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牙雕

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中国牙骨雕刻展现了繁荣华美的图画。尽管商代是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而称誉华夏文明史的，然而，商代的牙骨雕刻和玉器等也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如果把商代的青铜工艺的辉煌比作夜空中的月光，那么商代的牙骨雕和玉器等工艺就是星光，青铜工艺与牙骨雕等工艺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的文明篇章。

商代遗址出土的牙骨雕制品很多，光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牙象雕制品就有象牙杯、象牙碟、象牙鹗尊、雕花象牙梳，还有数以百计的用于镶嵌的象牙饰片等。1976年,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1928件精美器物,其中牙骨雕制品就达567件,这些牙骨雕刻品中,艺术品、装饰品占90%以上。与新石器时代的牙雕相比，商代牙雕更注重雕刻技艺的运用，其雕刻风格与同期的玉雕基本相似，浅浮雕应用广泛，多层次的高浮雕很少见有，当时流行的牙雕工艺，主纹用浅浮雕表现，再略作减处理，然后填以绿松石、孔雀石或蚌片，以加强色彩的艳丽，产生对比效应。如：妇好墓出土的两件象牙杯。一为夔鋬杯一对，高分别为30.5厘米和30.3厘米，口径11.3厘米和12.5厘米。杯身用象牙根段制成。象牙根段三为空心，因材造器，巧具匠心。杯形似觚，侈口薄唇，腰部内束。杯右侧的鋬亦用象牙制成。杯身右侧靠近口、底的地方，凿两个上下对称的小圆孔。杯身外刻有精细的饕餮纹、夔鋬龙纹和鸟纹，纹饰的门、眼、眉、鼻均嵌有绿松石，采用了镂刻、彩绘、染色等工序。彩绘花纹的颜色有棕、红二色，与雕刻的纹饰比较吻合。正由于这样，商代牙雕比过去的作品要精美的多，这是艺术走向成熟的一种反映。另一件是带流虎形鋬象牙杯，高42厘米，直径10.6-11.2厘米，是较大的一件象牙杯。从造型上看像青铜器的象牙复制品，上面镂刻浮雕兽面纹和云雷纹，还镶嵌了很多绿松石，如此精美的象牙制品，可代表商代的牙雕技艺。

殷商时期，统治者推崇青铜器，用以祭祀和饮宴，要求做得大、做得有气势，而玉器和牙骨器的制作受天然材料体积的局限，难以制造大型器物。因此，青铜便成为制造礼仪、祭祀和饮宴用具等大型器物的主要材料，而玉石、牙骨器便成为一般小型玩物及装饰佩带用的工艺品。《史记·宋微子世家》就记载：“纣始为象箸。”由于商代的玉器和牙骨器功用相同，两者在造型与风格上便十分接近。虽然商代的牙骨器与青铜器因为形体上和功能上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造型，但是在装饰风格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现象也可以说是商代工艺美术的一个特色。当时牙骨器制作的工序大概包括选材、裁材、成形、磨光等。现存世的商代较精致的牙骨器，工序还有镂刻、彩绘、染色、镶嵌绿松石或蚌贝等。彩绘花纹的颜色有棕、红二色，与雕刻纹饰一致，但因为彩绘容易脱落不易保存，所以存世的标本并不多见。

