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公众艺术—美国艺术家的观点

    像中国的整体发展趋势一样,中国艺术处于戏剧性的巨大变化中。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西方国家可以真切地看到这种变化。世界各地的艺术馆和博物馆开始展出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数是画家的。这些作品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动态的文化。它蕴含着矛盾：是“发展中国家”,却有着 5000年的历史；是个还没完全摆脱贫困的社会,却能制造世界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最快的速度来发展技术；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府,却实行市场经济。所有这些矛盾和随之而来的思考正是促进艺术创作的最好素材，如今这些作品已经走出了中国的国门。

　　但是，什么是中国的公众艺术呢？是那些摆放在广场和交通环路处的雕像和纪念碑吗?当这种艺术被摆放在固定的地点并代表公众的利益时它看起来会是什么样？什么决定这些纪念碑的主题，决定艺术家“表达自由”的程度深浅？政府和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迅速发展对公众艺术有什么影响？当一个社会开始排斥自我封闭并倾向国际参与时，它对艺术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是我当时在华盛顿大学“皇室研究基金授权委员会”工作时打算研究的。由他们支持赞助,1995春季我来到中国，在这里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照了许多公众艺术的图片，访问了尽可能多的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艺术家。我去了30多所城市，行程几千英里。这之后，我出版了一本照片集。我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是研究现代雕塑和公众艺术的专家。所以中国的艺术家把我看成他们的“兄弟”来欢迎我，让我接近并深入了解他们的作品。

　　一些照片表明我此次之行具有特殊意义，例如,在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拍摄的毛泽东雕像的照片。等成千上万名游客离开后,只剩下制作雕像的五位雕塑家中的一位，一名士兵,和我的助手时，我才开始拍摄。我的一些同事是研究中国艺术的专家，他们说我是唯一一位能拍摄到这尊雕像和它背后墙上悬挂的绒绣照片的美国人。此外,我对制作此雕像的五位艺术家中的四位进行了录音采访。他们向我讲述制作过程中的小故事和他们的美学观点；我们就“表达的自由度”坦率地交流看法。这是我走遍中国进行的课题研究的特点。

　　毫无疑问，公众艺术对中国来说很重要。自1949年来，1万多尊公众艺术作品被创作完成。
 
　　有四种类型的公众艺术在中国的艺术团体内发展起来。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公众艺术是刻画领导人、特定的英雄人物和政治艺术家的传统肖像雕塑。一些一流的艺术家都汇集在北京并且加入中央美术学院。他们包括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曹春生和美术学院教授司徒兆光。王克庆是另外一位颇有成就的雕塑家并任全国城雕委代主任。他们都六十多岁，其中一些人在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30年前的20世纪30、40年代，曾留学于法国、意大利和前苏联，学习人物绘画。他们曾创作完成了国家委任的重要人物雕像。根据作品人物的身材特点连同人物表达出来的个性特征及艺术角度的诠释，他们的作品被分类结集出版。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肖像艺术大师。

　　程允贤是北京肖像艺术大师中举足轻重的艺术家之一。他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雕塑艺术研究中心”任主任并且负责为当代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创作肖像雕塑。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根据作品人物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崇高力量、他们取得的成就和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所产生的影响，由程老创作的大量的作品被分类结集出版。他说：“我的作品反映我的文化理念。我制作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的肖像雕塑。前不久我创作完成了毛泽东、邓小平和一些将军的人物肖像雕塑。他们为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非常尊重和敬仰他们。通过肖像的塑造，我展现了他们对人民的关怀和热爱。同时，这些雕像可以留给后代。这是对逝去的一代伟人的深切缅怀，也可以由此教育下一代。这是对社会的贡献。”

