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与记录历史

 雕塑与记录历史

——由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说开去

雕塑艺术从来就与历史紧密相关，它从来就是直接或间接地记录着历史的 ！古今中外概莫外之。历史题材的雕塑创作，是雕塑与记录历史渊源关系的延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抛弃以造型艺术来追忆自己的荣辱历史印迹的方式。例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美国越战纪念碑以及大量的前南、前苏联的历史题材雕塑作品等等，都是运用雕塑艺术手段记录历史的优秀典范。

雕塑与记录历史走过了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雕塑对神话传说的刻划，对著名英雄人物的雕刻，对著名运动员的雕刻，以及对各种历史战争场面的雕刻等等，都留下了历久弥新的、记录着“重大历史”信息的艺术作品，我们今天仍在不断地从中探寻着未被发现的东西，从中解读着那个历史时期有关事件本身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它们不仅记录了历史，而它们本身就构成着历史。

记录历史之于雕塑是有着鲜明的独特性的。它不是如影像的记录，文字的记录，绘画的记录那样的铺陈与描述，而是以最凝练的语言，以雕塑的造型与材料紧密结合的方式、去创造出更具有表现力的形态去表现历史。在中国的今日，历史题材或是重大历史题材的雕塑艺术创作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全国范围内也被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博物馆，纪念馆，重要事件发生地、纪念地，重要人物诞生地等等，大多是以雕塑的方式加以记录与表现的。

尤其近年来，中国城市雕塑中盛行着对当地历史文化名人，政治名人、历史事件、历史遗迹的着力宣传与弘扬，几乎每天都有各类这样的雕塑产生出来。所以“重大历史题材”的雕塑创作在雕塑界从来就是各种雕塑创作活动中的正常内容之一。

当然从更高层面认真思考重大历史题材的雕塑创作问题，仍是必要的。换言之，重大历史题材的雕塑创作是一项带有命题创作意味的活动。它不同于完全自由的创作，而是要在遵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的创作。

首先，它是以以真实人物为中心的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据的艺术创作,它必须要充分体现出某一历史事件过程中的真实性或者是可辩识性。它也必须是以人物形像的可认知性为重要指标的。

从艺术理论的角度看，题材不完全决定形式。如表现战争与和平的题材，可以是前苏联的《祖国母亲》也可以是华加索的《格尔尼卡》。但历史题材则往往回避不了历史事件，而人物则往往是事件中的主导者或是主角，他们必然会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谁，在什么时侯，干了什么？是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主要诉求。所以，把握住这一点应该成为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基本前提或者底线。

其次，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目的，应是与记录与表现历史进程,唤起人们对历史再认识的功能相联系的。我们通过对已基本确定的历史事件背景的确认，已然反映出所谓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的组织者与实施者们的政治旨归与意涵意图。也即是以百余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为核心，以及由他们所推动，或是参与、或是引发的重大历史事件，站在宏观的历史角度，以具有颂扬与纪念的倾向性，来表现出当代人对历史烟尘散去之后的、带有某种历史记忆意味的再理解与再认识。

如果上述的基本前提成立，那么随之而来的创作中更应关注的则应是对历史氛围的把握。人物是历史的，形象自然是要可认知的，服装道具自然也是历史的。它们的共同性构成了作品氛围的历史感。

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则是艺术构思与艺术表现了。历史题材创作不是复制历史场景，不是单纯地塑造出历史人物的肖像。而应该是在依据历史背景资料下的艺术创作。人物形象要像，要有可辩识性，但更重要的是更加艺术地像，更加具有当代艺术审美观念地像。在这方面，我们中国拥有着两千余年的经验积累，而西方，也有着更为丰富的表现历史题材的绘画、雕刻等艺术方面的无数的经典可借鉴，如中国画像石中的“二桃杀三士”、“荆柯刺秦王”，以及“韩熙载夜宴图”、“十八学士雅集图”，及至明清时期更多地记录着各朝皇帝登基，狩猎，战役等著名的作品。而在西方则有著名的图拉真纪念柱的全景画式的浮雕，以及描绘各类重大历史事件的绘画作品等等，都是所谓重大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

今日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毕竟是今日的人们以今日眼光与审美旨趣进行的艺术创作。尤其是当下中国美术多元并存，时尚之风日愈炽烈的情形下，如何调适好“历史题材”与当代审美趣味的结合，如何灌注进画家、雕塑家个人的风格与艺术语言特色，是一个需要预设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是以“普通话”说话，还是用“方言”说话？或者是用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说话？我们的观众是谁？他以及他们是收藏家、政府、普通民众？这批作品最终的归宿又是什么？等等，这都决定着雕塑家们是给谁做、以及怎样做的问题。

重大历史题材的雕塑创作不同于戏剧、文学与电影，可以虚构、增补、铺陈过程，但似乎可以做到强化主体，增强个人化，风格化表现手法，同时注意到总体面貌的风格多样化，同时也应鼓励个人风格的多样化，最终使这批作品成为具有较高艺术水准，较高文献价值，与较高历史认知度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