商代牙雕器的纹饰与当时青铜器上的纹样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狰狞的饕餮纹，神异化的龙形纹饰，都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些时代特征。青铜器作为礼器，商代巫觋用以“通天地”。因此，玉器、牙角器信效青铜器的上述纹样，其实也都与商代流行的崇迷信、崇鬼神的宗教意识有关，它不公透出一种神秘的威力，而且还具有象征“协上下”、“承天运”的祥瑞意义。今天，我们从安阳市殷越妇墓出土的夔龙鋬象牙杯和虎形鋬象牙杯上，就能见到这样的雕镂精细的图案。夔龙鋬象牙杯身通体雕刻精细繁缛的花纹，由杯口至切地处，形成4个花纹段：第一段为口下部，刻有三组饕餮纹，其眉、眼、鼻处，均嵌绿松石；第二段为颈部，也是三组饕餮纹，眼、鼻、口嵌绿松石，在口下则雕大三角纹，口两侧刻对称的倒夔纹；第三段为腹部，刻变形夔纹，眼以绿松石镶出；第四段近切地处，同样饰有三组饕餮纹，目字形眼，大鼻翘目，口均向下，眉、眼、鼻、口外均嵌绿松石。除此之处，纹饰区段之间，还用绿松石镶嵌出一道或三道界线。象牙杯的鋬部，呈夔龙状，头冲上，宽尾下垂。鋬上端两面雕鸟形纹，勾喙短冠，眼镶绿松石。鋬背中部雕一兽面，其下又雕一突起的兽头，双角上竖，口、眼、眉镶绿松石。而虎形鋬象牙杯，杯身呈筒状，亦通体雕刻饕餮纹、鸟纹和夔纹，并衬以雷纹地，上下两层雕刻。它的敞流处侈，鋬上则雕虎纹。尽管商代的青铜器纹饰和牙雕器纹饰多有雷同，但若仔细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牙雕器上的神兽，一般都不张口，口下也没有人的形象。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商人用以避邪求吉的神兽纹样。商代盛行饕餮、虎、夔龙纹饰的牙雕，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这样一来，纹饰不仅仅是殷人审美意识的表现，也是他们生活愿望的折射，注入了人文意义。

在赞叹古人艺术创造力之余我们不妨作如是推测：商代一定有了专门制作象牙雕刻的人员。因为如此复杂而细致的工艺，不是专业技术人员是很难胜任的。这一推测也得到考古发掘成果的证实。在河南郑州紫荆山及殷墟小屯北辛庄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商代制作牙骨的作坊，里面不仅有很多牙、骨器，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半成品和示经加工的牙料和骨料。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制牙骨器用的砺石和青铜质雕刻工具等，这些工具能对牙骨进行更为细致的加工，是创造出更具艺术风采的牙骨雕佳作的前提条件。

商代的牙雕和骨雕之间，两者工艺上没有明显的区分。商代手工作坊遗址中存在的骨料和牙料堆放在一起的情况，说明两者是在同一作坊制作的，牙雕和骨雕互相影响、渗透，艺术风格和题材亦有颇多相同之处。商代骨雕品种极多，除了骨雕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之处，还有许多装饰品和艺术品，是中国古代骨雕黄金时代，即使是生活用品，亦带艺术性，如小刻刀、勺、梳、发笄等在其柄端或器身刻有各种花纹，甚至把它雕成动物造型。再往前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我们惊奇地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象牙筒与同出的骨雕筒，亦有相似者。在牙雕的早期发展阶段，牙雕与骨雕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一对姊妹艺术，互相影响渗透。只是到了后来，象牙雕刻才脱颖而出，远远超出骨雕而独立发展。

当然，商代牙雕盛行还有赖地它的制作材料比较丰足。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象”字，并有捕获大象的记录。安阳殷越还曾发现商代的象骨。这说明四千多年前，中国江汉平原北部的山林地区有大象类生物出没其间，约一千年后的商代，这种生物仍然存在。商代之所以盛行象牙雕，恰恰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生存很多大象群，有丰足的牙雕原材料。

中国的牙雕业发展到西周时，已从骨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它的内部分工比较严谨，各个作坊大量制作单一品种，且多以生活器具为主，尤以牙骨笄为多。在工艺技巧上，周代与商代分别不大，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部分出土的圆锥形笄，圆度精确，弧形规正，故有人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手摇加工“车床”。西周牙骨雕的风格与商代不一样，商代的华丽繁密，西周牙骨雕则凝厚结实、简朴典重，它的圆雕器物注重立体感，浮雕器物层次变化比较复杂。据《周礼·太宰》记载：周代的手工业被称为“八材”—珠、象、玉、石、金、革、羽，其中“象”就是象牙雕刻工艺，象牙雕刻及把象牙加工成器称“磋”。各个诸候国向周天子进贡时，象牙就是主要的贡品之一。鲁国的诗歌就有“准夷”贡“元龟象齿”的记载。周天子要诸候国进贡象外，目的也只是为了制作玩赏工艺品。周代的牙雕主要作为饰品装饰在战车、家具、王室贵族的乘舆以及精美的文房用具上，象牙饰品上雕刻的纹饰有三角纹、云雷纹、几何纹等，大都沿袭商代的风格。西周的牙雕作品遗甚少，今日所能见到的也属凤毛麟角。象牙梳作为生活用具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出现，山东地区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区域。到了东周时代，使用牙梳的传统依然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考古家在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东周墓中，曾发现一件牙梳；山东莱芜西上崮战国墓中，亦出土两件牙梳，其形制和装饰与曲阜鲁国墓中出土的一件相似，这类梳柄上有鸟纹的牙梳，很可能是山东地区牙梳的特色。

