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恶搞”已成为人们颇为关注的一个热门词汇,从2006年初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流行,到《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以及近期网上流传的一套三国人物画中,曹操、刘备、孙权、关羽都被画成女性,从网络到电视,从视频到文本,从流行歌曲、电影大片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红色经典甚至英雄人物,搞怪、恶搞之风似乎刮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带有娱乐性和草根性两大标签的恶搞俨然已从一些人的个体行为,变成了大众草根们的集体狂欢。面对愈演愈烈的恶搞之风,有人称之为病态的文化现象,呼吁叫停恶搞之风,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不必动辄就上升到道德评判的高度横加讨伐。人们不禁要问,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大众心理?该如何面对滚滚而至的恶搞“文化潮”?
泛娱乐化恶搞达到顶峰
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这种恶搞现象在中国大约出现于新世纪初,“小胖系列”是其中的代表,广西一个中学生不经意的一瞥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后,被一些好事者嫁接到包括《泰坦尼克号》海报等各种各样的图片中而形成系列广为流传;此后,《大话三国》、《大学生自习室》为代表的Flash动画以其调侃的方式、丰富的想象在网络上大行其道;接下来,“芙蓉姐姐”、“后舍男生”、“非常真人”等相继在网上走红,直至胡戈恶搞电影《无极》的 “馒头血案”掀起高潮,《中国队勇夺世界杯》、《春运帝国》、《乌龙山剿匪记》等各种恶搞纷纷冒出,在对传统的颠覆、经典的解构中,泛娱乐化的恶搞达到了顶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负责人陈福民近年一直侧重大众文化视野下的网络文化研究,日前,他就恶搞这一现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认为,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总体说来,恶搞基本上还是限制在文化表达方面,并不具有强烈的对抗性质。
恶搞已成为独特的网络亚文化
网络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可以展现自我宣泄感情的平台,“草根们”在此获得了比较自由的话语权,这激发了恶搞者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幽默感,在强调个性化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精英文化、传统权威的挑战。湖南师范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蔡骐认为,从文化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文化除了其代表性的主流文化外,还存在着种种次要的、边缘的亚文化。“恶搞文化”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事实上,它已汇集成一种独特的网络亚文化。
陈福民指出,“恶搞”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背后有着可以追寻的社会背景和大众文化心理。当新的文化因素不断生长,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之后,它必然要与原有的文化秩序发生不同程度的磨合冲突,进而形成一个新的文化格局——— 即“转型期”。我们今天就遭遇了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期”,无论是社会生产方式、分配方式,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感,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特别是经过了文化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人们普遍对持颠覆和反叛姿态的“恶搞”能够比较宽容地接受,另外,当代大众文化在今天所处的商业环境对娱乐消费的引导也都刺激了恶搞的流行。
恶搞不能超越道德与法律的红线
如果说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把《夜宴》做成《晚饭》之类的恶搞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反讽文化霸权所带来的快意,诸如牛郎因王母娘娘嫌贫爱富,一气之下下海经商,赚得百万资产后买了一辆鹊桥牌轿车去接织女这样现代版的故事能让人一笑而过,但面对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小英雄潘冬子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 “富家子弟”,《孔子哭了》的雕塑以及 《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传统经典名著同样被恶搞的时候,人们真的是难以再笑出来了。
一位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恶作剧式的、没有洞穿文化道德底线的恶搞,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没必要将其影响盲目夸大,很多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东西。在某公司工作的王先生表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有些搞怪的东西也不乏创意,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可以当作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方式。而一位教师则认为,恶搞是一种炒作,一种低级趣味,尤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很深的负面影响。那些标榜自由、解构经典与崇高的恶搞,招致民众的反对与谴责,有网友表示,这是对民族感情、民族自尊的亵渎,是对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侵蚀。
文化多元的社会里,对于恶搞现象的出现,不少人还是赞同应该以宽容和建设性的眼光看待恶搞,它的出现,至少让人们意识到,今天的人们不再盲目崇拜,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挑战霸权和传统。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当一切都可以被拿来毫无顾忌地恶搞的时候,我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就迷失了,这是非常可悲的。在开放的互联网时代,难以有包打天下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但无论如何,恶搞不能伤害别人,不能侵犯版权,不能突破道德底线,更不能超越法律红线。无论社会怎样变迁,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不容亵渎,需要捍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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