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活用具
1、带钩与饰件
带钩是束腰皮带一羰的挂钩，古称鲜卑、师比头，最初为北方草原民族使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原，一直沿用到汉代。带钩的基本形制是下端有钉柱钉于皮带的一头，上端曲首作钩，用以钩挂皮带的另一头，中间有钩体，侧视呈S形。按其形状有鸭形、棒形、竹节形、琴面形和兽形等。
带钩主要指扎于腰间的皮带或丝带头部的金属钩，也有作为挂饰件、武器和衣襟用的。带钩多以铜制，也有金制和银制，铜制时常以鎏金、错金银及镶嵌玉石作装饰，因是人们随身之物，所以备受重视，除实用功能外，审美甚至炫耀身份的作用十分突出。
带钩流行于战国、秦汉，从发现的实物看，造型有古琴形、琵琶形、龙凤形、虎形、竹节形、匙形等多种。郑州二里岗一地出土各式带钩达五十多件，其中典型作品有“错金嵌玉龙带钩”，另有成都羊子山出土的“错银镶绿松石铜带钩”也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作品。
饰件的范围很广，有门饰、车饰、马具等，其中以车马饰件发现最多也最精致。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彩绘铜车马俑”，虽是缩小的模型，但制作得与真型一样，甚至更加精致，上面的部件都是经过单个成型后再焊接到一起，其中勒、辘、衔、络头以及辔、鞅等饰件和马具品类繁多，一应俱全。辽宁凌源战国墓出土的“蛇蛙形铜马饰”，哇体背部嵌有绿松石一方，蛙的前足作踞地状，后另分别被互相纠结的双蛇咬住，此墓出土的其它马具也都以蛙为饰。
内蒙古二连盆地一座距今约八百年的蒙古汗国时期贵族墓中，女墓主腰束由15块铜牌缀成的腰带，长方形铜牌上各铸有一头大角奔鹿，这是蒙古族女性始祖奉祀“白鹿”图腾习俗的具体表现。这种北方式的带扣，其实早在东周和两汉时期就已经在北方草原地带盛行，通常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铜饰牌，主要是匈奴和东胡族使用的透雕动物纹为主的装饰品。另外，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的各种牌饰、扣饰也极其引人注目。动物图像和人物图像都极为写实，生活气息浓郁，摔跤、虎啸、鹿鸣、羊咩、孔雀舞等，铜牌饰就这样缀饰着边民服装，装点着草原和山寨。
2、案与奁
战国以后，青铜器用于家具，继前代俎、禁发展出现案、几、床等。典型作品为1977年河北平山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龙凤鹿方案”。面宽48厘米，高37。4厘米，案面为漆木制品，早已腐烂无存，铜案座则保存完好，圆型底座下四只昂首而卧的鹿为足，底座上四龙四凤相间排列，龙的形象前所未见，像是带翼的飞龙，以龙头为支点承一斗拱形支架，架住案面的方框。整器错满金银纹饰，各部件和形体的分隔处套接后焊接在一起，表面光滑无痕，无论是造型还是制作工艺都表现出精湛的技艺。
铜奁是日用器皿，一般人微言轻盛酒器，也有饰有镂空花纹的铜奁，为日常盛物或是妇女作化妆盒用，奁通常为圆形，有盖，盖上有环内设多层，便于使用。
3、灯
灯为照明用具，据考古发现资料显示，铜灯最早已在战国出现，秦汉时铜灯广为流行。
战国铜灯，造型上一般做成动物形、人物形和植物形，在甘肃平凉战国墓，还发现鼎形铜灯一件，战国铜灯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河北平山县中山国陵中的两件铜灯。
十五连盏铜灯：整器像一株枝条繁茂的大树，树上每根枝条都托着灯盏，灯盘可盛没也可插烛，树顶一游龙蜿蜒上攀，枝上鹊鸟争鸣，群猴戏耍，两个赤膊着短裙的人站在树下向枝间抛果，小猴单臂悬身讨食，气氛生活活泼、情趣盎然。整器分八节铸成，接口以三角形子母和套合，可以拆卸。构思巧妙，制作精致，既实用又可作室内陈设，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另一件是人物造型，人为立姿，双手高举，托着两盏间有子母榫扣，可以装，并附有加油的铜勺一件。
秦代铜灯实物较小，但秦始皇大修宫殿，其中铜灯数量一定不少，《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入咸阳宫，秦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衔灯，燃则麟甲皆动，焕炳列星盈盈。”这里讲的虽然不是铜灯，但也可见灯具在秦宫中的位置。秦始皇陵的宏伟规模，早为世人所知，据学者考证，秦陵中储有供点灯用百年之久的动物脂膏，其中灯具待秦陵发掘后便可一睹其真面目。
汉代，灯的使用更加普及，灯的形状、种类、质地都比以前丰富多采，而且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技术性，使灯具艺术进入新的高度。汉灯的形式主要有筒灯、行灯，吊灯、盘灯与虹管灯，其主体部分仍然以动物、人物的雕塑为主。筒灯为圆筒形，有盖，中有铜管装置，这种灯在甘肃武威和江苏邗江汉墓中均有发现。行灯主要在行走时使用，为便于手持，灯盘上附有长长的柄。下有三足，便于放置。吊灯灯体配有链条，可以悬挂。盘灯发现最多，一部分盘灯造型与高柄豆很相似，另一部分盘灯则是各种动物和人物雕塑与灯盘的结合，如有朱雀灯，主体为鸟形，常以嘴衔灯盘。羊灯，主体为羊形，常见羊头顶灯盘，盘可拆卸，也有羊背为活动的盖，翻开则为灯盘。雁足灯，灯柄作成雁足形，人形灯，人成站净或坐姿，以手执灯。虹管将灯烟吸入灯座，溶解于体内的水中，既能防止环境污染又有利于人的健康，是科学原理在灯具上的应用。汉代铜灯各地发现很多，其中不少是极珍贵的古代艺术品。