秦汉时期的牙雕

到秦、汉时，由于长时间的大量捕杀心以及气候变冷，黄河、长江流域的犀牛、大象，已经不可能在野外生存，其分布范围也迅速减到西南地区。中国古代犀角雕、象牙雕，由于原材料逐趋短缺，作品聚减，以至于变成当时达官贵人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这样，秦汉时期牙骨雕刻行业的维系与发展，它的方式也从“就地取材”，转换到“外出觅材，精工雕作”上，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给自足的丰华在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整个中国牙雕发展历史看，这一转换期从秦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之前。其间，它的繁荣、衰落，它的变化、进取，都与当时的国势密切相关，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这一时期的牙骨雕制品，就仅仅是汉代的器物。

西汉以来，广州（番禺）与南洋的海上贸易逐趋频繁。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当时粤地从南洋进口的货物，“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珍珠）、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近二十年来有象牙、犀角器物及陶、木模型。1984年在广州市象岗开掘汉肛南越王墓时，从墓中藏宝物的西耳室中，就清理出５枚原支的大象牙，经考证研究，断定为非洲象牙。这说明汉代象牙的来源，除东南亚、印度之外，还来自非洲。

汉代的象牙雕刻已成为牙雕主流，其他的兽骨、兽牙雕刻则降为附属。作品的纹饰可划分成三类：一是器面光素无纹的，如牙勺、牙碗等；二是采用阴纹线刻或浅浮雕的表现手法，运刀柔美流畅，线条细如游丝，动感极强，题材则多取自于现实生活，即使有神兽形象出现，也趋于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诡秘的图案，表现简单明了，且多加菱形边饰；三是摹仿玉器雕刻，常见的有几何纹、圈点纹。圈点纹出自白玉雕中的蒲纹、谷纹，特点是圆圈中心有小点。

汉代牙雕以线刻、浅浮雕为主，但也有个别作品采用深浮雕、镂雕手法，造型别致生动，如“鸡心佩”、“螭心佩”等。《西京杂记》还有汉武帝“以象牙簟赐给李夫人”的记载。簟，铺垫用的席子。这种象牙簟，据明人祝京兆《野记》介绍，系用象牙丝编织而成，“凡象牙齿中悉是逐条纵攒于内，用法煮软，牙逐条抽出之，柔韧如线，以织为席”，席面平整光滑，纹理细密均匀，且柔软舒适，收卷自如，是当时的重要贡品。汉末，《魏书·韩务传》也有“韩务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的记录。

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传世的牙器－王玄象牙签。象牙签通高２３毫米，宽１３毫米。象牙签被浸成淡绿色，旁边有赭斑，莹润如玉。两边刻有隶书体字，记载了王玄避世隐居的故事。经著名学者唐兰先生鉴定，其属同汉代竹简有关的象牙签。在发明造纸以前，简是人们进行书写的主要材料，签是当时人们系在简册上用以区分的标志。根据史料记载：“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库皆钿青牙轴、蓝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钿紫檀轴、紫缥带、碧牙签；集库皆钿绿牙轴、朱缥带、白牙签，以分别之。“这件象牙签作品磨制精细，似玉非玉，文字清晰，雕刻质朴，极具汉代牙雕风格。

汉代的象牙雕不能就地取材，海外贸易也刚刚开始，牙角的进口量又极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取得长足进步，应该归功于汉代艺匠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实在在的努力。这也说明，艺术往往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它的发展有时并不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转移。

