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历来以两种存在形式最为显著：室内为佛教造像，室外为陵墓道前的石人、石兽。前者由于有严格的造像法限制和虔诚的宗教情感之制约，故大都合于法度，不似后者超然、豪放、自在为之。也许是置于室外的缘故，若刻画得太实了，就失去了与天地争空间的雄强之势，所以古代大量的陵墓雕刻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自然形态。这种风格至汉代达到鼎盛，所憾的是汉代以降，此风渐减。至近现代，又因西洋雕塑传统的介入，中国雕塑大有以西方写实主义为体、为用的倾向。当代以西方现当代艺术为参照之势愈烈，所以那种原本存在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写意精神，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写意”，先有意，而后写之。
雕塑乃至整个造型艺术中的“意”是“与“象”连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是“意象”。“意”的因素使雕塑与理想贴近，“象”的成分，使雕塑与现实相联系。
写意，处于写实与抽象之间，它既不会使人产生一览无余的简单，也不会有令人望而却步的深奥。它引导人们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心理作用之下，去把玩、体味、感觉艺术作品的整体及每个局部、细部的“意味”。智慧生成形式，写意凝固瞬间感悟和生命激情，无矫揉造作，无“深思熟虑”，从而更接近于本质。
雕塑的写意，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形态的夸张意象，二是形体凹凸隐显的质感意象，三是人物瞬间神态的意象。
西方的写意重视造型的外形式。他们在理性的千锤百炼中塑就一个精神的实体，就像西方人建造教堂那样，以他们的意志、信仰去构架升向天国的建筑。因此，西方写意雕塑在很大意义上是由“形而上”进入形体塑造的，在形态及意念方面均接近抽象。毕加索、布朗库西的作品佐证了这一点。
中国写意雕塑则不然，注重生活的原型，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乃中国写意雕塑的理论表现。重视主体对生活对象的感受，并把感受渗进作品。作品的生成往往是急速的，外形呈发散状，而且更注重“神”的写意，集中体现在对瞬间表情的捕捉，并把这种表情理想化、夸张化、诗意化。中国写意雕塑处处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热情，因此，在外形方面看不到主观解构对象的痕影，倒是在外部塑造的手法上留下了作者深深的情、意，自然的肌理，潜意识中的变形等。齐白石说得比较明确：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
当前中国雕塑界有种倾向——以西方潮流为参照。在国际上能博得认同的往往是一些政治波普的作品，形式上已是泛滥了的“国际化”，并不能反映中国的声音。这些作品在中国本土也未曾得到认可，只是西方人站在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眼光选择了在文化上迎合他们的典型而已。这种倾向与“文革”中通过政治题材体现主题而不重视艺术自身规律一样可怕。多少艺术家在风潮中迷茫，认不清传统，也看不到现代，最后成为“风头主义”。风头主义活跃，也多新意，但一阵风过后，往往什么都没有。今天乃至未来雕塑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它反映着时代又召唤着时代。写意是中华民族的艺术观，是迥异于西方的另一个美学体系。写意不是为写意而写意，更不是追求表面颤动、诗意、变形，而是要融化、渗透、张扬精神。有了精神，作品才有了构架，才有了灵魂及内在的“气”，才有了那种一目了然而又意蕴无穷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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