　　公众艺术中的第二类作品，即中国众人皆知的“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艺术。根据它所展现的主题，这类作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或是无名英雄、或是工人、或是辛勤劳作的农民，他们体现了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追求。这些工人和农民通常被刻画成辛勤工作劳动，但脸上依然挂着喜悦的笑容，心中被共产主义信念鼓舞着。这些士兵通常被描绘成勇敢的战士并随时准备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奉献自己的生命。站在这些雕像前，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感觉到团体精神和信念的强大力量，尽管雕像具有明显的宣传倾向，但他们确实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同时，这是对艺术家把握作品精髓的能力的一种证明。

　　另一类颇有影响的“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艺术是“纪念烈士”的公众作品，它们遍及中国。这些作品纪念了那些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共产主义者。作品中的人物或被链条拴着、或被布蒙着眼睛、或背着死去的和将死的人。艺术家通过刻画这类人物形象展现作品的特定主题。

　　这种创作风格中，叶毓山是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他是著名的四川美术学院前任院长，他的最优秀的一系列作品刻画了在革命运动中备受敌人蹂躏却不屈不挠的烈士形象。这些规模宏大、情节真实感人的作品时刻告诉人们，革命的成功是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他的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摆放在重庆歌乐山的雕塑。当年，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反动政权在那里建了“集中营”监禁革命者。一天我参观了这个地点，我拍到了我最喜欢的照片，即解放军向纪念碑敬礼这一庄严时刻，尽管当时有一个年轻女子坐在雕像的底座上用手机打长途电话，但对我来说，这张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

　　上海“城市公众艺术委员会”主任章永浩是我要提到的另一位伟大的社会现实主义者和肖像艺术家。在他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一些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和最具影响力的。由于上海开展国际贸易，它可能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它也投入了大量财力，建设了许多的公众艺术项目。世界闻名的海滨散步通道，位于城市的中心和黄浦江畔林立的银行边，摆放了最近刚刚完成的6尊雕塑。通过把公众艺术和城市环境的某些最显著的特点相结合，从而来界定城市本身的性质是上海的公众雕塑有效利用艺术的体现。

　　这类作品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虽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它受前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雕塑影响，但是中国式的这类艺术通常以更戏剧化的手法来描述作品的主题。我认为，感情和精神上的刻画对我来说好像更具有感染力。积极投身党的建设、抵抗敌人、戒除傲慢或愤怒的情绪是这类作品的公开主题。我相信，这类艺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委任创作。

　　第三类公众艺术即抽象雕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它们通常由不锈钢、青铜、喷漆焊接钢或石头制成。这些作品和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些城市的抽象雕塑很相似。这些抽象作品通常象征了被纪念的场地和事件。有些作品是一只球,表示人类居住的地球和全球化；有些作品描绘了飞翔的形象,它代表了精神上的自由。另一种常见的作品是将抽象符号和人物形象融合在一起。看到数十件类似的作品后，我被大部分抽象艺术的融合方法深深地吸引了。这其中有几件抽象作品非常精致漂亮，尤其是成都于志强创作的作品，将抽象符号和人物形象组合在一起非常精致漂亮。浓度这种创作的大多数艺术家常常抱怨较低的可利用的协助融合的技术水平。
 
　　我发现这些抽象雕塑中很少有涉及到当代西方和日本的艺术家所使用的创作材料。几乎所有作品都对它们的安放环境进行形象塑造。卫星发射站、报社、飞行学校和大型运动场为公众抽象艺术提供了许多由政府机构资助的委任创作机会。王克庆说：“中国艺术中早就有抽象艺术了。我认为它在中国有某种起源。但我们的抽象艺术不同于西方。我们更多地考虑了作品的精神力量。”然而,叶毓山的观点与我的很接近。他说：“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在创作当代抽象艺术作品。他们模仿西方抽象艺术的风格，但作品中缺少西方抽象艺术的精髓。”武汉湖北美术学院的付中旺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人物。他将石头和木料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创作出材料和结构颇有特色的艺术作品。许多抽象艺术作品由那些在艺术学院接受传统的人物刻画训练的艺术家创作完成。这些艺术家被委任制作人物雕塑和抽象雕塑。他们这种在艺术方面实践的多样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多样性在只钻研一种艺术类型的西方艺术家中很少见。

