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下,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雕塑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又经过几年的艺术专业的熏陶中对当下艺术创作的继承与创新所产生的质疑——“敢问路在何方?” 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明确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和历史基奠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性起飞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摘要:本文以分析中国传统雕塑的发展和新旧文化交融的形势,对中国民族传统雕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给予美好的向往与追求! 引言 中国的传统雕塑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伴随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提高,最终形成了融汇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完整艺术体系。从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到齐白石的“似与不似之间” 中所包含的学识修养、构思立意,风格等一系列艺术创作的理论和经验,都是我国传统雕塑艺术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雕塑与绘画所独具的特色与风格。中国雕塑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已经存在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古代工匠艺人创造出的杰作,它客观、形象地记载了中国文明史的演变过程,凝聚着广泛的民族心理情结和普遍的民族审美意识。在世界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中国传统雕塑这一承载华夏民族传统文化母体的艺术,对了解中华文明和指引当前的艺术创作都极具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在薪火相承的雕艺之林中漫步与寻根之旅 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传统绘画的影响,雕塑艺术的评判标准界于绘画的审美与创作观念之上,因而渗透出了鲜明的传统绘画特征和遗传基因,呈现出造型语融为一体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标准一致的艺术准则。雕塑往往不注重体积与空间的真实性,而在意于对整体气势、神韵的把握,以及对装饰衣纹线条的节奏感与韵律美等艺术元素的苦心经营与精妙布局。中国传统雕塑绘画所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非常符合中国人感性的审美心理和内在的民族个性。所以我们需要借用相关的中国传统绘画的评判标准与审美观念这一特定的角度去看待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才能准确的把握传统雕塑的审美要求的精髓所在。 “忆往昔峥嵘岁月酬” 。在新旧石器敲击声中引燃了华夏民族的智慧火花。从此,雕塑成为支撑蹒跚学步的人类先民们进化的拐杖,见证着古人的辉煌历史,伴随生生不息的炎黄族系经历了风雨沧桑,当石器语言翻译成青铜铭文时,标志着金石并用时代的到来,延续到当下,终于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命脉和完整的人文体系。雕塑艺术在农耕游牧文明浑厚的土壤中孕育成长,经过绵延不绝的历史薪火传承,创造出无数的艺术珍品,成为我国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经过南方河母渡和北方半坡文明的锤炼,逐步过渡到商周时代的青铜制品和秦汉时期俑葬排场,是黄河长江之水浇铸出原汁原味的本土雕塑语言。又经老庄道学和孔孟思想的浸润,在两汉时代形成了第一个雕塑艺术创作的高峰。这时,印度佛教文明的触须尚未伸展到中央帝国的版图,那时的国人才初始品尝到蔡侯纸带来的便利和喜悦,使用着戍边的开疆大员蒙恬所造之毛笔,纵情泼墨于方寸之间,耳闻目睹的是商周神品“司母戊大方鼎” 、“秦陵兵马俑” 、 武威雷台《马踏飞燕》以及西汉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等雕塑呈现出的视觉震撼所带来的心灵喜悦。这一历史时期因此作为中国雕塑史上第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巅峰。大致可形象简约地概括为:一、彷徨而扑朔的史前雕塑;二、神秘而狰狞的商周雕塑;三、华丽灵动的东周列国雕塑;四、威武庄严的秦代雕塑;五、雄甲刚健的汉代雕塑。这些宏伟的杰作很能代表先秦至西汉国人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这时期的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艺术教化功能;描述神话故事如“二桃杀三士” 、“荆轲刺秦王”与灵兽(如四方神兽),以求引魂升天的实际功用。或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宣扬忠孝仁义的统治需求,还有的题材直接反映世俗生活(如汉代墓葬雕塑中陶制四合院住宅、舞俑、乐俑、侍俑、厨俑等),秦陵兵马俑让我们看到一个强大,威严不可战胜的大秦帝国,其表现出的霸悍之气,在世界雕塑史上实属罕见,其审美以“整体之美为美,整体之真为真”。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高度重视人的尊严,其雕塑绘画很重视形象的旋律及运动感,显示事物内在之真,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和不凡气势,反映的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时代,殷商文明以动物人物图案为装饰纹样,在世界雕塑史上独具个性,是中国传统雕塑进入民族化的重要标志,青铜器作为祭祀用的祭器是对精神真象的原始认知,这一历史高峰的时代背景是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的国粹文明时期,反映了一个劲建勇猛的民族上升阶段:雄浑,质朴好似初升的太阳,有着鸿蒙时开天辟地般的清新朝气。