业、赚钱，只是为了提前储备一笔钱，能让以后他的艺术创作衣食无虞。
最理想艺术家道路：
一边执教一边创作
上大美院雕塑系毕业班指导老师肖敏说，目前看来最普遍的途径就是考研。这一届学生的整体素质很好，所以不少人希望继续走纯艺术的道路。这个雕塑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已经或者正在准备考研。他描述的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为考研是进入大专院校执教的门槛和跳板。而现在最理想的艺术家道路，就是一边执教一边创作。既不脱离艺术学院的纯艺术氛围，也能获得生活保障。的确，当前很多中国成名艺术家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
张如怡是版画系的毕业生，她也在准备考研。对考研她还有另外的考虑，她希望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她说她们这个专业，毕业往往意味着转行，毕竟版画处于低潮很长时间了。不论刘任还是张如怡，毕业作品做的都不是版画。他们做的是综合材料和装置艺术。他们说选择其他艺术样式是为了更贴切地表达而不是回避版画，但事实上他们的专业已经仅仅作为教育背景存在于他们的艺术思维中。版画需要突破，版画专业教育看来也需要作出调整。
考研、出国、转行、创业、坚持。这样一群学生，他们的路径截然不同，但是艺术是一把如此深刻而残忍的刻刀，被它雕刻之后，这些学生便再也摆脱不了它的痕迹。记者采访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很多学生，情况大抵相同。被注入有关艺术的种种理想之后，他们注定在理想主义和生存现实的漩涡中旋转，无法停顿。
记者问过每个表示想做艺术家的采访对象同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你可能经过了无数煎熬，在艺术上却依然没能获得认可？他们都说考虑过。让人欣慰的是，这群平均年龄二十出头的学生，对待艺术的态度并不功利。他们身上没有上一代艺术家来自贫苦记忆和动荡时代的那种饥饿感，扬名立万、市场价值，不是他们的艺术动机。他们只是想要表达，自由地表达。但愿，这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进入艺术市场。
记者手记：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错乱时代
艺术是如此美好，可是创造它的过程和创作它的人却总要经历磨难。在大学生毕业的时节，我们呈现了一群美术学院毕业生的走向。就像所有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一样，他们的未来还在震荡之中，并不会因为艺术专业的缘故显得更悲情或惆怅。调查所有的专业和所有的美术院校，我们力有不逮，但我们希望从一个狭窄的入口进入，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观察和思考。
采访那些毕业生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他们的话语中翻飞着理想主义的光泽，其中大部分终将跌入尘埃。即便在艺术教育体制成熟有序的西方，这样的情况也很正常。大多数艺术专业的学生最终会转行，少部分的学生会坚持做职业艺术家———他们坚持得也很苦。
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副院长韦天瑜认为，问题在于西方的美术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顶尖的美术院校每年招生人数极少，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职业艺术家。而大部分美术院校更类似于中国的职业学校，培养的是有技能有艺术修养的专业人士。而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大学扩招，将原先的精英教育体系降格为大众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大学的教育方式依然还在沿袭精英教育的模式。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势必造成每一个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最初的理想都是当艺术家而不是平面设计师。
对照这一点不难发现，中国的美术学院毕业生的尴尬，在于他们日后走向的分野主要是依据自我判断和现实力量的牵引，而非艺术教育结构的事先预设。这一点，对一个按纯艺术标准学习了四年甚至五年的学生来说，太突兀也太残忍。大学美术教育给了他们艺术梦想，然后用尖锐的针芒突然戳破五彩的泡泡。
按照韦天瑜的说法，在这个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之前，单纯讨论就业率等问题毫无意义。教育部门更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是弥合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之间的认识裂缝，同时对学生的就业作出前瞻性指导。不可能所有的美术院校毕业生都挤上艺术创作的独木桥，当大学教育不再是一个人进入精英阶层的必然通道，它就应该承担起提高全民素质、培养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职责。
“一个县长或者一个幼儿园老师，如果他们学过艺术，这不同样也是很好的事情吗？”韦天瑜说。诚如他所言，艺术，不是追求美的技能，而是对美的追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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