　　第四类公众艺术被我称作“当代激进艺术”。这种艺术类型并不多见，只有一小群年轻的艺术家在社会的支持下努力地开辟这块艺术新领域。这些作品主要反映处于9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化中的现实问题。如超现实主义雕塑家展望，将要刻画一个大肚腩腩的中年男人,他着实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一些艺术家则关注引发生态问题的临时性建筑（在拥挤不堪、环境被破坏的国家刚刚发动起来的抗议），或是逐渐壮大的国家所面临的财富和发展问题。展望最近刚刚完成一项“复原工程”。他在刚被拆毁即将要建摩天大楼的地方呆了许多天，因为他想把那里被毁坏的建筑物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他把废墟中的一些陶瓷瓦片打磨光亮，给破旧的门喷上新漆，重砌并刷亮坍塌的墙壁。引起他注意的这些地区将成为他作品的主题，以提醒人们古老文化和建筑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国际化的“新玩意”。这些艺术家走在使用艺术的前沿领域里，像他们西方国家的同行那样审视并公开抨击他们的文化，没有人知道，这些艺术家的所作所为要经过多久的评说才能被认可。

　　早些年，尽管在决定作品主题方面受政府影响和来自社会的压力, 但是艺术家能在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通过他们的公众艺术作品来表达一种精细微妙的个性特征和艺术的美感。我的一些照片展现了这些作品。广州的潘鹤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尽管已75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在他二十多岁时,他离开香港投身到中国大陆的革命运动的洪流中。他早期的一系列作品受共产党委任创作而完成，命名为《艰苦岁月》。他创作的一件描绘士兵获胜的英雄主义题材的作品,不以传统的手法来表现这一主题，而是刻画了两个饥肠辘轳、衣服破旧，在战役之间坐下休息并动情地吹着笛子的士兵形象。尽管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很高涨，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潘鹤经常采用一种并不被公众认可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人物形象。这两个士兵想尽力逃脱摧毁性的战争转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宁静。他的许多作品在刻画主题方面都很细致微妙。

　　当我向他提及这点时，他笑着说：“是的，是这样的。这就像骑一辆自行车，是需要靠平衡来掌控的。 在中国你必须适应形势才能生存；并且你需要灵活地做事情。如果你不介意，其他人也不会介意。但是,如果你处理问题太过灵活，表现的过于适应形势,你将无法生存。同样，如果你为了适应大环境而放弃了作为一个个体应有的个性，这也是不好的。”

　　“文革”期间，潘鹤被“四人帮”指控有资本主义倾向，并被批斗。近来,他被评为中国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他创作完成了许多件由公众或个人委任的艺术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按照自己的构思实现了对艺术的自由境界的追求。他近来为著名诗人和学者鲁迅创作的肖像是他自己作为雕塑家和肖像画家所具有的才能的折射。潘鹤将它作为自己的自画像。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让我的意志更坚强，从而让我制作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我所采访的年过五十的大多数艺术家都是共产党员，潘鹤却不是。

　　同时，我对艺术创作的地区性差别，也进行了研究。我找到一些艺术家，他们全心投入到国际当代潮流中，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既融入世界大环境，又注意将中国的传统和历史融入作品中。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刘政德就是这方面很有影响的雕塑家，作品备受人们喜爱。他用20世纪石雕美学的观点和技艺来摸索创作以中国古代传统为主题的作品。他的融合历史传说和思想教育的艺术作品是将古代与现代相结合的最有力的诠释。

