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二

70年代后期，已过不惑之年的父亲和中国五十多万右派一起落实了政策，来到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任艺术系主任。他那爱才识才，珍惜人才的美德，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

说一件小事，80年代初，在一个很冷的天，听说那一年的雪下的特别大，父亲冒着大雪从阜阳来到合肥省公安厅，了解一个“坏分子”的情况，因朋友说这个有点怪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艺术天赋的画家，你看能不能帮他一下。

省公安厅一个刑事科的干部说：“这个人没有多大问题，你们可以用，但我们没法摘去他坏分子的帽子。”

父亲说现在想起那个省公安厅人，真是个很懂政策的好人，回去后向他的领导汇报，领导说那里没有人，要个坏分子，父亲很是不让领导高兴。

在父亲力争下，又派人和父亲一起去复查，这样那个坏分子，从白湖劳改农场，来到了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当上零时的大学老师，每月工资50元。

父亲说：“这真是人才，艺术家是不能用常人的尺子来量，用常人的那把尺子一量，他就不是人了。”他唱着当时人为认为反动的歌：“鸟儿为何这样唱……..”

学生们很是喜欢他的个性，很高兴和他在一起，他被学生邀请去参加学生的舞会，和学生在一起搂着跳舞。党委书记们不高兴，这样对学生影响不好。

为此父亲请他来家吃饭，劝说他，你可要注意，因为你还是零时工，坏分子帽子还在。你写个申请，我到系里，偷着给你盖个章，寄到上海判你刑的派处所，看能否把你的“坏分子”帽子拿掉。

父亲说，他也被这位人兄感动过，位人兄第一次领工资，父亲带他到财务科，领了50元工资，他高兴的和父亲在校门口的小店里，买了一双棉鞋和一条烟，父亲强调说，不是一包烟，是一条烟，然后和父亲一同来到一个瞎子那里，送给那个瞎子，因为那个瞎子也是个零时工，又不会生活，穷的让人不能想象，但却是一个曾经得过世界肖邦钢琴大奖的人，钢琴家。他的家里，只有那架琴，但那白色的键盘却是灰色的。小屋里发着种一股怪异的味。大冬天，还穿着拖鞋，他们把鞋和一条烟送给他。他弹起贝多芬的《命运》，却不知说句感谢的话。

出来时父亲开玩笑地说，我帮了你这样大的忙，你也不说买点东西送我，说的俩人都大笑。这就是艺术家之间的相互的敬爱，因为他们几个月前还不认识，只因共同的对人类美好东西的敬爱，对人才、对音乐的热爱，让他们相互理解。听说瞎子到死还是学校里的零时工，但课上得是最好的。父亲总是说系里“那些人”总是欺负他，要是现在他命远又是何样?

不久父亲对他的朋友说你也走吧，这里人想思太落后，把你看成另类，你没法在这里生根，你还是想法回上海。后来听说他坏分子的帽子去掉了，后出国了，再也没了他的音信。

父亲说起这要加一句，那是他落实政策后，最有权时，做的一件事，这个权只用了这么一次，再后来自己就不想当那个官了，总是想法带学生出去写生，远离官场，去海边，到大自然忘我，逃到了他的油画里，只能听到大海的呼声，和油画色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