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最具“星星”精神的人（图）

一个名声在外的前卫艺术家 一段苦闷压抑的青春岁月

“星星”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理念。它意味着一种在艺术上追求反叛的道路。这是“星星”的本质、内核。我一直觉得那些与“星星”的活动密切相关，甚至直接推动着“星星画展”的人不一定是具有“星星”的精神的人，一些在表面上没有参加“星星”的大多数活动，仅以作品的形式加入了“星星”的成员反而更具星星的品质。艾未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参加了两次星星画展，但是他始终没有参加星星组织的活动。不过，我认为，他是那个时候，我们这群人之中，最能代表星星理念，最具星星精神的人。

——黄锐（星星画展创始人）

凝重的外表并无法掩盖艾未未叛逆而又愤怒的灵魂，这也许是他被认为最具“星星”精神的原因。

艾未未参加了两次星星画展，但却几乎没有参加星星举行的任何活动。在大大小小的画册和报道中，人们知道了艾未未与那个时代的关系。黄锐说，星星和《今天》无疑是边缘的，但在那时候，他们是站在舞台上的，红色的灯光下，他们是正面的，在蓝色的灯光下，他们也许就是反面的。走下舞台，也许他们什么也不是。艾未未说，这是架在一个真空时代的舞台，他的状态也是真空的。他始终躲在喧嚣的舞台的最深处，远远地看着。说不清自己的角色。

10月18日，我去拜访艾未未，他的院子里新养了两只羊。生活似乎又增添了几分静谧和温情。现在的艾未未似乎是一个可以决定自己干些什么的人。他是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与德穆隆的合作伙伴。是名声在外的著名前卫艺术家。是多项工程和景观的设计人。生活在由自己设计的登上了多家国际知名建筑杂志的“艾未未仓库”中。我有些艰难地将他拉回到那个对他来讲并不轻松的年代。他的回忆中混杂着跨越了20多年的情绪和感觉，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是现在的，哪些是属于过去的。以下为艾未未口述记录：

●在一个没有艺术的时代，他为什么选择了艺术？

诗人的儿子：孤寂的真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下放新疆了。到1976年，毛去世了，父亲（诗人艾青）才带着我们回来，他被允许回北京治疗眼病。我们那时候没有房子，全家借住在一个工人家里，他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我那年18岁，刚好高中毕业。整天呆在家中，无所事事。那时的北京给我的印象是灰色的，静谧的，叫人窒闷、恐惧。我没有任何朋友。父亲不喜欢我这种游手好闲的样子，觉得我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去插队。我就当没听见，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走。1976年，是一个时代的真空，也是我人生的真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那确实是一段苦闷的日子，有时候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聊。旺盛的精力好像无从释放。我家那时住西城丰盛胡同，我骑着自行车30分钟就能到颐和园，颐和园那时候是北京人谈恋爱的好去处，我就跑去看人家谈恋爱，幻想着自己也有个女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在颐和园的小树林里捡到一个避孕套，我看着这个避孕套，觉得这东西简直太新奇了，似乎世界的一切、人生的命运都能融在这个小小的套子里。那时的世界真的是一种禅的境界，但是禅是有深意的，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如今，看着一份日报，上面的事情比那时候半年发生的事情都多。

为了逃避插队，我不得不找点事情做，搪塞父亲，于是很偶然地想到了画画。在当时，像我这种出身的，实在做不了什么。

我每天一大早出门，画街景，画行人，到中山公园画牡丹，到颐和园画小树林，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圆明园，那时候圆明园不是公园，是一片荒地。一天下来可能也看不到一个人。我经常独自呆在那里，一画就是一天。圆明园的气氛和我的心情很近，我喜欢那里的一切。记得有一次，我在圆明园写生的时候，看到一群外国人，铺着地毯，一边野餐，一边好像演着一部话剧。远远地听不到声音，只看到一个人站起来比划着说一通，另一个人又站起来同样比划着说一通。我一直看着，恍如隔世一般。

那时候有许多人知道父亲回北京了，都过来看父亲。美术界的张仃、学者杨羡义等都是家中的常客。我记得他们那时候在一块除了一起写写字、聊聊文化上的事就是议论一些社会上的小道消息。某某被平反了，某某要被放出来了。两三年里，这些东西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左右着全家的喜怒哀乐。当然，除了聊这些事情，还聊聊彼此小孩的情况。杨羡义那时候知道我在画画，于是送给我一本后期印象派的画册。里面有凡高、塞尚、高更等人的作品，这本书是外版的，开本很小但印刷得十分精美。这本小画册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圣经，甚至比圣经还要神圣，从此，那些死抱着传统观念的画家再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信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要找到这样一本介绍西方现代派的画册，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照着每幅作品临摹，后来参加星星画展的作品基本就是后期印象派的风格。