　　当我把中国和西方在创作公众艺术的方式加以比较时，我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举个例子来说，1979年北京召开“解放思想会议”前，所有公众艺术的选材和主题都要由政府决定，总是不变地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三支基本力量——“农民、工人和士兵”的精神风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纪念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烈士。当然,最常见的主题人物就是毛主席。近年来，许多毛主席的雕像都被拆毁了,幸运的是，我拍到了许多保存下来的毛主席的雕像，但我认为，它们不会摆放太久。

　　叶毓山参加了1979年的会议并听取了一些有历史意义的见解。“邓小平说：‘毛主席所说的是正确的，我们将遵照去做；若不正确则不去做。’这一言论的提出对艺术界的影响非常大。以前,要求艺术要有主题内容。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主题内容的艺术很好；但没有主题内容的艺术也很好。就我们而言那是一种伟大和彻底的解放。他们给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这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大力倡导毛主席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思想。它给中国的艺术发展指明了方向。”会后，著名画家袁云甫负责制作北京机场的一幅最重要的壁画，以此来表达艺术界同仁的喜悦心情。“我们就像放回到水里的鱼儿一样自由快乐。”

　　但是这种思想的最终实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叶毓山接着说：“大会结束后我感觉到我真的获得了自由。所以我提出设计四个裸体的人物形象摆放在重庆长江大桥的末端。我认为裸体雕塑是摆放在自然界里的最美的形式。但那时还没有描绘裸体人物的公众艺术。稿样上加了薄薄的一层衣服。90年代,叶毓山受任在许多位置重要的地方做了许多裸体人物雕塑。执政的官员给予这些雕塑很高的评价。

　　政府主办艺术学院和艺术协会，其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这些学院与美国处于学院水平的艺术学校大抵相同。那里，学生和教授常常一起对艺术的所有方面进行学习和研究。然而，由政府主办的艺术协会就不是以教学为主了，他们是一群严格选拔出来的专业人员，以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定经营着充满活力的工作室，进行艺术创作。跟随那些学院的教授，从公众艺术/雕塑协会选出来的寥寥无几的专业人员去制造大型的委任的公众艺术作品。艺术协会成员的学术头衔也是“教授”。如果一个人没有从属于任何一个艺术机构，他受委任制作雕塑的可能性就极小。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艺术机构中国的艺术家才被官方认可，被正式授权来创作公众艺术作品。我认为，这种体系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它造就了一批高素质、有能力、思想一致的艺术家，他们配合默契，工作效率极高；缺点是它导致了机制化问题。试想，如果这些学院和协会中的所有位置都已占满，那些年轻而富于冒险精神的艺术家怎么办呢？

　　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在公众艺术的政治方面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艺术家在指导政府就雕塑主题、摆放地点和筛选程序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其之大。这意味着政府官员尤其是那些在艺术方面未受训练的官员们，越来越依靠专业艺术家来决定欲完成项目的最好的实施方法。时常会有一些社区要求在他们的小区里制作纪念英雄、烈士、著名的学者、诗人或历史事件的纪念碑。“艺术代表”将社区的意见转达给地方政府，如获批准，他们就可以得到政府签署的文件和用于兴建雕塑的资金。一些大城市即将建立或者已经建立了“艺术委员会”，它们负责与艺术家、专业艺术管理人员和建筑师联络合作。它们将决定如何选择准确的主题、是做具像还是抽象作品、摆放在小区的哪个位置合适、选择哪些艺术家来完成雕塑等一系列问题。许多来自社区的优秀艺术家服务于这些委员会，共他设计方案。他们参与委员会的评选活动也有可能就被选为创作这个项目的艺术家。但是，美国的这种体系运行远远不同于中国。

