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周春芽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如今他的作品价格不仅在市场中屡创新高，即便在私下交易中，也是一画难求
3月3日，今日美术馆整整3层被周春芽的作品渲染得一派桃红柳绿。画的主人站在大厅中间，微笑着迎来送往。和方力钧合影，与岳敏君拥抱，黄燎原、栗宪庭、乌利·希客……能叫得上的艺术家收藏家悉数到场。而这位现在艺术市场成交量排名第二，身价超过2亿元的艺术家背后的很多故事还不为人知晓。
别人拿我的画挡雨
和许多孩子一样，周春芽小的时候很喜欢画画，经常在上课的时候用练习本的背面画连环画。而他真正的艺术启蒙却是在一场变故之后。1969年，周春芽的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们三个孩子生活得很困难。一位好心的邻居看到这样的情况后，想办法把周春芽介绍到了当地的“五七艺术学校”。
“在那吃住不要钱，每个月还发给12块钱的生活费。”周春芽对于这些仍然记得很清楚。毕业后，周春芽被分配到当地美术社负责画毛主席像。“每天都做一样的工作，像生产一样。”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恢复高考。
很多人谈到周春芽的作品时都会提及那极为张扬的色彩，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他在高考的时候恰巧是由于“色彩不好”的原因从油画被挤到了版画。“当时考色彩是命题的，要用色彩画一个事物。我一直就认为色彩就是本体，又对命题特不感兴趣，就没发挥好。”周春芽说当时他很郁闷，现在想想也算不错，或许正是因为没学油画所以现在才更能信马由缰。
周春芽早期的作品基本没留下什么，因为当时艺术没有市场，根本没人重视画画。周春芽经常看到一个好的模特就去求人家说“你给我坐半天吧，画完送给你行吗？”别人还斜着眼睛看半天，最后施舍似的给他当个模特。“最惨的是我有一次送给别人的画，人家都不当回事，他那窗户坏了，没钱买玻璃，下雨天把我的画放在窗户上挡雨。现在知道能卖钱了，他也后悔得够戗。”周春芽哈哈大笑。
我是来了解西方文化的
1986年这一年，被周春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他生命中真正的转折。他的一个朋友认识德国一个学校外事办的人，所以给他弄了一张申请。周春芽就直接去了德国。“我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画册里的原作。”周春芽说他走的时候想：在中国我每个月只需要几十块钱，西方那么富裕，生活肯定就不需要钱了。于是他带了100美元和一箱方便面，买了一张600块钱的火车票，从北京直接坐到了东柏林，路上整整用了10天。
到了德国，周春芽找到了自己的经济担保人。那人最初以为他是来旅行的，后来周春芽宣誓一样地告诉他“我是来留学了解西方文化的！”当时担保人就愣住了，给周春芽留下点钱，扭头就走了。“我也搞不清楚是多少钱，反正就知道房租、医疗保险、学费、吃饭都是要用钱的。”三个月后，这笔钱花光了。周春芽满怀理想地开始卖画，走遍了当地所有的画廊，只有一家对他说回去等电话吧。“我等到今天也没给我打电话。”周春芽指指桌子上的手机说。
卖画失败，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周春芽不得不开始打工。早晨四点半开始从火车上搬邮包，六点半再骑车去学校，当时气温零下30度，半小时要摔十几跤。“全靠的是信念。”周春芽说。
后来周春芽到了世界著名的卡塞尔艺术学院，那里的老师让他从素描学起，他不愿意，就自己从课程表上找喜欢的教授。“当时有一个教授的课叫集体谈话和个别谈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去听了一次。那个教授知道我是从四川来的，就问我知不知道‘收租院’的雕塑。我说那都是我的老师。他就特高兴，当时给我开了张2000马克的支票，告诉我这叫信息费。后来还让我当他的助手，每个月800马克。”一下子，周春芽的生活有了保障。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教授是全欧洲唯一一个研究“收租院”的专家。
石头 绿狗 桃花
在德国的三年，对周春芽的影响相当大，是他艺术生涯转折性的三年。“没有那三年，我很难让自己的艺术走得更远。”然而，偶然的一件事情让他产生了回国的想法。有一次周春芽去参观一个博览会，规模很小，只有一些艺术家自己在那摆摊。当时有一个摊位上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作品是原作，不是中国制造。周春芽就过去问，那人说对中国除了知道有个老子之外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去过一次香港，看到那里有很多行画，认为中国就是生产复制品的地方。“当时我就觉得中国艺术家一点面子都没有。”周春芽说，这件事是促使他回国的最主要动力。
回国之后，周春芽开始把中国传统技法和德国绚丽前卫的色彩融合到一起。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按照他自己的总结，石头系列是他第一个阶段，有用现代的技法寻找中国符号的因素在。而第二个阶段就是绿狗系列。绿狗的原型其实就是周春芽自己养的一只狗。“回国以后，朋友送了我一只狼狗叫黑根，从抱来的那天就跟我睡在一块，四年后黑根病死了，就跟我没了一个儿子似的。”再往后，就是现在最引人注意的桃花系列。满纸张扬的桃红。周春芽说，“这个系列已经不再有刻意地追求符号的意味，而是有太多复杂的内容。”
关心拍卖但决不受影响
对于拍卖这个话题，很多艺术家选择的都是回避。而周春芽给记者的回答却是，“没关系，什么都可以问。”
他说，拍卖价格和成交量这个事情，他自己肯定会去关心。“因为这可以看出喜欢你艺术的人有多少，有时候确实很有成就感。但是我只是当个新闻看一看，决不会受其左右。”
在上世纪90年代，艺术市场基本不存在，只有一些台湾人过来买画，在北京的艺术家机会多一些，可以卖到一万元一张，而他的作品就只能卖5000元。“我就多画点，当时就想多画点收入还是一样的。”周春芽笑着说。当年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些藏家也帮过他的忙。有一次一个朋友带着从没买过他作品的收藏家到他的工作室，一次买下了20万元的画，这些事周春芽记到现在。他说，“一个真正的好藏家不只是为了今天买画明天卖，那能挣点小钱，但是不会很多。往往真正挣钱的是那些喜欢作品本身的人。在一个艺术家没被承认的时候，有人买画本身也是一种动力。”
周春芽现在隔一两个月就会来一次北京。找艺术家朋友们聊聊。他说，北京的信息是丰富的，但是在一起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些。而是将对方身上的动力当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我看到张晓刚那么勤奋，每天都在画画。我就知道自己也应该再勤奋一点。”他说。
他总结过自己的性格，觉得自己是一个表面上看来不自信但内心却绝对坚强的人，所以他想做点画画之外的事情。比如自己出钱做一个美术馆，把现在这些优秀的当代作品保留住，“让以后的人能看见真正的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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