长信宫灯，属虹管灯，器形为一少女，跽坐，左手执灯，右手杖灯罩，右手的衣袖很自然地与灯罩连成虹管，灯体成圆形，中间为两块瓦状罩板，盖与底板上都有滑槽，可以任意调节光照的方向和角度，整器鎏金，富丽堂皇，人物的形体结构把握得很准确，少女神情自若，姿态优美。
铜牛灯，晕是一件东汉时期的虹管灯，主体为一头水牛，背上置一带把灯座，一面嵌有筒形镂空壁罩，可以高速角度和方向，两角与灯盖相连成虹管，将烟吸入腹内。
人形吊灯，这是一件构思奇巧的铜灯，主体为一作俯卧状的人，头仰起，双手前伸托灯盘，灯体装有链条。
4、铜炉
铜炉是秦汉时兴起的新品种，主要有烧香料的薰炉，其它也有取暖用的温手炉及保温用的温酒炉等。薰炉又叫香薰或称博山炉。香薰的大量制作而且十分讲究是因当时上层社会有用香料薰染住室与衣物的习惯，恰逢当时与西域贸易来通，输入了国外名贵香料，更助长了香薰的流行。香薰称博山炉又与当时神仙思想有关，相传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派人到海上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当时信仰海上三山，也称博山，《史记》记载：“此三神山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吕大临《考古图》记载：“香炉象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四环。”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了香薰雕镂成山形的原因，这种炉置于居室中，烟气从山间镂孔中冒出，烟雾飘渺，香气弥漫，成为想象中仙境的模仿，这样，既可调节室内空气，有富贵之象，又可满足神仙思想。
香薰的制作十分精巧，选择的材料和制作工艺都是当时最高级的。有关古籍不仅记载了香薰的制作和用途，还对著名工匠丁缓作了介绍，《西京杂记》中有“长安巧手丁缓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为机环转之者，运四周。”这种被中香炉虽未见实物，但烧着香料的香薰置于被中，任意转动，香灰又不外溢，这要解决机械转动、润滑等技术问题，类似作品在以后唐代才有实物可见。又有“丁缓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怪兽，皆自然能动”，对丁缓的技艺推崇倍至。博山炉典型作品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盖以下为豆形，盖作茧自缚成高而尖的山形，雕镂得峰峦参差起伏，飞禽走兽穿插其间，炉体与底座满饰精美的错金云气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香薰中也有不惟博山为造型的，“鎏金铜薰”造型很像一件高足带盖豆，通体鎏金，盖透雕成虎形花纹，柄足及底座刻满云气纹，炉体与柄足之间塑三个鸟形支柱，也是一件珍品。
5、熨斗
熨斗是秦汉时期出现的主要以熨烫衣物为主的用具，常有“熨斗直衣”的功用性铭文或“大和三年”之类的纪年铭文。形制圆腹状，宽口沿。西汉初多为圆底，后改为平底。腹一侧有长柄，可以执握使用，有的柄上还刻有尺度，更为实用。河北邯郸张庄桥出土的铜熨斗还附有支座，依《东宫旧事》所记，其支座应称为“熨人”。“熨人”是熨斗的附件，河南焦作出土地的一件熨人曾被错定为“铜跽祭熊灯”，实际上是熨斗支架上的立柱，上面的孔用来插熨斗的柄。河北邯郸张庄桥出土过一套东汉晚期的带熨人的熨斗。江苏镇江出土的几件南北朝时期的熨斗，直腹，平沿，直柄，有的上面还写有朱书文字。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熨斗，宽折沿，底部微圆。镇江的一件作宽口沿微上翘状，把柄上部宽于下部。
关于熨斗的用法，宋代赵徽宗临摹张萱捣练图卷，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卷中画着两位妇女双手各执帛的一端，另一妇女左手挡着帛的中段，右手执熨斗，正在熨烫着帛。熨斗的用途还有治病熨毒之说，指的是外科医生用小熨斗对病人身体上的毒瘤进行熨贴，可以使囊肿散消。《隋书》上还有用熨斗作为信物的记载，以示执者之忠，另外熨斗有柄，威柄还有授权之意，但这些都已是后来引申出去的意思了。
6、洗
日常盥洗用具，犹今之洗脸盆。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汉代最为流行。一般作圆形，敞口，直腹或敛腹，平底，有的器壁两侧有铺首衔环，内底常用双鱼作装饰，并铸吉祥语或纪年铭。
7、耳杯
秦汉时期常用的饮酒器，又称“羽觞”，战国晚期出现，可能是由椭杯演变来的。汉代多为漆制，铜耳杯较少。形制均为椭圆形，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耳，有的与执炉共出成组。
8、樽
容酒器，旧误称为奁，初见于战国时期，盛行于汉晋。战国的呈长筒形，两侧有环耳，下承三犀为足。汉樽形体亦作圆筒形，直壁较短，上有盖，平底之下有三个兽蹄足，外壁有铺首衔环耳一对。
9、炭箕
炭箕是燎炉的附属用具，用途是移转火种和添加木炭。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即有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炭箕一般作簸箕形，左右两旁及底部皆有方孔，以便漏灰，后方有銎筒，可装木柄。
10、鐎斗
又称刁斗，汉晋时期的一种炊器，或用于军旅。唐诗有“行人刁斗风沙暗”之句。体呈盆形，下有三足，细柄向上曲，柄首作兽头形，口部带流。
▲曲尺形构件 ▲细线纹博山炉 ▲雁鱼灯
▲人形车饰 ▲虎形灶 ▲镶嵌去纹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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