　　另一种影响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缺乏当代博物馆和艺术馆体系，也没有追随国际潮流和运动的素质较高的艺术评论家。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商业性质的艺术馆，更别说他们可以获知国际艺术信息了。这种孤立产生的影响是双重性的。 一些艺术家自认为是评论家，然而现在的国际艺术杂志正慢慢地进入到中国，有关艺术的交流活动也开始出现，这就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只是表面上响应着从美国和欧洲的杂志中看到的艺术走势。结果，他们做出来的作品仅在视觉效果和外在形式上“复制”了国际艺术，但没有理论上的深度和升华，所以这些作品看起来很肤浅。我想这是由语言障碍导致产生的结果，因为中国艺术家并不十分理解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形在中国的整个文化领域里迅速地变化着。当中式文化意识到并积极地寻求国际化经济、文化交流和益处时，中国的艺术团体也会受到影响。目前的情况是，抽象雕塑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受到艺术家和少数评论家的高度吹捧,这种情形与30年前的美国很相似。如果有更多有修养和学识渊博的评论家,更多展现世界优秀艺术作品的博物馆、更多将国际艺术家引入到中国的交流活动、更多展示边缘艺术的艺术馆，这种情形会有所好转。这样，中国的艺术家就会紧随世界艺术领域的新发展而不断地提高自己。这也是我所采访的许多艺术家想要尽快看到的发展趋势。举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 我遇到一位小有成就的年轻艺术家，他效仿我曾在十多年前多次在纽约展出的艺术作品。其实他完全可以抛开我的影响，自己再进一步完善这种效仿来的美学观点。如果他想在国际水平的标准下，有所建树和参与比赛的话，得第一名的肯定是别人（譬如是我）。由于他缺乏清醒的认识，并且没有意识到他周围几乎没有评论家可以帮助他，这将最终把他与国际艺术陨离开，使他无法获知国际艺术上的最新发展动态。

　　中国的公众艺术与西方艺术在创作方式上的另一重要差异是合作精神。80年代前，由政府提倡兴建的所有大的项目都是由几位艺术家一起完成的，他们共同设计、制作作品小样、评论彼此的贡献和指导安装做好的各个部分。最大的合作项目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侧面修建的“毛泽东纪念堂”，有108位雕塑家投入到这项工程中!几乎没有一个艺术家在作品上留名，只有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才有提到这些合作者的名字。此外,这种合作精神让所有的参与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默契的配合,有时，在一年内他们可以完成好几件规模宏大的工程项目。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受到了共产主义信念的鼓舞和鞭策。他们获得的奖赏是他们心存的坚定信念——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当他们的作品对近代历史、道德和政治的理想进行艺术诠释时。他们没得到资金上的奖赏，但他们在艺术学院获得了“教授”的称号。这种合作精神贯穿1949到1979年的中国公众艺术的整个创作过程中，这与西方当代艺术中提倡和追随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回顾中国艺术史，像西安的兵马俑（也许是被命令合作完成的）足以证明合作精神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已根深蒂固。事实上,许多毛泽东的雕像都未被提及创作者，有时它们是由未经训练的石匠雕刻的。这使我无法采访到他们。此外,这种合作精神让所有的参与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默契的配合,有时，在一年内他们可以完成好几件规模宏大的工程项目。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受到了共产主义信念的鼓舞和鞭策。他们获得的奖赏是他们心存的坚定信念—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当他们的作品对近代历史、道德和政治的理想进行艺术诠释时。他们没得到资金上的奖赏，但他们在艺术学院获得了“教授”的称号。这种合作精神贯穿1949到1979年的中国公众艺术的整个创作过程中，这与西方当代艺术中提倡和追随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