除了这本画册外，工艺美院的教授郑可是在绘画方面给我帮助最大的人。他那时也经常来我家找父亲，但与别人不同，他每次来必要看我的新画，如果看不到就很不高兴。为了这个，我一点也不敢偷懒，郑可看了我的画总是很鼓励，而且像老师一样细心指导。1978年恢复高考，北京电影学院是第一个开始招生的艺术院校。郑可把报名表拿给我，我就参加了考试，去考试的人大多是艺术院校的教师子弟，许多学生和监考老师很熟，我很顺利地考取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种幸运，但对我来说，从此每天更加度日如年。我像一个边缘人，与那个环境永远没法融合在一起。

●如果不是那段相识，也许便意味着错过那段历史

与振开的相识

我与“星星”，《今天》一直是一种很松散的关系。我没有参与他们的一系列组织活动，跟这之中许多成员的关系也比较一般。与这场运动结缘，是因为结识了赵振开（北岛）。记得有一天，华侨诗人蔡其矫带了一个年轻人来我家拜见父亲。蔡其矫主要写作情诗，因为那时候根本没人写情诗，所以很多年轻的诗人都尊他为老师。这个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军便装，脸色苍白，手里拿着一份手稿。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常见的400字的稿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自己的诗，没有一丝涂改的痕迹。他很尊敬地把手稿留给父亲，坐了一会就走了。这是我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我们那时候都很喜欢振开写的诗，比如那些现在耳熟能详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然，现在看这些诗句很幼稚，但在那时候，这些诗是很鼓舞人的。

于是后来，振开经常来我家。我们年纪相仿很快就熟了，他知道我在画画，也经常和我讨论美术。拿到那本印象派的小册子，我马上就借给他看，然后他又传给很多人看。等那本小册子还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上面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振开把大多数文章都翻译了。

就这样，我又结识了芒克等人。他们那时候经常在八一湖、圆明园或者樱桃沟举行露天的诗会。我也参加了好几次。那时候的聚会不像现在，一个电话就约定了。那时谁家也没有电话，都是骑着辆自行车，直接过去找。如果不在家，就等一会。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大家这样见面，总是感觉很亲切。

但是，说实话，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参加这种聚会。我不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长大的，所以总觉得和这些人在一起有一种隔阂。尽管是在一个像荒漠一样的时代，但仍然有那个时代的时尚。比如我们这个圈子那时候崇尚各种各样的洋玩意，崇尚交个漂亮女朋友。而且带着种文人气，有时候会叫我觉得有些不自在。振开的身上也有这种东西，记得有一次，他到北影找我，把我叫出来又不说话，我们推着车子走了很远很远，最后他才说他和谁谁在谈恋爱。这让我觉得有些别扭。不过，我与振开的关系自始至终是最好的。他的第一本诗集便请我为他绘制了封面。

也是通过振开，我结识了黄锐。1979年春的一天，他说要组织个画展，想叫我参加，我便同意了，然后送了一些作品过去。但是在画展开幕的时候，我和家人一起去了上海。游行也没有参加。当然，如果我在北京，大概也不会参加这种活动。我和他们不一样，在那时没有强烈的想要改造社会的欲望。

●当有这样一些年轻人追寻个性之时，时代的大多数在追寻着什么？

北影的日子：最黯淡的时光

在星星和《今天》这个圈子里，像我这样有机会上大学的也就两三个。在许多人的眼里我是幸运的。但是北影留给我的却只有苦闷，那段时光是我最黯淡的日子。每天，我奇怪地看着周围的人，一种恶心的感觉就涌上心头。我身边几乎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激动，他们沉浸在洋洋自得的喜悦中，无时无刻不流露着一种天之骄子的优越感。

我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与社会现实毫无关系的课程上，面对着枯燥的石膏像。而我的同学们却显得一个个精力旺盛，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后，便把那里面的画面画下来，还把这种东西当成一种时尚。看着这些人看着亚里士多德的石膏像我就感到愤怒，有一天，我趁人不注意把教室里的石膏像摔了个粉碎……

1981年出国前，在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外交官问我去美国做什么，我说去那里学习艺术，外交官又问我，你现在学什么的，我回答学动画的。他很吃惊地说，那你一定会去迪斯尼了？我说，是啊，我当然会去。于是，就这样，我踏上了去美国的留学路。

■链接

1979年9月27日，由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发起的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街心公园举行。展出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以西方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在大多数只见过正统国画、油画的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

展览在11月重新举办。次年，第二届星星美展吸引了8万名观众。受到全国关注。同时一些作品引发极大争议。1981年之后，“星星画展”主要成员则陆续出国。马德升、王克平至今仍定居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