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创作是集体的荣誉”
“张松鹤先生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殷双喜告诉记者，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的画家和雕塑家中，如今只有曾祖韶、冯法祀和彦涵尚在人世。
3月25日下午3时30分，记者在天津美术学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彦涵老先生的家中。 此时彦老正在书房进行创作，他的儿子彦东打趣道：“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脏老头，整天躲在屋里搞创作，弄得脏兮兮的。”彦老笑着让保姆沏上热茶，戴上助听器，和记者聊起人民英雄纪念碑。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建立一座缅怀为民族解放牺牲者的纪念碑，并在纪念碑下部装饰以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浮雕。1953年成立了纪念碑美术创作组，著名作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任组长，常务副组长有两位，一位是雕刻家刘开渠，另一位就是彦涵。
“我被委以重任是有背景的。抗战爆发后，19岁的我考入国立杭州艺专，毅然投奔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有一次看到我的木刻，他赞赏说：‘刻得好，很有气势。’由于我打过仗，对人民军队有切身感受，郑振铎把我视为美术创作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刘开渠负责雕刻方面的组织工作，我负责画稿设计的组织与协调。”彦老回忆说。
记者从彦涵先生当年保留的历史记录中看到，8块浮雕的创作者分别是：1、《虎门销烟》画稿艾中信，雕刻曾祖韶，助手李祯祥；2、《太平天国》画稿李宗津，雕刻王丙召；3、《武昌起义》画稿董希文，雕刻傅天仇；4、《五四运动》 画稿冯法祀，雕刻滑田友；5、《五卅运动》画稿吴作人，雕刻王临乙；6、《八一南昌起义》画稿王式廓，雕刻萧传玖；7、《抗日战争》 画稿辛莽，雕刻张松鹤；8、《胜利渡长江》画稿彦涵、雕刻刘开渠。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绝对不是哪一个人所为，应当是集体的荣誉。”彦老说。
《胜利渡长江》三易其稿
由于彦老画过渡长江的油画，因此《胜利渡长江》的画稿便由他来设计。他从里屋拿出了珍藏至今的设计画稿：“稿子画了三遍，第一遍画的是战士头戴美式钢盔冲锋的场景，这虽然真实地反映了渡江战斗的情形，但考虑到群众对解放军的普遍印象，于是第二稿（现存连云港市彦涵美术馆）将战士们改为头戴布军帽，并且突出了指挥员以及划船民工的形象，后来纪念碑建设时采用了此稿。”
既然第二稿已被采用，为什么又画了第三稿呢？记者在第三稿上看到，上面的人物更多，画稿长度更长。原来彦涵当时希望把画稿修改得更完美，于是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又创作了浮雕的第三稿，此番设计又增加了一些战士的形象。但由于第三稿过长，不符合纪念碑高耸挺拔的设计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第二稿。
看着保存半个世纪的画稿，彦老平静而认真地对记者说：“我是人民的战士，经历了无数战斗的洗礼，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时常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在制作画稿的过程中，我是一直唱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的‘向前，向前，向前’来完成的，把握了它的精神实质。”彦老保存的《胜利渡长江》设计画稿，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就是《胜利渡长江》的设计者。
此外，《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殷双喜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走访了当年的许多作者，也证实彦涵老先生就是《胜利渡长江》浮雕真正的设计者。
石工也是幕后英雄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批石工对纪念碑浮雕的雕刻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彦涵先生所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包括来自河北曲阳和苏州的石工，他们的祖辈都是从事石匠工作，这些人的功劳不能忘记。“他们是一批优秀的民间雕刻艺人，理应与画家、雕刻家一样，为历史所铭记。”
但是，在以往的文献中，对此往往记载不详。根据彦老的记录，记者了解到，负责浮雕石雕工艺的共有刘润芳、王二生、冉景文等28位石工。
这批石工长期从事中国民间雕刻，传统雕刻技艺很高，但对西方雕刻技术并不了解，也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人的风格不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刻制会产生不利影响。于是，在刘开渠的领导下，这些石工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培训。雕塑家们拿出自己的人像雕塑作品，让石工练习，由于浮雕所采用的汉白玉开采于北京房山，完整的大料不容易取得，为确保石料不被损毁，石工在练习人像雕塑的基础上，再进行纪念碑人物试刻。经过一年多的练习，石工们熟悉了从粗刻到细雕的方法，有力地保证了纪念碑浮雕石刻的完成，他们也在实践中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兼通东西方雕刻技术的优秀石雕艺人。
发表评论
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