隋唐宋元时期的牙雕

唐代继隋统一中国后，经过“贞观之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头突飞猛进，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当时政治强大，经济繁荣，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上，也非常频繁活跃。据史书记载，唐朝与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地区，如印度、泰国、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在艺术和宗教文化上往来很多，当地盛产的象牙、犀角和珠宝，时有进口，数量、质量也比较可观。这样，唐代牙雕业的发展便有了比较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外艺术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当时牙雕艺术的繁荣和表现题材的开拓。

唐代牙雕艺术繁荣，但当时能享受它的，非上层统治价层莫属。这些艺术品往往也是特权的一种象征。引《旧唐书·舆服志》有“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记载．笏，古代官员朝见时手中所持的狭长板子，又叫“手板”，是用以指画或记事的。执笏朝见，始于周朝。到了唐时，五品以下的官员都能持象牙笏，当时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据《大唐六典·尚署令》记载，唐代朝廷还常在每年二月二日中和节，以镂刻十分精美的牙尺或木画紫檀尺赐王公大臣。这咱牙尺从形式上看，像是古代量长度的器具，实际上是皇帝用以恩宠近臣，示信示戒的。汉唐时，朝廷诏书写在一尺长的木板上，称“诏板”，又称“尺一”。唐代朝廷用象牙、紫檀这样珍贵的进口材料，由艺匠们雕镂而成，作为礼物，而且选择中和节那天赐予近臣，也自然会感受到是皇上对自己的器重。当年白居易有诗《谢中和节赐尺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

唐代牙尺，后人多称之“拨镂牙尺”。所谓“拨镂”，指施以雕镂之外，多先行染色之法，《正仓院考古记》载曰：其法“以象牙染成红、绿诸色，表面镌以花纹。所染诸色，层层现出，或更有于上再傅它色者”。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所创的牙雕工艺。

唐代拨镂牙尺，现在上海博物馆珍藏了１支，日本的奈良正仓院珍藏１０支：“红牙拨镂尺”６支，“绿牙拨镂尺”、白牙尺各２支，均由当年日本遣唐使或唐朝使者从中国带去。

象牙、犀角雕件不仅盛行于唐代上层官僚中，同时也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和富贵人家。《朝野佥载》中就有“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书”的记载。《图画见闻志》也有关于德宗年间“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笔管，上刻《从军行》，字画精绝，似非人工，必向光明处方可辨之”的介绍，惜无遗物传于今。

甘肃省安西的榆林石窟，至今保存完好的一尊唐代象牙菩萨像，外形为骑象的普贤菩萨，手捧宝塔，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踏俱全，装饰美观。这尊菩萨像，用一块高８０厘米，宽８.7厘米的象牙雕刻而成，又可一分为二，变为两片，内刻５４个不同的佛传图，表现的人物有279个，车马12驾，均栩栩如生，形态各异，令人叹为观止。现今存世的唐代牙雕，最精美、品种最丰富和数量最多的，要算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收藏。这批存世的象牙品，可以补出土资料的阙，也为研究唐代牙雕的发展和鉴别，提供了极其珍贵、可靠的标本。

纵观中国牙雕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唐代开始它又复苏、兴旺起来，唐代牙雕艺术特别是它的浅雕、精镂和细刻，为明清时期的象牙细刻、象牙平面微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中国再次呈现民族统一的局面。因此，在经济繁荣、国力比较强盛的形势下，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创作题材适应城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便成为宋元手工艺品的一大时代特征。

宋代象牙雕刻已有相当规模,皇室、官府设有专门从事象牙雕刻的作坊。赵宋朝廷还专门设置规模宏大的皇家工艺品作坊—文思院。在文思院所属“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为显目，更受垂青。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的战乱，牙雕作品无一件传留下来，所以，对宋代牙雕艺术的了解就非常困难。今天我们只是从文献中知道，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装饰化的倾向；我们从同时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亦能领略这种风貌，因为牙雕、玉雕从来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着。宋元时期的牙雕材料，多依赖于进口。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次就从外国进口象牙7795斤。