　　但是随着效仿西方的经济模式，在中国，所有这一切都在改变着。尽管也有需要合作完成的项目，但是政府资助的公众项目大多数委任个人完成，虽然付给他们的报酬并不多。然而，近来许多艺术家第一次接受了中国或国际的私营公司委任的工程项 目，负责修建大城市里的摩天办公大楼和现代国际化的宾馆。像他们的国际对手一样,这些中国公司和旅馆要求艺术可以作为期望中的环境的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辛勤汗水换来了丰厚的报酬。结果在艺术领域里产生了一种新的竞争模式。从艺术家怎样才能被选中创作作品和作品如何组装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它有点“腐败”的意味。有时，经纪人从艺术家那里买来构思和草图，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竞标，为的是取得委任权来组装作品。有时，他们甚至不买艺术家的创意而直接将某位著名的艺术家的名字写在他们自己画的草图上，慌称那就是某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很明显，这一新出现的情况使大多数艺术家愤怒而焦急，它着实有待于解决。其他资助人的新来源是那些私人收藏者,尤其是来自香港和日本的。许多中国艺术家的珍贵的作品被那些精明的收藏者在国外结集成册，这些艺术家都是三、四十年代留学欧洲、极有才能的具像雕塑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已退休。

　　中西方在如何将纯粹艺术转化为城市艺术的方法上很相似。最近，我们将艺术家、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设计小组”，完成一项城市工程；而中国艺术家正为修建地铁隧道、机场、运动场的拱形盖蓬和公路而努力工作。最具挑战的项目之一是位于邻近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小城市。进城的主要道路需要拓宽，这一庞大的工程量需要修建0.25英里长的墙来与之呼应。开始施工时,颇有远见的市长提出征召三位著名的艺术家，在临近公园处修建入口和一座浮雕来装饰这面墙。叶毓山、周成和何斗龄合作设计了公园入口和与喷泉相应的墙壁。公众非常喜爱这些作品，政府对此也很认可。此作品被昵称为“长城式的艺术作品”。此作品的浮雕部分，尤其是由周成设计的大部分浮雕风格独特,深刻解读了浮雕艺术的内涵。许多部分的浮雕突出墙面五英尺多。
　　在由男性主导文化的社会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成就显著的女雕塑家。使我惊奇的是,我所采访的公众艺术家中没有一个人认为由于性别差异而受到歧视、排斥或者受到政府或艺术委员会的阻挠。事实上,有许多中国女艺术家获得嘉奖的事例。譬如：江碧波设计制作的成都“交响乐大厅”的镶金浮雕，或是吴慧明制作的石雕和青铜作品。最近，吴慧明的一件作品获得了“荣誉奖”，她的获奖作品被摆放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前，这是任何她的男性同行所没有取得的辉煌成就。我高兴地从中央美术学院的公众艺术系的女学生那里得知：她们从来就不考虑性别歧视的问题，她们喜欢创作大体量的作品，她们真的就这样做了。

　　中国的公众艺术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如何保存这些雕塑。在每个城市,都有雕塑遭到严重的破环，或不被人重视、或生锈了、或倒塌了。政府仅仅拨发一小部分资金用来艺术委员会保护和维修公众艺术。在人们不懂得欣赏艺术的社会里，故意毁坏公共设施的行为必然发生。

　　最后，章永浩为我们做了个精彩的小结：“ 20 世纪初,许多雕塑家像我一样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教授曾在欧洲学习过。但后来，我们意识到西方艺术有时在中国行不通。文革后，我们开始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文化和遗产。西方艺术固然有它的美丽之处；但是东方艺术也有它打动人的地方。我们想把这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以此为我们的社会服务。我们对古老的“大足”石雕艺术和“毛岭”艺术进行了研究，以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渊源。随着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将东西方艺术较好的融合在一起。艺术是东西方在将来进一步合作的重要平台。如何用艺术和雕塑来美化我们的国家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如何提高雕塑的艺术内涵和艺术方面的多种表现手法是急需我们解决的问题。艺术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不只是仅让人们吃香蕉就罢了。人们应该获取所有不同种类的水果的养分。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开放搞活，我们需要不断地往艺术里添加新的内容。唯一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事就是我们的艺术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在公众艺术方面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加以比较。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工作来提高公众艺术的水平，并且我们希望在将来可以看到城市的雕塑、环境和建筑有很大变化。现在这段时期将成为中国公众艺术史上是最令人兴奋的时期!”（本文作者为美国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