这是与外来文明碰撞之前的纯刚时期,是雕塑后辈必须高度借鉴的民族本源,是中土雕塑之根基。可以看出,印度佛教雕塑传入我国之后,中华和外域文明就开始在碰撞中水乳交融,而近现代西学东渐的雕塑思潮的引入,不外乎是印欧艺术的新发展,新延续,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至汉末魏晋开始就打下了外来文化“移花接木”的烙印。所以,找寻民族文明的传统本源,只能从两汉之前探索,立足于华夏艺术的根本处,才能更好地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而后自成一家。 二、传统雕塑与外来文明的初始碰撞与交流 古印度河流域的智慧之光于东汉时期首次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可上溯到河南白马寺的建立。从此,历史揭开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外文明交流的序幕。古人出于对自然威力的恐惧而敬天畏神。而本土的老庄哲学和儒家经典又无法解释世间诸多困惑,加之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统治者出于“政教合一”之目的大力提倡和带头尊奉,佛教雕塑艺术因而得以发展壮大。印度佛像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我国古代雕塑艺人借以“拿来主义”唯我所用,在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里,任何外来艺术文化都会丧失本来的面貌,为本民族所吸收而推陈出新。此时最正统的佛教,在华夏大地也早经改头换面而貌合神离,被华夏文明加以再造重组,被中国雕塑艺匠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佛教的不断兴盛,出现云岗,敦煌,龙门等闻名遐尔的石窟,中国雕塑艺术也得以史无前例的发展起来。此时,造像艺术还有明显的域外影响,手法圆浑呈现大的体面关系,风格粗旷奔放,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造像渐趋汉化,从褒衣博带到秀骨清像,进而出现许多亲切感人的形象。如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造像风格华丽丰韵动人,随着佛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为迎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如“唐代画家韩斡以齐公家妓小小为模特画宝应寺梵天女”。宋辽金元雕塑更加注重写实,身材修长,著名的佳作有:大同下华严寺露齿观音像,大足石窟地狱变中养鸡女形象,晋祠圣母殿侍女像,着重表现现实生活。明清时以双林寺彩塑为代表,其十八罗汉脸型相貌具有晋中地区较明显特征,(如图)
人物形象真实感人,有浓重人间烟火味。释家殿里古印度王子、大臣、宫娥马夫形象特征,服饰发型已完全中国化。背景中山石建筑也具十足中国园林之趣。
艺术多元化的局面正在形成,各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艳。我们的雕塑家们在实践中越来越注重在关注现实和发挥雕塑语言的同时表现自己的个性。对世界上流行的各种艺术潮流与风格,广为借鉴,同时又注重结合本民族的实际,从传统艺术中吸取营养,努力为中国雕塑的未来勾画蓝图,创作了较多的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范的艺术作品。如马改户老师创作的大型群雕《丝绸之路》、邢永川老师的《杨虎城将军》等作品,无不体现了对传统雕塑艺术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中,意象思维对中国传统艺术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讲究分析,注重普通,偏于抽象的话。中国的意象思维则着重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中去把握真理,与西方传统文化强调逻辑推理不同,中国的意象思维超越了概念和逻辑,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通过对事物由渐到悟的认识,从而由心里合一达到天人的合一。由此看,“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仅确立了中国人的人生处世的理想目标,营造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境界,也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追求。
意象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于两方传统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无论是中国古代诗歌对意与象、意与境的追求,还是中国书法、 绘画对“意在笔先,画尽意在”的揭示,都显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艺术追求再现,摹仿、写实,而强调象征表现和写意的特征。这方面的杰出作品,如钱绍武先生以“铁肩担道义,秉笔著新章”的诗句创作的《李大钊》,以意象的 思维和中国传统雕刻的手法相结合,来表现这位革命先驱形象;
吴为山的大型雕塑《老子》
采用意象的思维与中国传统的文字相结合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陈云岗老师以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高山流水》和《大江东去》等一系列作品,在了解 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都巧妙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画大写意的表现手法,从而更好的展现作品的内在气韵,同时也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成一派。
而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前辈雕塑大师感染下的我,在创作肖像 《爱因斯坦》时也在尽可能多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思维,以国画写意的处理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在气度与风范。同时也在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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