宋代牙雕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或者说它的工艺水平突飞猛进，其标志就是“鬼工球”的发明。“鬼工球”即透雕象牙套球，因为它怎么被雕镂成这个样子，让很多人匪夷所思，说“鬼斧神工”也不为过。“鬼工球”的外观为一个球体，表面刻镂各式浮雕花纹，球内则有大小数层空心球连续套成，且所套的每一层球里外都镂刻精美繁复的纹饰，显得活泼流畅，玲珑空透。这种“鬼工球”，早在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珍宝论》中，就有披露：“尝有象牙圆球一个，中直通一窍，内车二重，皆可转动，谓之‘鬼工球’或云宋院作者。”

由此可知“鬼工球”乃宋代内院，即“文思院”所作，它的内外有三层。据我们所知，这咱牙雕绝活后来一直还在发展，到清末竟发展到能雕内外50余层。

到了元代，统治者虽然轻视文人，导致“十儒九丐”，但对工艺却很重视。立国不久即“籍人匠42万，立局院七十余所”（《秋涧文集》），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出现官办、民办两种，牙雕业就在这种态势下维持和发展着。

目前民间流传的元代牙雕，如牙雕带扣，采用多向打孔的镂钻工艺，因此，器件上的图纹，能于三维空间展示多层次的变化，所现花草禽兽纹饰栩栩如生，它与宋代“鬼工球”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元代牙雕带扣的两个搭襻，分别雕有《春水》《秋山》图案反映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春天放鹘捕鱼、秋天射虎杀鹿的狩猎生活场面。它与玉雕中的“春水玉”、“秋山玉”的区别，仅在于材质不同。它们都是分上下两层镂雕，创立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花下压花”的立体图案。元代牙雕工艺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明代的牙雕

    明代牙雕在元代牙雕的基础上吸收了竹、木、犀、石、砖的雕刻工艺特色，在北京和长江下游、东南沿海等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明永乐和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开通了中国和海外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增强了与南洋和印度洋沿岸诸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促使市民文化和市民审美意识逐渐生长，在文人雅士中兴起一股书房案几上陈设清供珍玩的风气，以金、玉、石、竹、木、牙角等材料雕刻成的小件文玩遂成为文人雅士所钟情之物。不少人不仅收藏、品玩牙雕，甚至还亲自参与文玩的设计，一批批立意清新、格调高雅作品问世，形成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一脉相承的抒发个性、富有独创精神的牙雕工艺风格和流派。其次，皇室在官府设置专门的制作竹木牙角雕等工艺品的机构，从民间网罗当时著名的工艺高手入宫，制作符合皇室口味的工艺美术品，使之形成体现皇家风范的或具有皇家这气的宫廷艺术风格流派。再次，明末清初，大批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在传统宗教与商业往来的同时，也带进了西文文化，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中国艺匠们对西文古典主义美术的了解。在中古美术的比较和借鉴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吸收西洋艺术成果的牙雕作品，如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广东地区，广州牙雕中就有一些属于这种类型的牙雕。

     据文献的记载和实物的遗存，明代的象牙雕刻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以洪武到弘治为前期（1368-1505），自正德至崇祯（1506-1644）为后期。前期的牙雕在宋元牙雕的基础上缓慢发展，其象牙来自广西、云南及交趾、安南和西亚、东南亚地区，传世的牙雕绝大部分是由皇家御用监造办。后期的牙雕是以东南沿海大城市为基地发展起来的，这时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福州、漳州、广州等大城市和商埠，其雕刻工艺与镶嵌工艺空前的兴隆。
    明代前期的宫廷牙雕作品，精工细腻，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绘画笔意，着色填彩都有一定的章法。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明前期宫廷象牙器，如象牙蟠龙笔架、象牙法轮、雕牙荔枝螭纹方盒以及牙笏等，都是一些精品。这时，广东沿海城市的雕工匠，也借天时、地利条件，发展牙雕工艺，著名的作品有“鬼工还需”（象牙镂雕球）等；江南苏州一带，历来是工艺美术发达地区，随着城市经济繁荣，牙雕工艺也精益求精。但在质量、数量上，民间牙雕器与宫廷牙雕器无法相比。

