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于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

(一)宗教对于中国陶瓷文化造型的影响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主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佛教在汉代开始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西晋时在瓷器装饰上已有所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造像和忍冬纹的装饰。制瓷匠师们将佛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前代的风格。

    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因为莲花在佛教中是一种圣洁物。因为佛教在我国虽几起几落，却也久盛世不衰，影响到社会各阶级阶层，深入到文化意识的各个领域，因此，莲花花纹在瓷器陶器纹饰中也经久不断。南朝青瓷中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重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武昌何家大湾齐永明三年刘凯墓和南京林山梁大墓出土的莲花尊，是瓷器中同类装饰的典型之作。林山梁大墓所出的莲花尊，高不到８５厘米，全器为喇叭口长颈椭圆腹，底较高，有盖。其装饰较武汉地区出土的莲花尊更为复杂。盖顶四方形，以肥厚短俏的堆塑莲瓣环绕四周，莲瓣上下围饰齿纹颈部为模印贴花装饰，以凸出的弦纹分成上中下三段，上段为飞天，中段为熊，下段系双龙抢珠。器腹上部由两层模印双瓣覆莲，一轮贴花菩提和一组刻划瘦长的复莲组成；下部为一组双层单瓣仰莲，莲瓣尖端略微上卷。足部亦由两层覆莲组成，上层的莲瓣较短，且无瓣尖；

    下层则为刻划而成的瘦长莲瓣。整个装饰除一部分贴花外，均用不同形式的堆塑模印和线刻仰莲所组成。这种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产品，反映了我国这一时期制瓷工艺发展和变化的特点。

　　还有一种宗教徒常用的瓶，叫“瓷净瓶”，亦称“军持”。

　　古时人们为使瓶具有吉祥之意，把瓶制成葫芦形，叫“葫芦瓶”，因“葫芦”与“福禄”谐音。纹饰大多带有道教色彩。也有书写吉祥文字，具有祈求吉祥福禄等用意。

　　在佛家“八吉祥”纹样中有“宝瓶”。《雍和宫法物说明册》云：“宝瓶，佛说智慧圆满具完无漏之谓。”又有甘露瓶，直口腹大，腹下渐龠，下为座。这种瓶常被塑在观音像旁供杨枝，是观音盛圣水甘露普救众生的。由于这些佛家宝瓶道家甘露瓶而赋于瓶吉祥的成分。在中国传统图案中瓶的应用，更主要的是由瓶字的字音而来，即以“瓶”谐“平”取“平安”之意。

    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

（二）宗教对于中国陶瓷文化传播的影响

　　长期以来，宗教对于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都有一定的影响。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对我国陶瓷传播到世界各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佛教却始终遥遥领先，对中国陶瓷以至于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

　　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对中国陶瓷向外传播影响很深。首先，欧洲传教士促进了陶瓷对外传播。1712年来景德镇并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有着为宗教献身的信念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胎施釉烧成的技艺传给欧洲后，才启迪了那时正茫茫中探索着的欧洲人并使他们豁然开朗。简.迪维斯在他的《欧洲陶瓷史－试图揭开瓷器制作之秘》一章坦诚道：“从中国本身的情报，其中包括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雷.佛朗哥.泽维尔.昂特雷科莱于1712年寄到巴黎的来信，鼓舞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这位牧师在信中描述了景德镇工厂瓷器的制作。”佛教早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就从中亚犍陀罗地区传入中国。在明代，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与波斯商人的到来而在广为流传。随着“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开辟，佛教、伊斯兰教的教徒相继东来，中国也有不少信徒西行求法。这些频繁往来的信徒、僧侣充当向外传播中国陶瓷的载体。他们在中国得到当时政府官员友人的馈赠，或自己购买而带到国外去。

　　从东汉时期开始，由于佛教逐渐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犍陀罗艺术也流传到了我国新疆地区，给我国的陶瓷、绘画、雕刻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的风韵。例如和阗约特干出土罗布泊南汉代楼兰陶塑妇人像与刻划纹单耳壶。陶塑妇人像为容器的一部分，腹空，口有一孔通至腹部。前额发短而齐，而侧长发披至肩部，项链下垂至胸前。上身着紧身套衣。造型原始古朴，具有印度雕塑的某些作风；刻划纹耳壶陶壶嘴部带流，细颈单耳圆鼓腹平底，嘴颈部饰凹弦纹，上腹部刻划四组方格叶状纹饰。这种刻线纹饰与约特干陶器常见的贴塑纹饰明显不同。此器造型单纯优雅，十分近似希腊的葡萄酒容器。另外中国古瓷受到高度重视的事实，能从后来把瓷制品安放在到珍贵金属制品上面的风尚中体现出来，如牛津大学珍藏的一件大概属于大主教瓦哈姆的一件中国瓷碗，安置此碗的托盘大约花了1532克银子，这都说明我国陶瓷在由宗教为传播纽带流传于世的历史源远流长和其珍贵性。

　　宗教对于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它对于当今乃至以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要取宗教的精华来发展中国的陶瓷，而去其糟粕以免阻碍了中国陶瓷文化的进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如何来看待宗教文化，利用宗教文化，而促进陶瓷文化的发展。

  
作者:   朱凤然   于水红(景德镇陶瓷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