明代中叶起，竹、木、牙骨、犀角等类雕刻艺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象牙雕刻工艺比以前任何时期的发展都更为迅速。在小型的象牙摆件中，形制奇特、雕镂精美的雅玩屡见不鲜。特别是一些文人雅士为了平衡精神生活，也涉足了工艺雕刻的领域，并直接投身于竹木牙雕，创造了具有书卷气息的雕刻艺术品。他们还经常搜集一些小件雕刻器物摆在几案上与文房四宝一起作为清供，把玩、观赏。在雕刻制作的过程中他们相互借鉴，标新立异，将当时的象牙雕刻艺术推向了高潮，形成了一派新的风尚。此后，牙雕艺术开始在民间扎根。可以说这个时期是牙雕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福州的牙雕工艺在此背景下发展非常迅速。现存世的明代早中期象牙雕刻，尤以人物为著，大多均产自福州一线。主要作品要属独立雕刻的人物，有老翁、仕女、士大夫，仙佛中的观音、寿星、弥陀、魁星、罗汉、八仙等等；外国人物有修女、圣母等。这些人物的产地，可参照文献进行研究。据崇祯元年（1628）〈漳州府志〉所载：漳州人以舶来象牙制仙人像，惟供玩赏，其耳目肢体均生动逼真，海澄所造尤为精工。人物的刀法简练而生动，圆润自然，衣饰中的花纹带有装饰性，人物的动态借助牙料的自然弯曲随形雕刻，构思新奇，面部的刻划重在传神。从遗存实物的艺术渊源来探究，它们与福建沿海等城市所生产的铜铁铸造像，和与当时福建的著名工艺美术家何朝宗（德化瓷塑），石叟（铜铸）的艺术作风也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明肛后期的牙雕人物类、神佛类应是以福建的雕刻为主。这是因为明代福建的福州、莆田、德化、惠安、泉州、漳州都是石、木雕刻和瓷塑的产地。尤其是福州和漳州凭借海外贸易，输入象牙之便促进了牙雕工艺获得了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象牙献词的独特面貌，同时也成了清肛牙雕赖以继续发展的立足点。

总体看来，明代牙雕主要有供陈设观赏的圆雕人物、文房用具和一些盒碗之类的实用性器物，其中，尤圆雕人物成就最大。圆雕人物中又以佛教人物像最常见。宋代以来，大型石窟寺开凿和佛造像之风已衰落。但明代兴佛之风依然不减，佛教寺庙中的佛造像以及小型单体佛教人物的雕刻品不断涌现，包括牙雕在内的各种小型佛教人物进入千家万户寻常人家中。我们知道佛教人物造像都有严格的造像仪规，从头部五官的比例到身体各部位与头部的比例，都有一定的尺寸关系，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著名大石窟中，佛像的头部比例都较大，但因为朝拜者在下，距佛像台座近，而较佛像头部远，故视觉上不觉得佛像头部特别大。牙雕佛像由于是供奉在案几上的，一般高约20厘米，不存在视觉差的问题，因此牙雕艺匠们对佛教人物头部与身体的比例略作修整，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模特，塑造出美的形象，使佛教人物更贴近世俗，给人以亲切之感。

在现存的明代牙雕刻品实物中，还有不少明代官方制作和发放的具有实际凭证性质的牙牌等。明代牙牌是朝官进入朝廷的通行凭证，牙牌上刻有官职和姓名，上刻“东司房锦字捌拾捌号关防”，背面刻“缉事旗尉悬带此牌，不许借失，违者治罪”。“崇祯壬午年造”。明制规定，明朝官吏所佩的牙腰牌，根据不同等级、不同身份，规定不同开制、不同质地的牙牌，不得借越。这类明代牙牌与陈设性玩赏性牙雕比较起来，实用性强，艺术性都差远了，但是却更具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在今天仍具有收藏价值。

纵观明代牙雕，它的前期发展比较缓慢，中后期发展较快，以致于国中上下，官办、民办都出现了一派繁荣、兴盛局面。